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就如何看待战后30年间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韩国农业没有像中国台湾农业那样，以生产力的增长和农业剩余资助工业化。农业部门对现代部门的贡献只有剩余劳动力，而这是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吸引的结果。^[1]这一观点在韩国以及国际学界影响较大。另一种观点以曾任韩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的Kim　Dong-Hi为代表，批评前者忽视了50和6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为工业起飞准备前提条件的重要作用。^[2]美国学者Burmeister也以韩国农业的成就，批驳“新正统派”以市场、私营部门和出口导向揭示韩国经济发展，而对农业却一笔带过的倾向。^[3]

“无贡献”说的主要论据是：韩国农民劳动收入扣除生活支出以后的剩余，在60年代末以前一直很少，50年代甚至常常入不敷出，因而，农民储蓄很少，甚至根本谈不上储蓄。70年代以后农民有了较多剩余，但大部分用于自身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持农业无贡献说的学者公开承认农业间接税“不在研究范围之内”，^[4]这就留下一个很大的漏洞;另外，他们也承认土改以后韩国农业增产成就突出，这又提出一个问题：农业增长的成果难道都被农民自己消耗了?

答案其实很明显：仅仅根据直接税收，根据有形的资本流通数量，并不能如实判断农民和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贡献的有无或者大小。因而，需要从农业贡献于工业化的几个方面，对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先看“产品贡献”。50年代韩国农产品输出主要有四条渠道：(1)　强迫征收：按照1950年开始实行、此后长期作为基本法规的《粮食管理法》，农民必须把所收获谷物的1/3交售给政府;(2)　农业税：1951年，李承晚政府把土地税、收入税、教育捐、房屋捐等各种农村捐税合并为单一的农地收入税，税率依占地面积多少从15%到28%不等，要求以实物缴纳;(3)　地价：土改以后，农民须在5年内以实物分期偿付所得土地的地价，每年缴纳收获量的30%;(4)　肥料换谷：和在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韩国政府以不平等的比价用化肥向农民换取粮食。农民从“农业组合”(农会)分得肥料，以现金支付肥料价格的40%—50%，其余部分到收获时以稻谷实物支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77年才予废止。^[5]上述措施使农民的大部分剩余被抽取，其结果是：50年代，韩国国内农产品满足了城市居民粮食需求的90%和纺织业所需棉花的一半;1952—1958年间，农业税一直占政府总税收的20%左右，最高曾达30.4%。^[6]由于是按政府规定的低比价折算的，这些数字实际低于应占比重。

再看资金贡献。50年代韩国政府征购稻米付给农民的米价一般不到市场价格的50%，最低时仅为市价的31%。只此一项，1950—1955年间就从农民手里拿走50亿韩元。1956—1959年粮食批发价格进一步下跌近30%，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指数是其生产与生活支出价格指数的93%。^[7]1952—1960年间，农民交售稻谷所得平均只有生产成本的80%，^[8]农民实际上一直在赔本经营。因为长期实行上述低价征收和不平等交换措施，所以，在农民的“产品贡献”当中即包含有大量资本贡献的因素。看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得出农业无贡献的结论。

6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有所提高，但政府收购价仍比市价低15%左右;另一方面，朴正熙继续实行李承晚的粮食管理政策，并且增加了征购数量。除了征收和肥谷交换以外，政府还通过要求农民以农产品偿还非救援性贷款，或者干脆要求以稻谷做抵押申请贷款等方式，从农民手里获取粮食。直到1975年，在农民的生产剩余中，50%的稻谷和90%的大麦仍由政府直接收购。^[9]通过低价征收取得的粮食和资金，并非都能流进工业部门。实行低粮价政策首先考虑的是维持城市消费低价格，粮食的首要供给对象是“军公教”人员及其家属，然后才及于一些关键性工业部门的工人。然而，由于国家(政府)发动、计划和组织参与高速工业化的作用，我们可以一般把农民向政府低价提供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看做是农民从实物和资金两个方面对工业化作出的贡献。

