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一体化的发展以泛非主义兴起、非统成立、非盟取代非统为标志，经历了思想准备、政治共识建立与制度建设探索、一体化深化三个阶段。对应这种一体化发展过程的是非洲现代化主体意识的确立、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一体化和现代化共同突破。一体化成为非洲现代化过程中应对危机克服现代化障碍的选择，为非洲现代化起飞做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如影随形。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已经并必将进一步迫使每一个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两种趋势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概莫能外。非洲作为世界不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已经意识到非洲大陆一体化的迫切性。非盟取代非统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1990年代初非洲人认为，区域一体化将决定非洲的未来生存，“区域一体化不是备选之一，而是有关生存的必须”^[1]。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泛非思想的一种理性回归，就如当初以泛非思想引领非洲走向独立。近一个世纪后，非洲人认识到非洲的发展同样需要泛非思想的引领，泛非主义的机制成为“记忆、资源和半永久居住之地”^[2]，仍然是“今天非洲一体化的基石”^[3]。

非洲大陆一体化与大陆内的各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要促进现代化在非洲大陆的实现，是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种现代化战略选择，或者说是非洲国家寻求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4]用非洲方法解决非洲问题，是非洲探索非洲发展道路的简单概括。非洲首先通过政治的解放、主权的获得为发展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政治前提。非洲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就是非洲现代化的实现方式问题，就是非洲如何实现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和文化包容开放的问题。就此而言，人们对何为现代化，或者说发展的目标是有愿景的，这种愿景来自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对先期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由最初注重单一经济增长，到注重多层面的综合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贫困的消除、不平等的减少，还包括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和国家体制的变化，^[5]与此同时，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逐渐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现代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还是全面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罗荣渠指出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他说，“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6]

如果说，先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目标还不明确的话，那么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则是确定的，因而主要是如何实施、采取何种措施，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因而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既要追赶发达国家，又要同其他后发型国家进行竞争，从而赶超成为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7]。

追赶远非易事，更不用说超过先期出发的那些领先者了。自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以来，非洲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进展，然而问题是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其他大陆与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工业化竞赛越来越激烈，以至于1960年代被联合国称为“发展的10年”。有非洲学者认为，非洲要获得发展，需要“优秀的领导，好的经济计划和稳定的政治环境”^[8]，这种观点有些强人所难，如果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话，更可能是现代化实现的结果，而非原因。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稳定化的过程，只有在现代化基本完成，“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造成不安定”。^[9]

另一些现代化理论研究者认为缺乏有力的领导是导致第三世界工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如果这里的领导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精英群体，一个对国家发展道路有着共识的领导阶层的话，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后发赶超国家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因而对领导层的要求更高。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难以靠单个天才人物取得成功，必须靠群体的力量，才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现代化的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工业化似乎已势在必行，因此它们越来越需要进行急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已开始的过程也许直接介入，加以管制，也许是对之进行调节。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历史所提供的工业化先决条件来分析国家介入的作用和动机”^[10]。国家对工业化无论是介入还是管制或调节，都需要具备很强的领导力，这远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需要一批在非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领导者。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有资格代表全体黑人，有能力且有责任领导非洲现代化进程。《世界黑人权利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接受并承认黑人选派的代表。这些代表将派往上述政府以代表世界黑人的基本利益”^[11]。第二次泛非大会伦敦宣言，“应承认维护正义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群体的天然领袖”^[12]。他们在争取非洲大陆独立的过程中，团结在泛非主义的旗帜下，赢得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独立。非洲在寻求独立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优秀领导者。

然而，非洲大陆独立前后，在寻求各国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冷战背景以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与优先发展目标的不同，还受制于意识形态分歧，尤其是各国领导者价值导向上的个体差异，最终在如何实现非洲团结及其团结的形式上产生分歧，这种分歧源于非洲大陆自19世纪开始设计非洲未来的发展愿景时就存在的“‘文化西化’、‘文化非洲化’和‘文化融合’等几种不同的理论或倾向”^[13]。其经济现代化程度有限，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没有形成稳定的代表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精英集团，换句话说，非洲国家“缺乏既了解本国国情、有丰富治国经验，又能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领导核心”^[14]。

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后，泛非主义作为反帝反殖的非洲大陆民族主义，对于非洲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的指导意义明显降低，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试图创造一种指导本国民族一体化、经济工业化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各种思想意识形态仍然交互存在，在非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似乎都在发挥作用，似乎又都没有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冲突、暴力，甚至内战”^[15]。基于部族、种族或地方的传统更有号召力，故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均以部族为基础，加上外部势力的插手，国家政权反复更迭，政局动荡。也可以说，这是非洲现代化道路上必然经历的一个摸索的过程。

[1]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Biddles,　1993,　p.1.
[2] William　Ackah,　“Back　to　Black　or　Diversity　in　the　Diaspora?　Re-imagining　Pan-African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T8.3(2010)341-356,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10,p.1.　
[3] 李安山:《理想与现实的互动:从泛非主义到非洲一体化》,第3页。
[4] 罗建波:《通向复兴之路: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George　Akeya　Agbango,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Agbango,　George　Akeya,　ed.,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eterlang　Publishing,　Inc.,　1997,　p.15.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
[7] 侯若石:《第二章　赶超: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轨迹》,载谈世中主编:《历史拐点:21世界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版,第63—87页。
[8] George　Akeya　Agbango,　ed.,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p.1.
[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　
[10] [瑞典]克里斯特·冈纳森,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39页。
[11] 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第23页。
[12] 同上书,第28页。
[13] 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第162,163页。也参见张宏明《非洲发展问题的文化反思—兼论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西亚非洲》,2001年第5期,第38—43页。
[14]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5] 同上书,总论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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