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任何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失误，历史正是在失误中发展的。像现代化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运动，更不可能没有失误。卡扎菲自上而下对利比亚社会进行的现代化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和考虑，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它不是利比亚社会、经济和政治内在累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人为和强制进行的，并在诸多方面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卡扎菲对利比亚的现代化改造很难达到既定的目标，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边缘化和工业的停滞不前

卡扎菲思想是把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纳赛尔主义和非洲社会主义以及部族主义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理论。其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个全球的乌托邦社会。实际上，在短期内任何理论都可以被设计。但是，当应用到社会，理论就被割裂了，混乱也就产生了。利比亚经济系统的特征在于完全依赖于石油出口，非石油部门仅占GDP的20%。国内的工业产品微不足道，大多数工业产品都从外国进口。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69年以来，利比亚经济年增长率下降了3%，利比亚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石油收入的锐减还造成利比亚食品物价的飞涨。20世纪90年代初，利比亚牛奶价格翻了一倍，大量公务员被解雇。工人工资减少，财政紧缩，军官被迫等待几个月才能领到工资。这一严酷现实迫使利比亚国内的卡扎菲反对派发起“救赎利比亚”运动，利比亚国内极为混乱。

利比亚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还表现在农业工程的盲目投入。在利比亚68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农业占1.5%，其中大部分属贫瘠土地。这些土地主要分布在的黎波里地区，增加产量的唯一途径就是地下水灌溉。20世纪60年代初，利比亚70%的人口仍从事农业。1962—1967年，农业出口价值下降了3倍，食品进口增加了3倍。农业在GDP的比重由9.7%下降到2.4%。^[1]利比亚对农业部门的资金投入巨大。在君主制时期，国家预算的12%投入农业。到1980年，1/4的石油收入投入到了农业项目。1972年，库夫拉(Kufra)和贾法拉(Jafara)的小麦工程提供了两个例子。此外卡扎菲还投资100亿—200亿美元，实施人工造湖工程建设项目。库夫拉工程开始于君主制时期，将库夫拉小麦运送到沿海的费用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这一项目基本上没有经济效益。就谷物价格来说，每吨谷物的花费估计是世界谷物市场的10—20倍。贾法拉小麦工程也是如此。到1976年，这一项目的部分工程已经被废弃。

利比亚严重依赖石油，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石油产业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相对有限，而且获取石油致富之易，也使发展其他产业因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而缺乏动力，或因成本高昂而在国际市场不具竞争力。为了摆脱严重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卡扎菲主张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的过分依赖，这在主观上是一种迫使经济转型的美好愿望。它们期望非石油部门能够通过扩大而超过石油部门，但是石油市场价格的变动却使得利比亚更加依赖于石油收入。1974年，利比亚通货膨胀率达到25%，利比亚拨付10.41亿美元用于弥补预算。粮食价格的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和机器的引进，也增加了利比亚财政负担。再加上国际投资商趁机兴风作浪，利比亚经济不堪重负。

(二)　过度国家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延误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利比亚则是实施国有化较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逐步加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伐，但卡扎菲政府却背道而驰。1979年，利比亚颁布题为《长期计划的发展前景、问题和政策，1980—2000》的新发展计划，该计划反对私有制，要求废除私有部门。到1987年，70%—75%的利比亚人都是政府雇员。1987—1990年，利比亚开始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但1990年以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趋向更为明显。国家主导了所有的制造业、农业、国内外零售业、银行保险等服务业。国家贸易公司控制了工业、农业与制造业的进口权。2004年，根据利比亚总理加尼姆(Ghanem)统计，86.2万利比亚人依靠国家养活。^[2]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有化导致经济集权化，进而造成政治专制甚至家族统治。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的“迟发展效应”。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工业化起步就越可能像一个非常突然的冲刺一样缺乏连续性，其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发展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倾向就越是明显，政府在增加对新生工业的资金供给，以及向它们提供较为集中和明确的指导作用就越大，同时，强制性因素就越明显。晚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的异常落后状态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途径和特性势必与早期现代化国家有所不同。这种迟发展效应在北非地区十分流行，其主要表现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私人企业由于受到限制而缺乏活力。

