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启动，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内源性现代化，即靠社会自身原始现代化因素的积累和创新形成的现代化，以英国最为典型;另一种为外源或传播性现代化，即在外界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引发的现代化，以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最为典型。利比亚的现代化一方面具有外源现代化的诸因素;另一方面，作为殖民主义背景下开拓出的新国家，这一历史起点又使它的现代化既具有巨大的传导性，又具有巨大的创新性，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利比亚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区域和意大利的“第四海岸”是在殖民地基础上由三个不同的地区整合而成的，立国之初，在国家构建模式上就存在着联邦制政府和集权制政府的两种主张，两种治国方略实际上是关于利比亚未来发展和现代化的两条不同道路。

以现代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整体社会变迁的定义来衡量，利比亚的现代化当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现代化的主体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1]也就是说，只有当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才谈得上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作为经济生产方式落后地区的利比亚必须更多地借用民族国家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的双重使命。因此，利比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还是与民族国家建构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树立新国家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利比亚民族国家建构漫长而艰难，这与利比亚所特有的地缘结构、部族传统、外力制约等因素密切相关。

利比亚主要由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组成。1517年和1551年，奥斯曼帝国分别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地区。帝国素丹对利比亚的治理能力尽管力不从心，但并不想放弃。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地区相对独立的政治结构。1711年，的黎波里总督艾哈迈德(Ahmed)贝伊建立了卡拉曼尼(Qaramanli)王朝，帝国素丹并没有理会其准独立状态。1835年，为了抵制英国对该地区的勃勃野心，奥斯曼帝国重新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而费赞地区则无人问津。但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极其艰难，原因有三：其一，欧洲国家对处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意愿、经济势力和军事权力都难以与它们匹敌;其二，奥斯曼帝国官员不愿到这里为官从政，在他们看来到北非作官如同流放。仅在1835—1911年，就有33位奥斯曼帝国官员离开这里。^[2]第三，在帝国精英看来，北非在经济上的吸引力也似乎无足轻重。

19世纪中期，利比亚作为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重要地理位置，突出地表现出来。这里一方面是贯通地中海与南部非洲的交通要冲，的黎波里地区是通向中南非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这里也是欧洲国家同非洲国家经济交往的贸易中心和中转站，贸易范围包括羽毛、象牙、黄金和奴隶。随着欧洲国家同非洲地区多层次交往欲念的日益强烈，利比亚的地缘魅力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非洲奴隶贸易的1/2都经由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3]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对外贸易对象国是马耳他、英国、土耳其、法国和意大利。1850年，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帝国在北非边界划分问题上产生冲突。1861年，为了从外交上与欧洲国家竞争，奥斯曼帝国将昔兰尼加、的黎波里和费赞三个地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模糊认同的版图单元——利比亚，这是奥斯曼帝国留给利比亚影响深远的历史遗产。

