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良性互动取决于非洲国家政权的稳定与非洲一体化机制作用的发挥。如果一体化是非洲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那么这种路径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首先就是良好的政治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都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互动关系、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互动过程中，能够驾驭互动关系，使互动关系向着良性方面发展的国家或政府，总能创造出发展的奇迹。但驾驭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能力需要在反复试错的长期积累中才能逐渐获得。

非洲大陆独立之时，就有着以一体化促进现代化的共识，但是在把共识落实到国家的具体行动上，在经济、外交政策上向一体化倾斜方面，非洲国家还做得很不够。经济的依附性使得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选择余地有限，在制订政策方面走的弯路多，缺乏自主性与自信心。自主性不强、自信心不够始终是非洲国家国家现代化实践的软肋。即使政策设计合理，但政权的频繁更迭又使得政府重点转移，难以保持持久的承诺，难以将良好的计划与政策真正落实。

泛非主义为基础的区域主义主张与维护非洲国家主权是相互依赖的。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主权意识与不干涉内政意识主导着非洲各国，也是非统捍卫的原则。这个阶段一体化进展受制于非洲各国的政治发展。各国在自身政治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其致力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政治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在这个阶段，非洲国家对非洲一体化前途信心不足，各国关注点在于自身民族国家构建与政权稳固。即使如此，非统没有解体，更有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克服了内战分裂的威胁，与其他西非国家一道促成了区域合作组织西共体的成立。

从国家的角度看，非洲一体化受阻的原因在于各国并没有将一体化导向政策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权合法性机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权宜之计。如果一体化发展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主权需要分享，那么新父权的国家特性将受到威胁，^[1]这是国家政权掌控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摆脱殖民主义而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构建现代主权国家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走许多弯路，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用西方现代的标准看是落后的，但如果把非洲与17世纪新建立的专制君主制的西欧国家相比，二者存在某些共性，如对绝对主权的维护。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完成国家内部的政治一体化，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基本巩固、权力移转、去暴力化是国家能够进入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从西非来看，西非的区域一体化与西非各国的国家构建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西非不是在各国都完成了国家构建后，变得足够强大才成立区域组织，而是一体化与国家建构的相互促进，才促成了国内政治和区域局势二者都趋向稳定。区域合作与团结有助于减少乃至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进而也有助于成员国国内政治的稳定。

尽管“国家民族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尼日利亚不得不努力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2]。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在独立后仅仅10多年的时间里就战胜国家分裂的挑战，构建起现代尼日利亚国家的认同感和国民意识，成为非洲国家克服基于族群、地域与宗教等冲突的成功实践，也克服了邻国企图趁火打劫的危险。因为内战中，尼日利亚的两个法语西非邻国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受法国影响，公开承认了比夫拉地区主义分离政府。这使尼日利亚意识到，本国政治的稳定同所在的西非区域各国有着密切关系，尼日利亚战胜内战威胁的信心转为塑造西非一体化的动力。

西非小国塞拉利昂正是在西共体组织的帮助下结束了内战，开始致力于非洲团结和地区合作;支持西共体在本地区发挥作用，以巩固国内和平以及与邻国的合作关系。西非一体化的深化就是西非各国都认同了一体化的追求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并能潜在地有助于本国政权的存在。^[3]

非洲区域大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对于区域一体化乃至整个大陆一体化起着主导作用。西共体的成立是在西非大国尼日利亚克服内战分裂的威胁之后，南共体的迅速发展是在新南非诞生之后。从权力分布与权力结构来看，西非和南部非洲这两个区域的权力更集中且有层次，促成了1990年代这两个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且这种权力架构也导致了解决这两个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非洲化与多边主义倾向。^[4]正是西非大国尼日利亚有着强烈的对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冲突进行干预的意愿，以及西共体1990年代的维和部队在维和中秉持公正，才促成了西非地区冲突危机的解决。

非洲一体化进程必须考虑各国国家利益，使其同各国人民的需求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保持一体化进程的可持续性，“未能让加纳人民看到理想同人民现实生活需求的关联，实施的对外政策也未使其他非洲国家领导者信服非洲大陆的团结所带来的实惠要大于各国坚持自己主权所带来的实惠”^[5]，是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理想在加纳遭遇失败和受到其他非洲国家冷落的原因所在。

哈里森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多数问题是由政府政策的歧视所造成的，原因是在国内复制了西方殖民主义。^[6]正是这种内部化的殖民主义阻碍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这是西方主导的结构调整战胜《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原因所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维持并深化的是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削弱了本身就很脆弱的国家体制，从而打击了靠国家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和大陆一体化。结构调整计划使非洲国家制订本国发展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强化了非洲各个国家对国际金融资本的依附。对政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打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私有化、限制并减少国家的作用。非洲一体化的目标是要争取非洲各国、各个区域和大陆的共同发展，是要克服非洲经济依附性，要改变被边缘化的趋势，促进生产多样性，尤其是非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是想克服自由市场解决不了的非洲各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 Richard　Gibb,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meta-theorie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4,　2009,　pp　701-721.
[2] 李文刚:《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的缘起与演化》,《西亚非洲》,2009年第9期,第31页。
[3] 参见David　J.　Franci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Sierra　Leone　in　ECOWAS,　p.36.　
[4] Stephen　F.　Burgess,　“Afric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allenges　of　Indigen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2,　Sept.,　1998,　pp.37-61.
[5] Evan　White,　“Kwame　Nkrumah:　Cold　War　Modernity,　Pan-African　Ideolog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Development”,　Geopolitics,　Vol.　8,　No.　2,　Summer　2003,　p.120.
[6] [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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