此外，还应特别指出，无论是50年代还是60—70年代，韩国政府都通过不断增加进口美国剩余农产品来维持国内低粮价，结果当然是牺牲国内农民的利益。韩国接受美援比台湾早开始而晚结束。1946—1974的29年间共受援55.885亿美元，其中，以农产品为形式的援助占32%(16.875亿美元)。以美国小麦为主，韩国每年进口粮食从50年代后期的50多万吨激增到70年代的260多万吨。人均进口数量50年代中期为10公斤，1970年为80公斤，1979年达145公斤。^[10]大量增加进口并非由于国内生产减少或者粮食大量短缺：1960—1979年间，韩国人口增加50%，粮食产量则从420万吨(1960年)增加到810万吨(1979年)，几乎翻了一番。^[11]因此，可以认为，急剧增加的粮食进口是政府蓄意造成的，其中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国内低粮价，结果当然只能使农民利益受损。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和农民利益的牺牲，实际上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这一点在韩国表现得非常清楚。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仅就农产品和隐蔽的资本流出两项来看，韩国农民和农业对工业化进程所作的贡献或者说是牺牲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考虑到农村青年外出带走的资产和农民教育投入，则贡献的规模更大。韩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1965—1979年农村人口外流总计达500万，其中，以拥有耕地0.5公顷以下的“过小农”户和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居多。韩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是集中涌向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城市：先是在汉城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棚户区，然后又大批涌向釜山。1974年马山自由出口区和汉城出口加工区所用工人，90%左右是主要来自农村的青年。他们没有固定工资，雇主可以随意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还可以无补偿地解雇他们。农村劳动力外出带走一大笔资金，据估计约占农业资产的10%—20%，等于每年从农村流出3100亿—3200亿韩元。由于外流者多为青年，假定他们中只有40%读完小学(1970年普查全国适龄儿童就学率为98%)，45%读完中学，10%念过大学(基本不回农村)，则这部分青年的移出等于每年带走农民的教育投入780亿韩元(按1978年价格推算)，^[12]这些不能不看做是农民和农业部门对工业化的又一重要贡献。

[1] Ban,　Sung　Hwan,　et　al,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public　of　Korea:1945-197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4-6,9-12,19;　Cho　Lee-jay,　Kim　Yoon-Hyu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OK”,　Hawaii,1991,p.373.
[2] KREI,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in　NICs,　DSE,　1981,　p.49.
[3] Burmeister,Larry　L., “State,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in　Korea”,　Development　and　Change(The　Hague),1990,21,2(April):pp.197-224.
[4] Ban,　Sung　Hwan,　et　al,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public　of　Korea:1945-197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4-6,9-12,19;　Cho　Lee-jay,　Kim　Yoon-Hyu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OK”,　Hawaii,1991,　p.19.
[5] Cho　Lee-jay　&　Kim　Yoon-Hyu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Ok”, Hawaii, 1991,　p.375.
[6] KREI,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in　NICs,　DSE,　1981,　p.50.
[7] Kim,C.K.,　Industri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Seoul:KDI,1977,　p.18;　Cole,David　&　P.N.Lyman,　Korean　Development,　Harvard　Un.　Pr.,1971,　p.151.
[8] Lee,　Eddy,　“Egalitarian　Peasant　Farm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World　Development,1979,7,4/5:pp.493-518.
[9] Lee,　Eddy,　“Egalitarian　Peasant　Farm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World　Development,1979,7,4/5:pp.493-518.
[10] Hsiao　Hsin-huang,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aipei,1981,p.195;　Ban,　Sung　Hwan,　et　al,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public　of　Korea:1945-197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9;　KREI,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in　NICs,　DSE,　1981,p.54.
[11] KREI,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in　NICs,　DSE,　1981,　p.　54.
[12] Ban,　Sung　Hwan,　et　al,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public　of　Korea:1945-197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325,367-374,444;　KREI,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in　NICs,　DSE,　1981,　p.52;　Lea,D.A.M.　&　D.P.Chaudhri,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London,1983,　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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