第二，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结构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两种思潮均强调政府对发展的指导作用，认为采取中央计划来分配资源比依靠“无计划”的市场机制更为有效;同时强调只有大型企业才能采用现代技术和进行规模经济生产，忽视或否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的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能起有益的作用。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利比亚国家来说，还认为私人企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剥削现象，因而，私营经济在利比亚发展缓慢。

第三，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制约。首先是国际石油市场的萧条，利比亚收入锐减。1981年的10月，利比亚每天生产石油低于60万桶，被迫降低油价。石油整体收入减少了31%，而进口增加了30%。1981年的利比亚预算显示财政赤字为48亿美元，几乎丧失了120亿美元的潜在收入。^[3]其次，不断恶化的政治气候促使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撤走在利比亚的投资。1983年1月，由于国际市场萧条，美孚石油公司撤出利比亚。此后，利比亚对未撤走的公司提供优惠政策和财政刺激，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1984年。当时，利比亚原油市场降到每桶30美元。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第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利比亚著名的密苏拉塔(Misurata)钢铁公司效益一直不佳，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累赘，并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另一个重大的项目是人工造湖项目，其目的是将地下水抽上来用于农业灌溉，这对水贵如油的利比亚沙漠地理风貌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1993年9月，项目建成投产，但其成本核算入不敷出。第二，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利比亚城市没有清洁的生活用水，在炎热的夏天，一些大城市一周仅提供一次淡水供应，中小城市一个月一次。由于人们没有洗澡用水，卫生条件极差，造成疾病泛滥，瘟疫盛行。利比亚医院曾被《华尔街杂志》记者称为“肮脏的死人陷阱”。同一文章报道说，的黎波里眼病医院自1990年开业以来，一直处于缺水状态。第三，对于农业项目，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政策。由于担心部族竞争和部族之间的血腥复仇，卡扎菲对土地采取放手不管的态度。卡扎菲说：“土地属于真主，任何耕作土地的人都应该从中受益。”^[4]　1978年初，利比亚国有化期间，农业是唯一未被政府控制的领域。国家向农业配给大量政府津贴，许多农民依靠政府津贴过活。对于农民来讲，尽管农业产量增加，但因造价过高而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参与有效竞争，他们不得不将粮食卖给政府代理商。有些农民甚至发现从事生产还不如依靠政府津贴更好。第四，黑市交易对利比亚经济产生的恶劣影响。利比亚不允许个人进口外国货物，因此私人要想获得外国货物不得不依靠非法手段。主要渠道就是先在国有商店买进商品，然后到黑市转手倒卖;另一个渠道是国外的劳工大量携带商品回到利比亚贩卖。在利比亚，工人中50%为外国人，他们几乎都有其黑市收入。由于利益诱惑，甚至有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也沉溺于黑市交易。第五，失业现象严重。1997年，利比亚接纳200万非洲移民，利比亚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到2003年，利比亚失业率为30%。^[5]