奥斯曼帝国留给利比亚的另一重要历史资源就是扶持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名称来源于其领导者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本·阿里·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ibn　Ali　al-Sanusi)，这是一次以净化、复兴伊斯兰思潮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其主要任务包括“警示和教导那些对伊斯兰教认知的无知者和执迷不悟者”^[4]。赛努西运动保留了传统苏菲神秘教义和礼仪，但严厉谴责带有泛神论倾向的观点，他所主张的原教旨教义与瓦哈比派教义一脉相承。^[5]赛努西教团的泛伊斯兰主义情绪使它后期在政治上向奥斯曼素丹靠拢，赛努西宗教民族主义的斗争目标直指法国等殖民者和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与奥斯曼帝国利益有契合之处。1886年，素丹哈米德二世被正式接纳为教团成员，不久又被拥戴为哈里发，并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赛努西教团的常驻机构。帝国素丹对赛努西运动的支持培养了一股地区民族主义的核心力量，这股力量在意大利入侵后显得更为强大，成为利比亚君主制民族主义取向的中流砥柱和众望所归的领导力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就为入侵利比亚作准备。189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失败，决心将利比亚打造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第四海岸(fourth　shore)。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一书开篇的第一句写道：“我始终强烈地爱着地中海”　^[6]，这句话十分贴切地表达了意大利占领利比亚的迫切心态。1911年11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吞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省。1912年2月25日，意大利正式吞并利比亚。意大利的殖民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利比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并促使其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一，意大利的入侵使赛努西教团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在昔兰尼加，赛努西教团以“圣战”名义进行的抵抗运动规模宏大。^[7]第二，利比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1919年，意大利与的黎波里签订《阿尼本阿德条约》，给予的黎波里共和国内部自治权。同年，共和国通过的黎波里宪法，并出现了第一个政党——国民革新党，其以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为根本。尽管该共和国由于内部派别林立和意大利的压力而崩溃，但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以共和国为政治结构的政府，是阿拉伯地区政治现代化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第三，意大利临时默许昔兰尼加相对自治的地位。1915年4月，欧洲国家通过《伦敦条约》，许诺意大利拥有利比亚。但意大利因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并不想在利比亚过多耗费力量。1920年10月，昔兰尼加和意大利再次谈判，达成《拉加玛(Rajma)协定》，赛努西民族主义领导者伊德里斯被授予昔兰尼加埃米尔头衔，管理库夫拉(kufra)绿洲等地。赛努西每月都可以得到薪金和固定生活补贴，意大利向赛努西政府提供警察和行政人员，后者解散昔兰尼加部族力量。^[8]昔兰尼加地区的自治地位已经具有政治合法性，赛努西教团实现了从宗教民族主义到君主制民族主义的跃迁，其领导地位得到初步确立。

1951年12月24日，伊德里斯·塞努西国王在班加西(Benghazi)的马纳尔(Manar)王宫宣布建立利比亚联合王国。独立后的利比亚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又面临许多严重的困难与问题。其一，从国际环境上看，此时的利比亚仍是大国激烈角逐的场所，巨大的石油开发潜力和碎片化的政治版图，吸引着大国贪婪和渴求的眼球。其二，利比亚从殖民主义向独立国家形态的转变都是在大国的安排下进行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一致的政治运动。伊德里斯国王需要面对一系列文化认同的棘手难题：如构建民众的政治忠诚感，在三大省份之间培育一种国家认同，在多种矛盾对立之间构建一个民族国家。其三，利比亚亲西方的姿态与当时盛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等革命民族主义格格不入。国家的财政援助资金和专家都来自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更是亲密，利比亚允许美国和英国使用惠勒斯(Wheelus)和阿丹姆(al-Adem)军事基地。1959年末，美国援助利比亚1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受援助国。^[9]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声名鹊起，在利比亚地区也掀起了不小波澜。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当民族主义成为忠诚和认同的流行范式时，代表传统激情的塞努西运动力量就开始衰败化。”^[10]王国难以在东西方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亲西方的塞努西在民众中威信扫地，这一切为将来的革命埋下伏笔。

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利比亚联合王国是一种松散的联邦模式，包括多重司法系统、国家内阁、两院制的议会、省内阁和地方议会。国家有三个首都，一个冬宫在贝达(Bayda)，另外两个在北部的省份——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各自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商业精英。从独立直到1963年，这种制度范式构成利比亚国家宪法的基石。利比亚联邦制现代化结构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制衡，互相约束。利比亚宪法213条款中的36—39条清晰阐明了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权力范围。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拥有立法和行政执行权，但是在银行、进出口贸易、税收、地下矿藏等重要领域仅有立法权和监督权，行政权力归属于地方政府。第二，地方政府权力坐大，中央政府权力弱小。利比亚联邦制度构建了一种十分复杂的行政结构，中央议会为地方议会负责，这在客观上使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塞布哈(sebha)的省级立法会和行政会议权力坐大。利比亚首相的权力小于省长的权力，中央政府经常因地方政府的权力制约而无所作为。第三，地方政府行政部门齐全而完善，行政人员远超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首脑、议会和内阁、行政和官僚部门。1959年，利比亚联邦政府的政府职员为1200人，而的黎波里地区的政府雇员有6000人，昔兰尼加地区的政府雇员有4000人，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薪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1]地方管辖范围之间都有类似主权国家的边界标志，国民出国必须有地方政府的签证和护照。

