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不仅使我们突破了在工业化、城市化早期以“城市食物供给”为视角建构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固有藩篱，而且，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刻反思的思潮，对东亚城市农业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可以摆脱“农业工具论”的传统认识误区，推动城市农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做出贡献。

当代东亚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根源于东亚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严重城市病。上海、香港、东京、汉城、台北、雅加达、吉伦坡、马尼拉、新加坡、曼谷都显示出环境污染、城市食物供给(城市贫民的食物、营养问题)、贫民窟、建筑拥挤、交通混乱、恶化的基础设施服务等等共同问题。^[1]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时，又能保持城市区域和谐、有序的发展，是东亚发展的共同课题。

当代东亚城市农业的发展可以有如下几种思路：(1)　东亚城市农业依旧是解决城市区域食物供给与营养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香港、新加坡、日本都市圈的农业都曾以其相当程度的食物自给率支持了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而今，高科技、规模化的城市农业必将能够为城市提供高品质、高营养的食品供应。以新加坡农业高科技园区发展为例，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在农业中的应用探索，使其能够超越传统的耕地型农业，成为采用现代管理手段、以资本密集型工厂化农业经营获取食品的农业。这里蕴涵着人类获取食品方式的重大变革。(2)　东亚城市农业对东亚城市区域合理布局与发展的贡献。杨汝万教授的研究表明，50年代以来东亚的大城市为了控制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与大都市扩张，都在大城市进行过绿带建设。例如，东京在1956年开始建立从中心城市到郊区长达30公里的绿带;汉城在1972年开始营造，1982年已达369.5平方公里;曼谷1981年营造的绿带是在12公里宽的农地上;上海的绿带营造是围绕中心城市与卫星城的蔬菜与水果生产带。这样既保证了环境的清洁，也保持了蔬菜的供给。控制城市环境恶化更成功的例子来自新加坡的“一带一圈”计划。^[2]在东亚大城市，城市农业以“生产绿带”的面目出现，同样起到了英法等工业化先驱国以“绿带”控制城市“摊大饼”式的恶性蔓延的作用。

对比发达国家先驱性的实践，战后东亚城市农业发展的新形式和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显示着在东亚城市区域，农业与城市结合的新形式的到来：融合农业发展的都市空间地域形成——有农的都市。经过现代化转型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关系、地理布局等方面都融合在城市社会中。19世纪末，在工业化的先驱国英国，有人曾提出“田园城市”的模式，第一次打破了城市与农村在空间和形态上截然对立和分隔的旧观念。^[3]到20世纪下半叶，东亚“有农都市”概念形成，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兹·舒尔曼由此看到“世界乡村化”的前景。这一发展脉络不仅一般性地表明农业与城市能够在产业形态和地域空间上融合，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农业文明”的精神气质能够融合在“现代性”的扩张中。而那种以“侵略性”的“彻底工业化、城市化”为支柱的发展思路应该寿终正寝，诚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实质上是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趋同，而不是“城市占领农村”的无限扩张。^[4]

表1　1980—1995年新加坡城市食物自给率表

资料来源：Yue-man　Yung：　“Urban　Agriculture　in　Asia”，1990.

表2　80年代后期日本部分都市区农产品(前五位)及占其产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家之光协会《日本农业年鉴》1987年;转引自王海鹰编著《日中农业发展比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1] Yue-man　Yung:Changing　Cities　of　Pacific　Asi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
[2] Yue-man　Yung:Changing　Cities　of　Pacific　Asi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
[3] 方斌:《第一产业在城市中定位的思考》,载于《城市规划汇刊》,1996年,第3期。
[4] 张强:《介绍观光休闲农业的几种形式》,载台湾农业经营管理学会、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会编:《都市农业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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