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陆要避免将一体化战略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的做法,而要将一体化战略作为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非洲一体化的思想源泉泛非主义虽然是团结非洲大陆和世界各地黑人的桥梁,但是共同的命运感和共有家园的特性无法掩饰泛非主义思想内容的贫乏,泛非主义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没有“对现存世界给以科学的解释,也未能提供一个行动的指南,更没有对未来的世界进行必要的思想与知识准备”[1]。这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泛非主义被“民族主义、独立时的妥协、新殖民主义、领导者的腐败无能、族群主义、地区主义、派系主义”[2]所挫败的原因。不管怎样,20世纪60—70年代立足于各国的自主选择发展战略不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1980年代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结构调整战略未能挽救非洲被边缘化的命运,迫使非洲重视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1980年代《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还是21世纪初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制订,历史背景都是在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非洲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危机之时。[3]这使人们不由得想到,非洲一体化思想成了非洲应对危机的思想。但危机过后,一体化计划就被弃之一旁,或者说,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国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到万不得已,非洲国家不会求助于这个选择。非洲大陆要避免这种应急式的一体化历史的重演,每个国家都应把促进一体化作为一种长期的国策,使其不随领导人或政权的不同而改变或放弃,不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非洲现代化实践的指导思想始终跟随的是不同时代流行的世界发展理论,无论是19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和1970年代的依附论,还是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都未能引导非洲大陆在现代化实践上积累起飞的物质条件。同样受制于类似发展理论的一体化成果也都极其有限。[4]因为这些发展理论所针对的社会基础并非非洲社会,不是对于非洲现代化发展所立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分析与总结,故无法解决解决非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无法令非洲政府和人民认真思考大陆一体化与非洲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不能认识到“任何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发展的工具”[5]。
相比以往的各种一体化方案,《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更多地考虑了非洲的现实,从而被当做了21世纪的非洲发展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集体的行动解决非洲发展问题,是非洲“第一次面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始审视“自独立以来,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在哪里出了错?我们应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腐败问题、冲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贫困问题、卫生问题、教育问题和农业问题”[6]。这个计划是非盟试图吸取非洲以往的发展教训与经验,利用好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新机缘,借助一体化来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
非统成立之时,国际政治经济处于冷战的格局,作为整体的非统未能很好地利用冷战格局,未能将两大超级大国的影响挡在非洲大陆之外。非盟仍然存在卡萨布兰卡派和蒙罗维亚派的分歧,前者希望建立统一的非洲政府,后者提倡渐进主义的方式,从经济合作入手[7]。
新伙伴计划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把外部援助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援助作为计划实施的一个主要前提,因为如此一来,非洲追求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守的原则被破坏了,在全球化的水域中,非洲这艘小船就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绑缚在其新自由主义的大船上。[8]非洲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边缘性地位、对外援的依赖和沉重的债务使得非洲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国家的政策和规则往往不得不在外部压力之下做出调整,缩小了非洲国家之间政策协调和合作的空间,加大了非洲一体化进程的难度。
外部的援助与承诺从来就不是可靠的,正如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所说,“解决南方普遍存在的、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脱贫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依赖于北方国家的仁爱之心。它首先依赖于我们的决心,我们是自己的发展进程的主人”[9]。2007年马里负责非洲债务和发展的联盟主席巴里阿米纳塔杜尔在西非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的最贫困国家论坛上指出,“由资本家控制的‘光做样子’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起作用”。八国集团未能兑现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上做出的援助承诺,她说,“这些富国说话不算数,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南半球国家要想掌握命运,必须靠自己”。[10]非盟认识到外部力量只能是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辅助力量,必须增强非洲经济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并非是拒斥全球经济体系,而是要摆脱非洲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模式,“把建立自我中心的经济和社会与参与全球体系结合起来”[11]。
关键在于非洲是否自身能够承担起责任。非洲国家坚持解决本国事务的主导权,出现危机也以非洲大陆的调解为主。非盟驻苏丹维和使命防止了达尔富尔局势的恶化,但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用有限。[12]仅仅军事维和而不处理造成问题的政治、经济及历史原因,难以确保长久的和平。
无论是一体化还是现代化,非洲国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里,边缘资本主义不可能形成古典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13]。非洲国家要想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原始积累过程,就必须加强合作、深化一体化,才能真正克服经济的依附性。首先一体化的合作有助于吸引投资,改善资金短缺的状况。[14]非洲从不缺乏自力更生的发展蓝图,缺的是落实蓝图的实际行动。
非盟在制度构建、资金运作、泛非主义信念及其领导力方面都面临挑战。[15]非洲一体化无法自动实现,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领导力是非洲国家发展的真正障碍”[16]。但无论是就国家而言,还是就领导者素质而言,非洲一体化的进展受到质疑。布约亚指出非盟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取决于它是否能用一个声音说话,是否能够确保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17]非盟的五个有功之臣,四个未能履行其誓言,南非姆贝基、尼日利亚奥巴桑乔都试图继续第三任期,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里卡成功修宪使自己无限期连任,埃及穆巴拉克在国内抗议与西方双重压力下不光彩下台,使非盟遭受重挫。
在本质上,非洲的联合尤其是一体化的深入将削弱西方大国的影响,不利于西方控制非洲。非盟的成立及其新伙伴计划的制订并不自动保证非洲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作为非洲版马歇尔计划的新伙伴计划[18]的关键是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性。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在冷战背景下实施的,美国为了争霸世界,对欧洲的支持能够尽力,但如今非洲大陆缺乏资金的保证,国际多边援助的附带条件就是例证。新自由主义构成非洲复兴思想的哲学基础,故向世界行销非洲是非洲新伙伴计划的实施战略,因而维护与北方富裕国家的关系是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北方国家在非洲重建计划中拥有了发言权,如接受了国际多边援助的附带条件,这与非盟极力要放大非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声音构成了一对矛盾。[19]