利比亚之所以在立国之初采取了联邦结构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大国政治博弈和联合国斡旋是主导元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比亚仍处于英法等国军事占领之下。1949年5月，英、意向联合国提交了瓜分利比亚的《贝尔—斯福拉计划》，按照该构想利比亚的独立计划还要推迟十年。^[12]在利比亚人民的反对下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下，该计划被联合国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松散的联邦制成为英法意影响利比亚的最后策略，各大国都试图通过新政府获取利比亚潜在的石油利益份额。基于此，许多利比亚国民议会成员认为联邦模式是英法在利比亚产生影响的一个公开把戏。^[13]1949年12月，联合国特派专员佩尔特到达利比亚。在国民议会中，佩尔特试图平衡三个省的利益。但是每一方都寻求在宪法中达到地位平等，这种平等试图掩盖人口素质、部族传统和资源禀赋的差异。^[14]1951年3月，利比亚临时政府成立。10月，国民议会批准了佩尔特和占领当局共同拟定的宪法草案，联邦制的政治架构最终敲定。联合国委托处主任艾德里安·佩尔特(Adrian　Pelt)指出，利比亚联邦政府的成立代表一种制度层面的折衷调和，中央政府现在还没有超强能力将松散国家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15]

利比亚各省，包括伊德里斯国王，都欢迎联邦制的政治构想。除了一些民族主义者和的黎波里部分民众要求建立集权制政府，地方省级部门均赞同建立一种松散的联邦关系。利比亚各省的离心政治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遏制。但是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在部族地区也面临挑战，这里的政治忠诚感至多延伸到省级的城乡部族之间，难以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昔兰尼加省和费赞省担心单一政府的政治模式会被人口占2/3的黎波里占据主导地位，坚持建立一个联邦模式的政府。尽管巴希尔·萨达维(Basir　al-Sa’dawi)领导的的黎波里国民议会党公开反对联邦制，认为联邦制将会使中央政府陷入无权的境地。但随着讨论和宪法的颁布，国民会议采纳了联邦制的政治范式，昔兰尼加埃米尔伊德里斯·塞努西成为国王。

国家权力的集中与分权同领导人的性格禀赋有着天然联系。伊德里斯国王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为人处事态度和蔼，低调谨慎，拒绝将自己的图像印在货币上，反对将名字大张旗鼓地传遍利比亚各地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名胜古迹。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伊德里斯国王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君主(reluctant　monarch)”。他在许多场合表达了不想当国王的意愿，他不喜欢宪法限度外的个人权力。^[16]伊德里斯对美国驻利比亚第一任大使亨利·塞拉诺·维拉德(Henry　Serrano　Villard)坦言：“我并不想统治的黎波里地区，而是对昔兰尼加埃米尔的地位感到十分满意。我本不想成为利比亚的国王，接受利比亚王位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分裂，这是我作为一位爱国人士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17]国王自己也没有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战略认知。国王的这种政治态度对于王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产生很大影响。

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决定了联邦制的治理模式。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特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利比亚的历史—社会—文化秩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那就是碎裂化的地缘格局，这里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有部族地方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三个省的实际情况来说，甚至存在着文化断裂和间隙，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在对外交往方面，昔兰尼加地区倾向于与埃及贸易，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与突尼斯和埃及关系密切。正如美国学者罗斯(Ruth)所说：“从外面看，利比亚像是一个国家;到其内部体验，这些省几乎是自治性质的，因为联邦政府依赖于省政府执行其立法。”^[18]

