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独立以来的发展在20世纪末越发严峻，独立后的前15年，横向比较来看，非洲的发展是世界最差的，但纵向比较而言，这15年竟然成了非洲发展的黄金期。因为后25年里，整个大陆的经济增长基本是负数，发展比前15年更糟。用非洲人自己的话说，就是非洲在新世纪面临着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数字化技术五大挑战。^[1]非统变身为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简称“非盟”)，颇有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1997年非统通过了关于非洲外债危机的共同立场，1999年9月非统特别首脑会议通过《苏尔特宣言》，决定于2001年正式成立非洲联盟。2002年非统组织第38届大会宣布成立非盟，非统组织完成了反帝反殖、争得非洲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对非洲国家的发展与非洲现代化进程构成了多重挑战，非洲大陆被边缘化的危险加大。非盟正是为了因应这些挑战而诞生的，与非统一脉相承，形成泛非运动的第三次高潮。^[2]泛非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复兴，即非洲复兴思想，是要通过经济一体化壮大非洲的力量，寻求非洲在全球化世界中应有的位置。

20世纪末，非洲重新审视自身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认真对待巴尔干化事实对非洲发展的制约，“非洲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重新激发了非洲人民之间大团结的感情，特别在青年人身上激发了支持恩克鲁玛提出的泛非主义的态度”^[3]。

世纪之交的非洲确信只有区域主义才能使非洲大陆为新世纪做好准备。非洲各国政府为维护大陆和各国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合作，如就小型和轻武器的控制进行了成功协商，并建立了政府间执行机构，一些国家率先进行了武器收缴与销毁，一些国家进行了相关立法及改革，这些措施与行动“构建起非洲国家之间的彼此信任，促进了一体化和非洲大陆的安全”^[4]。

非统的诞生促进了非洲国家摆脱殖民压迫的解放斗争，捍卫了非洲国家的主权，但仅解决了政治承认与生存权问题^[5]。非统在成员国国内出现冲突、成员国之间爆发冲突时无所作为，如索马里国内、苏丹国内、安哥拉国内、刚果(金)及利比里亚等国内的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在经济上通过的各项计划与声明对成员国缺乏约束力，从而无法落实^[6];组织上对成员国的拖欠会费行为缺乏制裁措施，没有权威性。非统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缺乏执行力，而非盟相比而言，有超国家机构的性质，力图纠正非统组织的缺陷，如非漠视原则的启用及互查机制的运行等。

非盟取代非统也是因为非统的原则与运作不再适应形势的要求，用前布隆迪总统布约亚的话^[7]，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世界确立非洲的位置，解决非洲的贫困和发展的挑战是非统必须改变的原因所在。故非盟既是“非洲从政治团结走向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客观驱动的结果，也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共识”。^[8]

非盟取代非统是要促进非洲发展，解决经济主权问题，构成“非洲联合发展的新起点”^[9]，“是非洲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重大决策”^[10]。非盟是非洲对于发展问题重新思考后的选择，联合才能自强，区域和大陆的合作是非洲21世纪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要在非洲大陆缔造出和平、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促进非洲大陆一体化。非盟是非洲国家缔造可持续的非洲大陆发展环境，实施新的现代化战略的必备工具与机制。这种新的现代化战略的目的是要增强自主性，是在“探索一条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又自觉地探求的发展导向”^[11]。

相比非统，非盟在处理成员国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非洲大陆同外部的关系上都更为积极与进取。首先推动成员国的关系由注重政治外交的合作转向经济一体化;其次开始将一体化建设与非洲人民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提供非洲社会和人民参与一体化设计与讨论的渠道;再者，积极主动寻求与非洲外部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以获得援助与投资。^[12]

非洲独立后的现代化实践也为非盟取代非统奠定了客观基础，“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加速了非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从而消除了以往非洲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分歧”^[13]，促成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出台。2001年发起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Development，简称“新伙伴计划”)，在推动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和争取外资及援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着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其中作为新伙伴计划一项重要内容的“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以下简称“互查机制”)，致力于推动非洲国家采用正确的政策和标准，促进政治稳定，加快经济增长，深化地区和经济一体化。互查机制的自愿性显示了非洲国家的自信与非洲国家开始勇于正视自身的问题，并愿意彼此监督的勇气，有助于彼此加深信任;互查机制还展示了非洲国家促进非洲大陆政治现代化的积极探索精神。近半数国家的自愿加入更展示出非洲大陆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21世纪前10年，大部分非洲国家强劲增长，非洲人均收入增长率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超越发达国家。