(三)　部族主义的回归和国家部族化

在中东地区，那些势力强大的部族往往认为建立民族国家会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通常都会要求建立以部族占统治地位的新国家。建立民族国家与建立部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是独立后利比亚国家局势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峙缓解。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卡扎菲思想在其政治实践中显露出新动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部族主义的依赖。这和中东地区固有的部族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在贝都因人的感情中，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至高无上，血统的纯洁和宗谱的高贵优于一切。在部落外，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和权力。^[6]部族主义指的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质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的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现代以前的政治交往形式”。^[7]在贝都因沙漠中，各部落之间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培植出一种弱肉强食、有仇必报的部族政治传统。美国学者希提在他的著作中一针见血地写道：“个人主义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以致游牧人未能变成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生物。他只关心本部族的福祉，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8]这充分说明在阿拉伯世界传统的部落影响广泛存在，而且具有强大的势力。卡扎菲对部族主义力量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第一，新建立的革命指挥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部族中任命。到1994年，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领导人大都控制在卡扎菲所属的部族派系手中。卡扎菲主要依靠的部族为卡萨斯发(Qathathfa)部族，卡萨斯发部落是一个规模相当小的部落，19世纪迁徙于昔兰尼加地区。卡萨斯发部落大多数成员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贫穷而落后。他们拥有忠诚于本部族的军事力量，但在君主制时期，未得到赛努西王朝的重用。卡扎菲上台后，对他们加以信任，大力提升该部族的政治地位。卡萨斯发部族的军官被委以重要职位。1975年8月，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巴希尔·哈瓦迪(bashir　hawadi)和计划部长乌马尔·　穆海斯(umar　al-Muhayshi)发动未遂政变，事后卡扎菲将革命指挥委员会人数减为5人。卡扎菲加紧巩固自己的地位，凡是认为对自己不忠诚的官员都被清除出国家的行政机关。1995年2月，利比亚发生的又一次未遂军事政变促使卡扎菲进一步任用自己的部族亲信，授予他们各种权力。卡萨法·达姆(Qathaf　Damm)控制的地区扩展到包括所有的昔兰尼加地区，陆军上校哈利法·　伊赫奈斯(Khalifa　Ihneish)被任命为武器和军需的指挥官，马苏德·阿卜杜拉·哈菲斯是利比亚军队安全部门的指挥官。阿里·克伯(Ali　Kilbo)被授予保卫卡扎菲官邸的重要职位。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信息和宣传部长职位都由卡萨斯发(Qathathfa)部族来管理。另一方面，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巩固政权，卡扎菲也使用那些与卡萨斯发部落有血缘或联姻关系的部族，包括瓦法拉(warfala)部落、马戈哈(magharha)部落等，来自这些部族的成员一般担任低级军官。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利比亚统治基础，确保政权安全，同时给卡扎菲政权涂上一层多元的光环。通过对部族力量的确认，卡扎菲加强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卡扎菲在利用部族力量的同时，也限制其过度发展，以免威胁自身的权威。例如卡扎菲的堂兄哈桑·伊斯卡尔(Hassan　Ishkal)不仅掌握着利比亚的安全机构、石油部门，而且控制着军队，这种显赫的地位甚至使卡扎菲的威望黯然失色。哈桑·伊斯卡尔(Hassan　Ishkal)桀骜不驯，经常与卡扎菲产生冲突，在一次与卡扎菲支持者的交火中被杀死。

由于卡扎菲向部族主义倒退，在许多利比亚人看来，国家寻求稳定最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归到部族的状态。这在人民委员会的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议员都以部族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和提出治国安邦的策略。自相矛盾的是卡扎菲在指责部族主义的同时，又在不断强化自己的部族主义立场。这种状况使得利比亚很难超越传统的部族社会的历史局限具有传统社会的特征，这对于利比亚现代化进程是非常有害的。

(四)　国际社会制裁对利比亚现代化的影响

卡扎菲坚持反帝、反殖、反犹太复国主义，以“革命民族主义”的姿态傲视西方大国。1988—1989年，大规模地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利比亚对外交往的诉求。^[9]这种挑战国际秩序的策略使利比亚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因而成为美、英等国长期打压的目标，成为国际体系之外的孤独者。1992年4月，美、英等国以利比亚政府拒绝交出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的2名利比亚人为由，促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48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多方面的制裁。1993年11月，美、英又促成安理会通过了对利比亚制裁升级的第883号决议：禁止向利比亚石油天然气部门出售炼油设备和零配件，冻结利比亚的海外资金等。1992年春到1994年末，国际制裁使利比亚经济损失了100亿美元。^[10]在1994年9月利比亚国庆会议上，卡扎菲宣誓继续推进其政治、经济政策，并不断提及殖民主义，颂扬历史上反抗意大利殖民者的英雄。^[11]1996年8月，美国进一步实施制裁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对向伊朗和利比亚能源部门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的外国公司实行惩罚。^[12]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不仅使利比亚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还使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困境。在1992年4月到1999年4月国际制裁期间，利比亚年经济增长率为8%，同期人均GDP从7311美元降到5896美元。仅在1998年，国家出口额就下降到了70亿美元。^[13]　据统计，到1998年底，联合国的制裁使利比亚损失了265亿美元。^[14]

