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这项庞大的农村发展事业为“运动”，其暗含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规模的全民动员，二是不可持续性。

在197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4.7%。这是一个巨大的集团，是政党在选举中积极争取的选票。但是，农民的组织程度较低，没有独立的利益表达机制。传统社会里农民一直是执政党的群众基础，而在野党的支持基础一般在城市。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执政党在逐步失去农村选民。以新村运动的方式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是执政党动员农民、扩大支持基础的明智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新村运动的政治性目的自不待言。

政治性运动必然伴随着强制性的手段。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新村运动的推进机构并不是负责农牧渔业发展的农林部，而是控制着强大的警察系统的内务部。所有参与新村运动的道、郡、乡等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受内务部的管辖。同样，由于农民以往就对内务部比较服帖，因此也容易参与到内务部负责的这场运动中来。正是这个部门，被认为是“中央政府管理新村项目最合适的部门”^[1]。实践中，内务部的强制力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在水泥和钢筋的发放过程中，内务部通过当地的行政渠道对各村发放和使用水泥进行指导，从一开始就命令物资不得分配到个人，而应该作为村级财产，并且只能用于列表中推介的新村建设项目。不发给个人一是因为有些农民把发给的各种物资偷偷卖掉的现象很多，二是因为撒“胡椒面”给个人产生不了任何可观的效果。新村运动不仅要把其对象——农民动员起来，还要让所有的国民一起来认识新村运动，支持新村运动。从1974年到1980年，有一万余名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被要求到新村运动研修院参加培训，其中包括2272名教授、213名总统卫队成员、786名牧师和僧侣等，甚至还包括147名外交官，它们负责向国外宣传新村运动^[2]。

当然，对于农民而言，新村运动的强制性并非意味着政治的高压。韩国政府采取的是以“鼓励先进”为主的方式。在运动的第一年里，水泥是被均分给全国两万多个村庄的，也就是“村村有份”。而到了第二年，只有积极参与新村运动并取得明显效果的村庄才能得到政府免费供应的水泥和钢筋。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扶贫，而是一种很有效的激励模式。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在全国表彰中会被戴上大红花，甚至能够在总统主持的月度经济评论会上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还可以与总统共进午餐，当然也少不了在电视上露露面。这对普通农民而言相当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广大的农民被很快动员起来。

但是，“不管是新村运动本身还是与其相关的政策都是不可持续的”^[3]。有三因素决定了新村运动的不可持续性。第一，运动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当核心人物离开政治舞台后，运动即失去动力。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组织实施并充当主要出资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并重的运动，是朴正熙总统强力推进的结果，有深深的个人烙印，是增强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朴正熙总统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朴素的感情，所以研究者一般会强调，新村运动源于朴正熙总统的一个朴素的心愿，即“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所以有人也称新村运动为“过好日子运动”。朴正熙总统的军人特质在新村运动中也有很好的体现。他坚定地推进新村项目，直接向地方官员甚至农民施加压力。据称，在70年代的一年一度新年新闻发布会的总统演说中，有关新村运动和乡村发展的主题占总演说时间的比重为第二位，仅次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主题所占用的时间^[4]。而在朴正熙总统于1979年遇刺之后，新村运动也随之失去活力。全斗焕总统曾投入数倍于前任的政府财力想恢复新村运动的活力，结果却以其弟卷入经济腐败的丑闻收场。

第二，美化和改造农村本身就是有限的。新村运动初期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的项目，主要包括修葺屋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以及卫生保健等福利项目。批评者往往批评政府把大量资源浪费在这一类“消费性”项目的建设上是为了突显政绩和收买人心。因为这一类改善生活环境的项目比较直观，而且立竿见影，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利于政府各级负责人彰显其政绩。同时从运动策略的角度看，也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培养其“勤劳、自助、合作”精神，为运动的精神启蒙项目打下基础。政府推动的重心在京釜铁路等主干道的沿线，由于新换的水泥瓦屋顶多为蓝色或红色，完全不同于茅草屋顶，非常打眼，因此可以非常简单而直接地通过茅草屋顶被替换的程度来评价一个村庄新村项目的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1年到1975年期间几乎所有的茅草屋都消失了!

当路已经修好，房顶已经换好，短时间内就没有必要再去动它。随着农村人口的外迁，不少村子成了所谓的“空壳村”，只有很少的人居住或没有人居住。在新村运动中，积极参与的人往往是年老体弱或者其他竞争力不强的人，他们要在农村长期居住，所以更关心周边环境的改善，而其他人则尽可能早地涌向城市。新村运动失去了为之服务的大部分主体。

第三，从政策上来看，新村运动时期使农民收入得以快速增长的主要措施有两项。一是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继续以低价格向城市消费者提供农产品，这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保护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这一政策，加上韩国此时大规模推进高产杂交稻，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随着这一政策的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不得不进行逐步调整。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大概在1976年，实际的政府水稻收购价格开始下降。政府放任或欣然接受了这种下降，以降低补贴的负担。高产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在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农民的家庭收入重新回落。二是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鼓励搭建蔬菜大棚，发展畜牧业等。新村运动同时以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家在农村投资建厂，结果并不如人意。当这些以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为主的新村工厂建成后，由于其在技术、人力方面的优势，很快就使农民一家一户的蔬菜生产或乳品生产陷入衰退。而其他多数的新村工厂或者由于远离城市而招不到足够的人力，或者继续围绕在首尔、釜山等核心城市周边，边远地区的农民依然没有在这些工厂就业以增加收入。韩国农民的“黄金十年”匆匆结束。

表1　韩国农户和城市居户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第225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

[1] 朴振焕著,郑靖吉等译,《韩国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第47页。
[2] 同上书,第158页。
[3] Mick　Moore,　“Mobilization　and　Disillusion　in　Rural　Korea:　The　Saemaul　Movement　in　Retrospect”,　Pacific　Affairs,　Vol.57,No.4(Winter,1984—1985),　p.580.
[4] Whang　In　Joung,1982,“The　Saemaul　Undong　in　Korea:　An　Approach　to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Presented　at　the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Twenty　Fifth　Anniversary　World　Conference　on　“The　Emerging　Global　Village”,　Baltimore,U.S.A.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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