利比亚部族主义的传统和现实，也适应联邦制的现代化模式。就当时的社会结构组成来讲，传统的农民、游牧或半游牧民是落后的利比亚社会主要构成元素。部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部族自我意识、一种集团认同心理，同时它又是一种行为。由于部族成员具有比民族社会成员更强烈的族属意识和内聚力，部族成员在与其他族属交往中，心理和行为往往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利比亚，部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其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推进现代化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它意味着有效中央权力的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地域与种族差异的消除、民族国家的同质。但利比亚选择联邦制这种现代化模式在缓和各地方力量矛盾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必然逻辑，尽管它与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背道而驰。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通常都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的职能而创立的，当这一职能不再需要时，该组织就必须去发现新的职能，否则就会失去它继续存在的基础。一个政治体制或一个政府也是如此。如果它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去开拓扩大自身的新职能，并能有效地应付处理新的环境与社会事务，就能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存在的合理性。随着国家整体结构的系统运行，利比亚中央政府的政治输出和输入模式与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政治治理结构之间矛盾频现，联邦制的存废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变量和决定性的结构属性。1954年，国王亲近的顾问伊卜拉希姆·沙赫(Ibrahim　al-Shalhi)因反对联邦制而遭暗杀。同年，首相穆斯塔法·本·哈里姆(Mustafa　Ben　Halim)要求国王废除联邦制，将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伊德里斯国王为共和国终身总统。1955年1月，在国王的主持下，本·哈里姆的草案在图卜鲁格(Tubruq)地区会议上争论了7次，由于昔兰尼加部族力量对国王施加压力，提案最终流产。但联邦制已成为利比亚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碍，废除联邦制大势所趋。1963年，利比亚开始修改宪法，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省级立法会和省级司法制度被废除，伊德里斯国王有权任命地方行政委员会和国家参议员，国家的名字也从“利比亚联合王国”改为“利比亚王国”。石油收入和公司以及个人税收都归属中央政府，利比亚政治结构逐渐从联邦制过渡到集权制，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这种由联邦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换主要受以下因素的推进和影响。

第一，联邦制下的利比亚政治系统陷入一片混乱。联邦制下的利比亚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地方性关系，这种松散性和地方性决定了它不足以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从经济的视角来评估刚刚独立时的利比亚，其结果令人失望之极。联合国任命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希金斯(Benjamin　Higgins)认为：“三个省联合而成的利比亚，成为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包括地缘、经济、政治、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层面。如果利比亚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话，那么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都有这种希望。”^[19]当时利比亚社会有以下特征：一是人口下降，分布不均衡。国家人口约110万：昔兰尼加地区30万人，的黎波里地区75万人，费赞地区6万人，少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但仍处于下降趋势。的黎波里地区有4万—5万意大利人，占有最肥沃的土地。二战后，意大利人口撤离后，昔兰尼加地区的土地归还乌莱玛。除了少数绿洲、小镇和城市外，意大利统治期间逃离到乡村的利比亚人都聚集在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尽管在殖民时期，许多人都流入城市，但80%的人口还是居住在内地。1954年人口增长率为1.25%，但是婴儿死亡率达50%。^[20]二是民众凄苦。独立初期，利比亚90%的人口是文盲。^[21]城乡人均收入为25—35美元，利比亚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同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1952年，贸易逆差为700万英镑，1960年上升到5640万英镑。^[22]大多数利比亚人仍依靠农牧业和规模很小的商贸业为生，利比亚经济主要依靠蓖麻籽、细茎针草、金属废料出口以及英国、美国、联合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援助。^[23]三是基础设施落后。昔兰尼加的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用地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破坏，属于国有的工业部门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部族垄断土地和水源，严重阻碍着国家发展农业和土地改革。

第二，联邦制下的“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状态限制了石油资源的有效开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意大利地理学家就预测利比亚的地中海沿岸储藏有大量的石油，但二战的爆发使得开发石油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53年，利比亚矿产法规定了外国公司到利比亚进行石油探勘的相关规定。利比亚还组织一些国外专家帮助地方官员草拟了1955年利比亚石油法。英国石油公司、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等九个公司被授予一年的石油勘探调查。^[24]同年，阿尔及利亚发现石油，再一次证明了利比亚发现石油的可能性。利比亚石油的诱惑还在于其富有魅力的地缘位置：利比亚紧靠欧洲市场，特别是靠近欧洲南部港口，对欧洲大国来说运输费用较低;利比亚的石油输出管道只在一国境内，而不像海湾地区连通数国，极易受国际局势和不稳定地区局势的影响;利比亚石油也不经过苏伊士运河，当运河关闭时(如1967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石油运输不受影响。