另一方面，利比亚的周边外交关系也持续恶化，卡扎菲宣称向邻国输出革命的策略，导致利比亚同邻国冲突不断。1977年，利比亚同埃及发生小型冲突。1980年，沙特和利比亚因在石油政策上的摩擦而断交。1981年，利比亚卷入和干预乍得事件。20世纪80年代，利比亚不惜削减发展预算，大幅度增加国防和军事支出。1979—1980年，利比亚对外支付12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从苏联进口硬件设备。^[15]国防预算从1982年的7.09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11.49亿美元，从占政府支出的16.7%增加到23.6%。^[16]　

联合国实施制裁后，利比亚的孤立处境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促使卡扎菲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推动利比亚外交政策的调整。卡扎菲外交思想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由激进开始向务实、温和转变。^[17]一方面，卡扎菲强烈谴责对利比亚的制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他多次表示希望同美、英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利比亚外交政策相应做出了调整：一是强调对外政策的重点是非洲，二是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三是减少武器购买费用。1993—1995年，利比亚没有购买武器。1995、1996、1997年购买武器数量分别为1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500万美元。^[18]利比亚政府采取较为现实的立场，依靠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支持摆脱困境。同时，加强发展同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非洲事务，将其作为现阶段外交政策的重点。1998年非统决定单方面解除安理会的制裁令。此后，包括非统执行主席在内的多名非洲国家首脑乘机访问利比亚，以实际行动冲破安理会对利比亚的空中制裁。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称赞卡扎菲“是我们孤独时的朋友”，指出“西方国家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我不准备让任何人支配我的处事方式”。^[19]　1999年初，利比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将2名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移交给联合国。联合国随即宣布暂停对利比亚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1999年欧盟宣布暂时终止对利比亚的制裁。同年11月，英国政府全面恢复与利比亚中断了15年的外交关系。

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表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社会生态，顺应历史潮流与民心所向，遵循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卡扎菲的“错位”选择使利比亚在现代化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并在国内外陷入困境。

[1]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31　August　1979,　p.14.
[2]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92.
[3] Dirk　Vandewalle,　Qadhafi’s　Libya,　1969—1994.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28.
[4] Mansour　O.El-Kikhia,　Libya's　Qaddafi:　The　Politics　of　Contradiction.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p.93.
[5]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86.
[6] 任继愈、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7]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8] [美]菲利普·K.希提著:《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页。
[9]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p.139.
[10] Bruce　Maddy-Weizman,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Survey,　1995,　Vol.　19.　New　York,　1997,　p.479.
[11] Dirk　Vandewalle,　Qadhafi’s　Libya,　1969—1994.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1995, p.1.　
[12] Ayman　Talal　Yousef,　Dilip　H.　Mohit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the　Grand　American　Strategy.　Kalinga　Publications,　Delhi,　2002,p.185.
[13]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56.
[14] Chris　Doyle,“Libya:　After　Sanction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23　April　,1999,p.19.
[15]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148.
[16] Ibid.,　p.131.　
[17] 王林聪:《卡扎菲外交思想与利比亚外交》,《西亚非洲》2004年第6期。
[18]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Arms　Control,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88,　p.144.
[19] Asteris　Huliaris　,“Qadafi’s　Comeback:　Libya　and　Saharan　Africa　in　the　1990s”,　African　Affairs,　January　2001,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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