利比亚的革命民族主义是塑造利比亚民族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力量。它曾以激昂的革命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武装斗争,赶走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实现了利比亚的独立梦。卡扎菲夺取政权后,利比亚经历了由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同时,卡扎菲又在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对利比亚进行了社会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具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再加上缺乏适宜的内外环境,卡扎菲在利比亚推行的现代化实验大都成为空洞的政治宣传,无法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在国际上则陷入备受孤立的窘境。
基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与困难,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卡扎菲的治国策略和对外政策出现改弦更张的新变化。1987年和1988年,利比亚释放了许多政治犯。卡扎菲还亲自与政敌和解,扩大政权的支持基础。1988年5月,利比亚革命法院被人民法院所代替。1989年3月,利比亚成立了司法部,完善法律审理程序。同时,利比亚努力同非洲国家缓和关系,先后与乌干达、乍得、突尼斯和埃及化干戈为玉帛,积极在埃及与苏丹之间斡旋,调解二者的矛盾冲突。1999年,国际社会解除对利比亚在某些领域的制裁,欧洲国家的投资商将注意力投向的黎波里地区。在2000、2001、2002年,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将利比亚列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巨大的石油开发潜力与前景吸引着各国投资商的眼球。与此同时,利比亚石油设施老化,需要更多的资金实现设备的更新换代。2003年,利比亚日出口原油150万桶,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试图在未来10年将石油生产维持在每天300万桶,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投入中长期资金100亿—300亿美元。[1]此外,利比亚急需外国专家与技术人员扩大油田的生产能力。
伊拉克战争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美国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利比亚开始由以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到逐步朝着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方向转换。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做出向美国和西方妥协的姿态。
1999年,利比亚开始与英国改善关系。2002年,英国外交部长访问利比亚,他成为19年来第一位访问利比亚的英国外长。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抵达的黎波里与卡扎菲会谈。4月,卡扎菲访问欧洲,为彻底结束孤立局面、重返国际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2000年美国官员承认利比亚已经远离恐怖行为,美国近东事务助理秘书长罗纳德·诺曼(Ronald Neumann)认为,利比亚与恐怖主义断绝关系“决不是表面作秀,而是严肃的决定”。[2]9·11事件后,卡扎菲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认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是自卫行为,称塔利班是“无神论政治伊斯兰的推动者”(Godless promoter of political Islam)。[3]2003年8月,利比亚政府表示愿意承担在洛克比爆炸中所负的责任,并同意支付27亿美元来作为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属的赔偿。[4]2003年12月20日,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随之解除禁止美国公民到利比亚旅游的禁令。2004年3月,利比亚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一系列行动受到广泛好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说:“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应该往前走,我们接受利比亚返回国际社会符合我们的利益。” [5]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放宽对利比亚长达18年的经济制裁,包括终止执行《达马托法》的有关条款,从而使两国关系逐步向实现正常化迈进。2004年6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的黎波里,美国商业助理威廉姆·兰斯宣布第一批货物已经到达美国。兰斯证实利比亚正在考虑从美国波音公司购买飞机,这表明长达20年的经济孤立结束。美国赞扬利比亚是西方官员“杰出的合作者”,并宣布这种突破性合作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和平场地。白宫发言人说:“通过这次行动,利比亚为其他国家确立了一个标准,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都能够效仿。”[6] 2006年5月15日,美国全面恢复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随着利比亚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利比亚重新回到国际政治舞台。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7]根据上述观点来分析利比亚的革命民族主义可以使人们做出如下判断:
首先,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革命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力相结合所形成的权威主义,迟滞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卡扎菲执政后确立的个人权威及专断政策使其在国内外树敌众多。在国内,他对军队实施恐怖清洗,对商人和社会其他阶层进行强制性改造,这使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成为卡扎菲的反对派。在国外,他支持恐怖主义,被西方称为“恐怖公司”的老板,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制裁。在国际社会多年的制裁下,利比亚国内石油收入锐减,经济萧条,对外资吸纳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严重受阻。
其次,革命民族主义所承担的政治动员和国家整合两大历史使命随着利比亚的独立已基本完成。它的另一任务便是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富国强民。但利比亚长期关注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利比亚的社会改造,并将其置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之下,同时经济发展也要服从政治考虑,造成利比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很难沿着符合自身规律的政治轨迹前进。
最后,革命民族主义所寻求的文化认同内涵赶不上时代潮流。由于缺乏系统、稳定和被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逐渐由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转变为褊狭、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多年,其强人政治的魅力已逐渐消失,“革命民族主义”历史诉求在新一代年轻人中没有得到认同。1969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利比亚年轻人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思想开放,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足够空间,厌倦于利比亚的社会结构。[8]阿拉伯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冷漠态度使卡扎菲感到孤立。同时,它也使卡扎菲谋求阿拉伯统一的宏愿化为昨日黄花。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利比亚被迫在反思中寻求新的突破与出路。1999年后,卡扎菲之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亮相政治舞台,其所作所为已经表现出与乃父不同的执政风格与理念。