在维护地区安全、调解地区战乱与冲突方面，非盟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非盟计划组建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非洲维和常备部队，以应对非洲大陆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使非洲大陆出现了“摒弃暴力，寻求和平”的良好势头。拉克索(Laakso)认为当卷入冲突的国家为该区域的主要领导角色时，或者区域内邻国之间对抗激烈时，非盟的作用就突显出来;而且非盟更能在全球层面上代表非洲安全利益，更有能力赢得国际机制的持续支持。^[14]就解决西非大国科特迪瓦的动乱来说，西共体组织的作用就赶不上非盟及联合国的作用。无论是对该国2005年10月的选举结果还是对2010年12月的选举结果的影响，联合国和非盟的表态都对局势的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2009年7月，非盟第13届首脑会议决定将目前非盟常设机构“非盟委员会”提升为“非盟权力机构”，并赋予更大、更广泛的权力，统一负责非盟的防务、外交和对外贸易谈判等重大问题，这标志着非洲朝着团结统一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国际合作和对外交往方面，非洲国家力图用一个声音说话。非盟为非洲复兴和新伙伴计划的实施寻求国际支持，展开全方位的自主外交活动，积极参加国际经济谈判，敢于发出与西方不同的声音。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非洲国家领导人呼吁“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这一体系不仅仅应包含新兴国家，而且应包括非洲”，强烈希望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针对国际刑事法院2009年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各项指控及此后不久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非盟成员国在支持苏丹方面的立场空前一致，认为这一指控对苏丹和平进程和地区稳定不利，呼吁国际刑事法院推迟诉讼程序，并决定集体抵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决定。

非盟在平息战乱、阻止冲突、维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主导非洲内部事务的过程中，非盟与非洲大陆内的区域组织和区域大国密切合作，并协调彼此的关系，非盟的领导权威已得到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这种在非盟框架内努力靠和平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态势，为非洲国家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陆一体化机制的强化相应地也促进了非洲大陆各个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如2009年10月西共体快速反应部队进行首次后勤保障军演，这意味着西共体将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区域集体防务已现雏形。这有利于西非地区共同打击贩毒、买卖人口、海盗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保证人员和货物流动的安全与顺畅。

[1] [塞内加尔]阿卜杜拉耶·瓦德:《非洲之命运》,第4—23页。
[2] 张宏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认为这是泛非主义思想的复兴,陆庭恩从泛非主义的实践发展过程看,指出这是泛非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参见张宏明《泛非运动的理论脉络和发展轨迹》,第34—60页;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的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3,104页;陆庭恩《经济全球化与非洲联盟》,《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页。　
[3] [塞内加尔]阿卜杜拉耶·瓦德:《非洲之命运》,第58页。
[4] Guy　Lamb　and　Dominique　Dye,　“African　Solutions　to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in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2,　Spring/Summer　2009,　pp.69-83.
[5]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382—388页;陆庭恩、艾周昌编著:《非洲史教程》,第458—463页。
[6] Richard　Ilorah,　“Nepad:　‘The　Need　and　Obstacles’”,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4,　UK　and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pp.223-251.
[7] Pierre　Buyoya,　“Toward　a　Stronger　African　Unio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XII,　Issue　2,　Winter/Spring　2006,　pp.165-175.
[8] 杨立华:《自主发展的里程碑》,引自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1—2002),第103页。
[9] 杨立华:《非洲联盟:理想与现实》,《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第9—14页。
[10] 陆庭恩:《经济全球化与非洲联盟》,第21页。
[1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9页。
[12] Pierre　Buyoya,　“Toward　a　Stronger　African　Union”,　p.169.
[13] 张宏明:《政治民主化后的非洲内政外交的变化》,第102页。
[14] Liisa　Laakso,　“Beyond　the　Notion　of　Security　Community:　What　Role　for　the　Af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Peace　and　Security?”,　The　Round　Table,　Vol.　94,　No.381,　Sept.,　2005,　pp.489-502.　Laakso的多层面治理理论,实际上是四种层面的治理,即大陆层面的非盟,区域层面的区域组织,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文章中他重点论述的是除国家以外的其他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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