1955—1958年，利比亚将国土的55%分配给8个国家的14个国际石油公司(后来增加到40多个)。1955年石油法规定，国家被分为四个勘探区：南北各两个区域，制定了特许开采权和政府收益为公司利润50%的规定。尽管分区主要基于地理因素，也反映了联邦制下省级边界的现实。利比亚宪法第38条规定，所有地下财富都属于国家，但省级政府拥有勘探授予权。特别是石油蕴藏量丰富的斯特(sirt)盆地，骑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两地。因此，联邦制下的地方分权限制了石油资源的有效开发。

第三，利比亚石油收入的突飞猛进，石油美元的共享使得贫油的地方政府乐意统一在中央政府的旗帜之下。1959年，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锡尔提加找到6个大油田，石油收入给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动量。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利比亚就成为世人瞩目的高质量石油生产国。1961年石油产量为667万桶，到1968年增加到9166万桶。石油收入从1962年的1370万英镑猛增到1965年的8150万英镑、1968年的3.03亿英镑。^[25]石油经济大大提高了利比亚的国民收入，利比亚独立时人均收入仅25—35美元，到1969年已经增加到2000美元。^[26]但政府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公平、公正地利用石油资源，促进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是如何调整联邦制度，将政治权威和独立的经济权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和谐调整。石油工业的兴起以及源源不断流入的石油美元，要求国家拥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立法，只有这样石油财富才能惠及各省。因此，当中央政府集权制政体构想付诸实施时，各省区一改前十年的反对态度。他们意识到只有真正的财政、行政和官僚机构的整合，三个省才有可能享受石油的益处。^[27]

第四，经济的稳定增长侵蚀了部族和家族力量，部族主义力量被削弱。尽管利比亚具有浓厚的部族社会和前官僚政治的传统模式，石油美元迅速增长对王国的部族产生影响和制约。国家控制、分配石油财富的资源配给方式使部族民众生存更多地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地分配石油财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赖自下而上的公民纳税。联邦政府通过石油收入可以雇用到训练有素的治国专家和具有行政经验的行政人员，中央权力逐渐强大起来。一位观察家曾指出：由于石油的发现，“这个国家的部族主义正在逐渐变小”。^[28]特别是政府任命公务员也开始注重娴熟的专业技能，并超越其部族身份的高贵与否。联邦制度废除以后，对于国家来说，部族变成“纯粹的象征符号”。但皇家政要、的黎波里国防军、官僚机构的高层仍受部族因素的影响，它们是中央政府缓和部族利益的平衡机制。

[1] 哈全安:《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2]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17.
[3] A.A.Boahen,British,　The　Sahara　and　the　Western　Sudan,　1788—1861.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4,　p.128.
[4] A.M.Hassanein　Bey,　The　Lost　Oases,　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　1925,p.60.cited　in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
[5]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页。
[6] [英]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7] Lisa　S.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17—121.　
[8]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28.
[9]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45.
[10]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8.
[11] Elizabeth　Hayford,　“The　Politics　of　the　Kingdom　of　Liby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H.D.dissertation,　Tufts　University,　1970,　p.196.　
[12]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13]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47.
[14] Adrian　Pelt,　Libya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Case　Study　of　Planned　Decolo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5]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46.
[16] Ibid,　p.47.
[17] 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timore:　The　Jho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19.
[18] Ruth　First,　Libya:　The　Elusive　Rrevolution.　Hha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74,　p.77.
[19] Benjamin　Howard　Higgin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Liby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T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me, 1953, p.37.
[20]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51.　
[21] 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0, p.8.
[22]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23]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52.　
[24] Judith　Gurney,　Lib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
[25]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26]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63.
[27] Majid　Khadduri,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264—267.
[28] Salaheddin　Hasan　Sury,　“A　New　System　for　a　New　State:　The　Libya　Experiment　in　Statehood,　1951—1969,”in　Anna　Baldinetti,　ed.,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bya:　Sources　and　Historiographies,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Oriente,　2003,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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