2005年1月,卡扎菲的儿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在达沃斯会议上宣布了一项包括利比亚经济等领域内的改革项目。他说:“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利比亚将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9]他的发言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利比亚将超越以前的革命民族主义,构建一种与众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利比亚超越革命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系统工程,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层面。
(一) 加速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国投资
对外贸易在利比亚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利比亚有吸纳外国资本的广阔市场。利比亚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后,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石油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外国资本在资金、设备、技术与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利比亚“九一”革命后,对外贸易的原则是运用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产品。利比亚对外贸易基本上是由国家通过国营外贸公司进行控制,进口贸易实行计划和许可证双重管理的制度。对外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一般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由利比亚占有50%以上的股份。外国公司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国际航空、石油地质勘探、水库建设等16个商业领域。1989年前,进出口贸易完全由几十家国营外贸公司垄断。1989年后,对外贸易向私商开放,私人可以成立进出口股份公司经营外贸业务。
1987年3月,利比亚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但随后国际社会的制裁,造成这一政策被搁置。2002年1月,利比亚再次宣布实行开放经济政策,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利比亚。为此,利比亚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统一本国多层次的国家汇率(官方和黑市),以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一致。利比亚还利用货币贬值和关税降低50%,吸引外商投资。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政府渴望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来开发本国油气资源。卡扎菲曾在2003年6月份宣布对利比亚的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利比亚政府允许外资直接进入 50多家石油化工、钢铁、化肥、农业等领域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国有公司。利比亚尤其欢迎外资进入石油领域,因为这一领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外国公司的先进经验。利比亚政府已列出361家改制企业的名单,他们的所有制改革进程从2004年1月份开始,分三个阶段在一年内完成。其中241家小型企业拍卖给本企业职工,其余中型企业则采取公开拍卖。至于大型企业,则在最后阶段由外资收购。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政府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的程度,最大限度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这是自1969年卡扎菲当政以来,利比亚首次允许外国资本直接进入利比亚的国有企业。
经济模式的转型为利比亚吸引外资提供了制度保证。卡扎菲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打算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经济,甚至谈到石油和天然气财产私有化问题。2004年初,美国授权公司开始在利比亚进行投资。随后,美国商业代表团15人到利比亚访问。2004年3月份,壳牌石油公司和利比亚国有石油公司签署合同,后者控制利比亚石油产量的50%以上。7月初,美国公司和利比亚宣布达成第一项石油交易。此外,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公司也在利比亚积极活动。利比亚的天然气开发前景潜力巨大。45亿美元的利比亚天然气项目工程已经启动,天然气出口到意大利然后经过管道通往法国。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马克·R.帕里斯在7月30日到8月2日访问利比亚期间说:“管理国家的许多人都受过美国教育,他们说一口美国腔英语。很明显,他们很乐意与美国人重新打交道。他们很想恢复利比亚与美国的石油联系和商业贸易。” [10]
旅游收入也是利比亚吸引外资的部门。利比亚旅游业有很大的潜能,舒适温暖的气候是许多欧洲人旅游度假的向往之地。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司对利比亚投资兴浓,一些美国公司随着美利关系的正常化而进入利比亚投资。2003年,国际社会组成了一个赴利比亚的旅游团,这次旅行由非洲合作委员会发起。这是一个非赢利的贸易社团,包括美国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帕里斯就任非洲合作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谈到自己到利比亚的感受时说,自己并不感觉到这里是在一个被外界称为“警察国家”的混乱社会。利比亚悠久的历史还具有极大潜在的考古价值,特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拥有几十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制裁解除后,利比亚旅游人数迅速增加,“已从1995年的85000人增加到2001年的190000人”[11]。
(二) 经济发展模式从公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
在意识形态领域,国有化以及反对外国公司来利比亚投资的观念已被彻底放弃。2003年,卡扎菲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原则做出重大变革,他宣布公有部门已失败,将坚持国家石油资产的私有化。[12]此后,利比亚为公有化到私有化的转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卡扎菲《绿皮书》的经济指导思想与原则是限制私有经济,防止出现剥削。卡扎菲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只能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超过这个限度的各种活动形式就是剥削,是不能允许的。[13]按照上述思想,利比亚的商业体系主体是国有企业,包括工业公司、进出口公司、“人民市场”、消费者合作社,少数从事零售业的个体商贩。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商品紧缺,政府对私有经济的限制逐渐放宽,允许在某些城市郊外建立集贸市场。
