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历史进程：在经济上，从主张公有化到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上，从排除部族到依靠部族;在外交上，从极端仇视西方尤其是美国到靠拢并接近西方;在治国理念上，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勃勃雄心的卡扎菲在过去的40多年既没有促成阿拉伯民族的大一统，也未能将利比亚改造成伊斯兰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严峻客观现实是利比亚治国方略转变的直接动力。这种演变也说明国际社会的变迁和中东“强人政治”的危机，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是“魅力平凡化”过程。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强人政治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推进政治变革，寻求制度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来说，利比亚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伊拉克战争只不过提供了一股强大的外动力。从现代化转型的客观后果来说，它使利比亚融入了久违的国际社会，顺应了历史潮流，维护了利比亚国家根本利益。

美国学者布莱克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必须看到，由于国际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各种条件之不同，对利比亚来说，其经济增长有着大不相同的历史条件。卡扎菲只能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和推动经济的发展，掌握资源分配，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培育市场，改造国家权力。与西方原生态现代化相比，利比亚现代化在五个方面并不具有成熟现代化的优势。

一是发展的背景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有过殖民扩张的历史。正是通过残酷的殖民统治，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反，利比亚曾有过沦为殖民地的痛苦历史，随后又遭受国际社会和西方力量的制裁，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致使利比亚经济结构畸形发展和现代化基础薄弱。

二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着手推进现代化的时候，它们所面对的是广阔的世界市场，所处的是有利的国际分工，整个经济格局对它们是非常有利的。而利比亚开始启动现代化时，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利比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就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依附西方而发展。这样一来，利比亚的发展空间就非常狭小、有限。

三是发展的起点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起步于经济上的变革，即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而利比亚的现代化则由特殊的历史原因所决定，起步于民族独立统一的解放运动，只有在完成这些政治变革之后，才能着手一系列的经济变革。结果，不仅延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而且丧失了正常发展的机遇。

四是推进方式不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社会长期积蓄而成的，其推进方式一般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民间，而非来自政府，国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反，利比亚在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时，由于社会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主体力量，现代化的推进就只能自上而下来进行，由政府充当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无论是现代化目标的设计，还是现代化战略的具体实施，都要通过政府来进行。政府的作用一旦出了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也就会出现停顿甚至夭折。

五是发展的导因不同。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变革与发展，其现代化的因素是逐渐培育起来的，因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水到渠成”，是在自身基础上逐渐演化过来的。利比亚则不同，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并不是主要靠现代因素的积累推动的，而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引发的。因而其现代化发展过程并不像西方那样近似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更具“人为性”的自觉设计和选择的过程。

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特定的制度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持经济发展模式。^[2]利比亚的“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可能导致原来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与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产生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因而又常常被称之为“两难困境”。利比亚现代化一方面可能带来民众生理的舒适和政治的适度自由，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破坏了维系社会的传统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利比亚的现代化道路至少在以下层面存在着潜在的挑战和“悖论”：

其一，以市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象征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性，这对于在宗教信仰上是伊斯兰文化的利比亚社会是很难相容和接受的。国家与市场是塑造人类文明的两大制度力量，二者的关系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不可否认，利比亚市场力量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来推动，提供制度保障。市场的壮大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保障国家的经济整合、政治独立以及经济结构的良性运作。但市场强调经济的独立与选择的自由，而国家强调政治干预和管制的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按照全球化理论，市场力量的扩张销蚀着国家力量的边界，削弱了国家存在的理念基础。^[3]而对利比亚来说，它面临的困难远不如此，由于利比亚有着深刻的欧洲殖民地经历，政府任何亲西方的举动都易激起穆斯林百姓的戒心，被指责为西方势力的买办。还应看到，经济开放会给一些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造成经济利益的危害，从而加深传统的穆斯林中产阶级对西方的憎恨。当国家落后闭塞时，先进的西方经济与文化往往引起民族中产阶级的新奇、羡慕和向往。但在一定的社会开放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形成后，新的穆斯林中产阶级就会对西方失去新奇和羡慕感，增加批判与挑战感。伊斯兰教自然成为他们弘扬民族精神的最好手段。

其二，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是激化反政府和宗教运动的强有效的催化剂。在现代化改革谁受益问题上，利比亚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卡扎菲认为改革对整个利比亚社会都有益。^[4]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整个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很可能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只要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能保持较稳固的增长速度，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宗教活动就会受到抑制。如若经济增长缓慢并出现波动，这类活动便易加速蔓延。由于市场化是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便会被理解为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更易激发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其三，国家主导的新的经济发展工程，往往在初始阶段较易见成效。经济起飞使社会商业及就业机会增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致富心切，因而相对抑制了其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但起飞阶段的发展势头是难以持久的，起飞到了一定的程度，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力量的重组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当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百姓对社会其他方面的预期会增高。这时若国家不再能维持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社会不满情绪必然滋生，而政府必然成为这种情绪的众矢之的。利比亚政府所面临的改革问题往往更为复杂，所牵扯的利益关系更难平衡。利比亚改革的深化之路并非畅通无阻，政府必须推进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清除国家对进出口的各种垄断措施，经济进一步多元化，推进旅游业，建立行之有效的银行体系，并且能够与世界金融系统接轨。此外，市场经济的开放系统也要求政治体系的适度自由，这都需要利比亚政治结构的及时调整。但利比亚总理加尼姆在2005年GPC会议上表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5]这将预示着利比亚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封闭的集权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6]超越民族主义的做法也不是解决现代化难题的一剂万能良方。作为一种激情，民族主义可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一旦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稳定的观念与思想体系，其弊病就逐渐显现。实际上现代化的运转规则并不总是单线型的制度模式，按照政治精英意念自由流动。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往往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也称为依附性发展，或负债增长，并带来贫富鸿沟拉大，社会失序，政治腐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说：“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7]显然，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裕，而精神上却十分空虚，是否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丰裕而幸福的社会，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利比亚现代化必须满足穆斯林社会各阶层渴望以自己特有文化及政治的身份平等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共同需求，必须对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道路在经济上的弱点有所意识和准备，如经济自给自足的削弱，而且还应对其在文化意识上的内涵有所意识和准备，如社会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倾斜、从精神文化向物质文化的倾斜。现代化不应仅限于经济学的含义：产出更多些、快些;还应包含生物学的含义：健康地成长，良好地发育。这些均要求利比亚国民在思维与行为上都进行一次“现代人”的自觉革命。

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与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现代性的扩张可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型，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宗教和大帝国的扩张。^[8]利比亚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只能超越昔日革命民族主义，采取一种更为开放宽容的民族心态适应多元现代性世界的发展，同时规范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误元素，宏大、系统的现代化工程才可能日臻成熟，富国强民的理想才能变为现实。从动态上看，现代化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就是在现代化成熟后也还会有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利比亚的现代化究竟走向何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利比亚刚刚踏上一条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摆在利比亚的现代化道路可能是畅通无阻的坦途，也可能是荆棘满地的陷阱，具体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还掌握在利比亚政府和民众的手中。

[1] [美]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2]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90.
[3]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1页。
[4]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90.
[5] Ibid.,　p.199.
[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3页。
[7]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8页。　
[8] [以色列]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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