非盟的非漠视原则仍然受到主权原则的挑战;非盟的权威不足以解决成员国间的政治分歧、战争,成员国自身内部的政治动荡,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机会。非盟对2010年底由突尼斯骚乱蔓延至埃及、利比亚的北非动荡局势显得无能为力,尤其在利比亚战争中,作用和姿态比不上欧盟与北约。
外援的流入构成许多非洲国家投资的来源,进而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以国家为重点的外援对于非洲的一体化起着负面的作用。无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还是各个援助大国的援助,都围绕国家进行。如1976—2000的25年中,世行针对西非区域进行的援助项目只有13个,仅占世行援助西非资金总额的1%。美国对非援助的“千年挑战账户”,强调援助的效用而强化了受援方为国家的倾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同样也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资助。[20]附加条件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外援加深了非洲国家的外部依附性,不利于非洲的一体化。
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两个方面对非洲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来自这些机构的资金的使用受到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只注重推动市场化,不顾及国家在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削弱了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权,进而影响了国家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承诺。第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援款并不着重于区域层面,而是以单个国家为对象,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缺乏区域范围的协调,客观上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合作,甚至还会加剧各国之间的竞争。
[1] Sharakiya, A. M., “Pan-Africanism: A Critical Assessment”, TransAfrica Forum, Vol. 8, Issue 4, Winter 91/92, pp.39-52.
[2] Tunde Adeleke, “Africa and Pan-Africanim: Betrayal of a Historical Cause”, The Western Jou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1, No.2, 1997, pp.106-116.
[3] 参见舒运国《非洲经济改革的走向:〈拉各斯行动计划〉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比较》,《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第52—58页;也参见贺文萍《南非学者谈非洲发展计划和非洲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4月24日第003版。
[4] Richard Gibb,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meta-theorie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pp 701-721.
[5] Benjamin W. Mkapa, “Dangers of th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and Alternatives for African Countries”,http://www.southcentr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02%3Asb60&catid=144%3Asouth-bulletin-individual-articles&Itemid=287&lang=en
[6] 阿尔贝托·麦克里尼:《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载《尼日利亚总统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李福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9—10页。
[7] Carina Ray, “Making Pan-Africanism Relevant Today”, New African, Oct. 2009, p.35.
[8] Adebay Adedeji, “From the Lagos of Action to the New Partnership of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Final Act of Lagos to the Constitutive Act: Wither Africa?”, Keynote address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frican Forum for Envisioning Africa to be held in Nairobi, Kenya, 26—29 April 2002; http://www.worldsummit2002.org/texts/AdebayoAdedeji2.pdf这四项原则是:非洲自身需求的增长、依赖自身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人民对发展的参与、注重发展的整体协调。
[9] 《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3版。
[10] 《参考消息》,2007年6月5日,引自法新社巴马科6月3日电。
[11] 萨米尔·阿明:《非洲沦为第四世界的根源》(何吉贤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2期,第26—30页。
[12] Paul D.Williams, “Military Responses to Mass Killing: The 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ud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3, No.2, June 2006, pp.168-183.
[13] David Moore, “Neoliberal Globalisation and the Triple Crisis of ‘Modernisation’ in Africa: Zimbabw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South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6, 2001, p.920.
[14] 参见John H. Dun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orkingham: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498.邓宁指出了西共体外商投资少的原因是“共同体未能对区域内的行政机器和组织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
[15] Wafula Okumu, “The African Union: Pitfalls and Prospects For Uniting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2, Spring/Summer 2009, pp.93-111.
[16] George Ayittey, “Obstacles to African Development” p.334.
[17] Pierre Buyoya, “Toward a Stronger African Unio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XII, Issue 2, Winter/Spring 2006, p.172.
[18] Adebayo Adedeji, From the Lagos Plan of Action to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Final Act of Lagos to the Constitutive Act; Wither Africa, Keynote Address at the African Forum for Envisioning Africa Held in Nairobi, Kenya 9 (Apr. 26-29, 2002).www.worldsummit 2002.org/texts/Adebayo Adedeji2.pdf
[19] Richard A.Griggs,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lobal Actors and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Union”, Geopolitics, Vol. 8, No.2, Summer 2003, pp.69-98.
[20] Seth Kaplan, “West African Integration: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4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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