利比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了私有化经济改革,放宽对私有经济的限制,使私人企业与个体经济进入国家经济领域。1987年后,利比亚政府将国营中小型企业转变成伙伴合作关系的伙伴企业,同时出售国有资产改变国营企业的性质,在制造业、零售业等领域允许私人经营,允许私有经济成分存在。1998年,面对油价下跌的经济困境,利比亚政府允许除石油与大型企业外的所有企业变为伙伴企业或私人股份有限公司,鼓励发展出口创汇型企业,放宽进出口限制。2002年,利比亚政府允许外国银行在利比亚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办合资银行,也允许本国银行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融入世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利比亚政府鼓励公职人员辞职经商,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领域项目的投资。
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灵活务实的外交使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封锁政策有所松动。卡扎菲宣布要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将国家引入世界经济轨道。对内建立证券交易所,发展资本市场,减少开支,加入世贸以及实行私有化等。在2000—2005年的计划中,国家拨出350亿美元作为项目投资,并改善利比亚基础建设,为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14]对外,卡扎菲纠正了“国有化”过程中极“左”的措施,采取渐进的开放政策。这一做法日见成效,美国两大石油公司——“绿洲公司”和“西方公司”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许可,准备进军利比亚。
2004年8月,利比亚政府破天荒第一次招标开发15个海上油田,120个公司竞标,大多数是欧美石油公司。2005年1月,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勘探部公布结果:除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Sonatrach)、印度国家石油公司等外,11个项目都归属美国公司。利比亚政府提出的竞标条件十分苛刻。中标公司须先预付1.3亿美元的勘探费,另外再投入3亿美元开发费。勘探成功的公司在未来的生产利润中分享10.8%—38.9%的份额,其余的归属政府。[15]
利比亚政府正在大规模地吸引外国公司投资,并将石油和天然气所创造的收入投资其他部门。
(三) 改革派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伊拉克战争以后,卡扎菲实行的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民众的认同。为了加速私有化项目,2003年6月,总理穆巴拉克·阿卜杜拉·萨米赫被前经济和贸易部长加尼姆替换。后者说:“利比亚的经济模式已经改变——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在这里任职的原因。我们正努力使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外交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萨卡姆认为:“公有部门已经完成了其建立工业、房地产业和电力企业的使命。但是,官僚机构和劳动力的过分膨胀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私有化的好处。” [16]2006年3月5日晚,总人民大会决定,总人民委员会秘书(总理)舒克里·加尼姆改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主席,助理秘书(副总理)巴格达迪·马哈姆迪任利政府新任总理。加尼姆曾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是一位石油专家,一直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代表,也是力主利比亚重返国际社会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联合国在2003年9月解除对利比亚制裁后,正是在加尼姆的积极推动下,利比亚迅速扩大对石油领域的投入,进行了几轮石油区块招标,西方跨国公司纷纷重返利比亚。加尼姆深得卡扎菲的信任,也得到国外企业的信任。当政后,加尼姆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包括实行国企私有化改革、免除进口商品关税、开放投资领域、改革国家补贴制度等等。改革给利比亚社会带来了新变化。虽然多数利比亚百姓抱怨改革步伐还比较缓慢,但对改革带来的初步成效颇感欣慰。加尼姆出任国家石油公司一职,意味着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决策授权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利比亚高层表示开放和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改革的内容还将继续深化。
自2003年9月解除制裁以来,利比亚恰逢国际油价走高之际,石油收入大幅增加,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2004年和2005年,利比亚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利比亚政府取消除烟草和汽车等奢侈商品外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放开私人经商的领域。2005年,利比亚有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和第一家大型仓储式超市,超市里的商品大都来自欧盟国家。随着利比亚与美国和欧盟关系的改善,在利比亚的西方人也越来越多,仅欧盟国家在利比亚工作的专家就有2万多人。人们在的黎波里街头再也感受不到受制裁期间的萧条,一些革命式的口号已让位于商业性的广告宣传。在利比亚近600万人口中,手机用户已达120万。
利比亚人对国内的改革普遍持支持态度,但对利美关系的改善却有不同的看法。利比亚外长说,利美双方互有所求,美国需要石油,利比亚需要美国公司的技术与设备,以提高石油产量,这一点彼此都心知肚明。很多利比亚普通百姓也有同感,认为利美双方在互不信任中相互利用。利比亚民众还对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利比亚和受制裁的艰难岁月记忆犹新,对美国当年的做法义愤填膺。尽管如此,利比亚坚持对外开放的总趋势已不大可能逆转。
[1]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75.
[2] Ronald E.Neumann, “Libya: A US Policy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Policy, February 2, 2000, pp.142—145.
[3] EIU,Country Report: Libya, London ,January 2002, p.12. in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180.
[4] Larry Luxner, Libya: “Game on”,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2004,p.36.
[5]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40.
[6] Neil Ford, “Libya and now for the Oil”, The Middle East, August/September 2004, p.40.
[7] 田文林:《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
[8]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p.177.
[9]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p.189.
[10] Larry Luxner, Libya: Game on. p.37.
[11]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57.
[12] Neil Ford, “Libya and Now for the Oil”, The Middle East, August/September 2004,pp.40—42.
[13] 潘蓓英:《列国志·利比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14] Neil Ford, Libya: “Diversifying Success”, The Middle East, May 2003, p.50.
[15]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89.
[16] Neil Ford, “Libya Edges Back into the Fold”,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2003,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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