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非洲人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及非洲各国的密切合作与协调是应对非洲国内市场狭小，改变不发达状况，革新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出路所在，但将这种意识落实到行动上，则面临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障碍。有形障碍可能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同、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关税水平的不同、生产结构与产品的相似、彼此进行联系与交流所需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有形的障碍基本是可以克服的，但无形的障碍，如对涉及主权问题的过度敏感、原殖民宗主国的影响、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猜忌、利益及代价的分摊、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等，^[1]克服起来则有着相当的难度。独立建国后的10多年里，非洲各国都致力于改变不发达的状况，但主要侧重的是国家自身的发展，在彼此合作促进一体化方面比较消极，且刚赢得主权，各国领导人都有一番雄心与计划，想不受约束地自我做主实现国家的发展计划。再者，1960年代初期处于冷战相持下的国际形势有利于非洲国家获取大国相争的好处。
但不久19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基础薄弱、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非洲各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使非洲国家切身感受到自身经济结构上的弱点。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同呼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同时，非洲国家开始反思本国发展与邻国发展的关系，把本国的发展与区域合作及区域一体化相联系，非洲各种区域组织开始活跃发展起来。直到冷战结束前，非洲国家不仅自身在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而且构建起非洲一体化的体制框架和愿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非洲大陆自身的变化，尤其是非洲人逐渐在西非稳定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新南非的诞生，为非洲现代化道路和一体化实践展现出美好的前景，这是非盟取代非统的背景。总体说来，非洲国家探索合作和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与其探索非洲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模式是相辅相成的，可从三个阶段上看待这种探索过程。
1.　现代化的探索时期与一体化合作的酝酿阶段
这个阶段是非洲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呈现生机的阶段。这一时期正是经济上推崇赶超工业化战略，大国冷战处于相持，亚非拉不结盟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有利于非洲独立国家的发展。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工业化得到迅速发展，构建了大陆一体化的组织框架和合作原则，开始了区域与次区域一体化的初步探索。
世界各国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都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非资本主义道路，都推崇经济计划。非洲国家也不例外，实现经济独立，成为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之后的首要任务。1961年3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通过决议，强调“享有完全政治独立的国家，必须以获得经济独立来保卫和巩固它”。对于现代化的后起追赶者即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家工业化的国内外历史条件和环境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内的垄断还是国际垄断都在加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再单纯地取决于市场力量的自然进化，而越来越借助于政府的发展意识和外部的推动力”^[2]。
独立初期的国家和社会都处于期盼与希望之中，各国立足于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政权基本保持了稳定。非洲独立各国在巩固政权、加强国家认同感和构建社会共识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新的秩序、体制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还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和战略步骤，非洲国家的能力都尚待发展。
非洲多数国家都制订了国家发展计划，将原本由外国资本控制的金融、贸易、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等成为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选择。“历史的遭遇、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任务，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都集中在实现工业化上，形成以赶超为特征，以进口替代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3]因为工业化对现代化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影响着城市化、社会变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4]。
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致力于赶超过程中忽视本国的经济及历史现实，不是从本国发展的需要出发而制订发展计划，且匆促拥抱并试错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制定具体的现代化步骤时，他们往往过于强调精神的力量，过多地采取了理想主义的作法，从而出现了较大的偏差。”^[5]城市是社会和文化价值产生及传播的中心，国家偏重城市的政策，使得非洲城市化过度发展，城市的文明与乡村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农村家庭移居城市主要是由于干旱、饥馑、内战，及初级农产品出口条件恶化所致”^[6]。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非洲国家没有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与经济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同为一体的民族情感和政府权威。非洲多数国家建立在族体界限与政治疆界不相吻合的领土范围内。这个阶段非洲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凝聚力的培养，无暇也无心顾及彼此之间的合作。在这一阶段，泛非主义强调彼此团结的立场弱化了，正如伊赞维对西非一体化在独立初期阶段的遭遇所评述的，“独立不是西非解体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所在”^[7]。独立后的非洲各国都有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内政成为优先事务，而区域合作和非洲大陆的团结成为次要事务。成立于1967年的东非共同体在成立10年后的解体，反映出非洲一体化的艰难曲折进程。曾愿意为非洲大陆的统一解放而表示可以延迟坦桑尼亚独立的尼雷尔，在评述东非共同体的解体时说，“我们每一个政府都要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负责……。区域忠诚有时不得不让位于我们的国家责任”^[8]。尼雷尔的话反映出国家利益高于区域利益的现实。因而非统的成立是从超国家的层面来维护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稳定，故非统组织是一个把领土完整作为基本原则的国家卡特尔组织，不是要超越而是要巩固国家制度。^[9]这是因为非洲国家社会基础的脆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之缘故，用阿克(Ake)的话就是，非洲国家要在没有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同时还要进行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建设，推动本国政治一体化。^[10]
一体化进展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现实，受制于各国政治的动荡，各国在自身政治问题重重的情况下，其致力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政治行动能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动荡基本没有造成非洲国家的解体，甚至内战也没有导致西非大国尼日利亚的分裂，这本身就是年轻的非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成就。
虽然这个阶段非洲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自身的发展，但对于自身经济上的弱点和联合自强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忘记泛非主义的理想，且开始尝试各个层面的合作。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是这个阶段一体化最大的成就。此外，北非、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相继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区域合作组织，从功能性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政治外交合作组织到致力于建立邦联的合作，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环境、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如1960年成立的非洲国家咖啡组织(Inter-African Coffee Organization)，1962年建立的西非货币联盟(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1964成立的中非关税和经济联盟(Customs and Economic Union of Central Africa)，1964年9月建立的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1967年成立的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1973年建立的萨赫勒地区国家间常设抗旱委员会(Permanent Inter-State Committee for Drought Control in the Sahel)，从而开始了非洲一体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合作尝试既有对过去殖民统治时期旧有组织的改造与继承，也有克服殖民统治影响跨英法不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的尝试，如加纳-几内亚-马里三国联盟等。虽然有些组织最终解体，多数实践效果有限，但这些尝试为非洲一体化积累了实践经验，且展现出非洲一体化思想的基础与活力。
在这一阶段，恩克鲁玛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他的影响下，西非国家的区域合作探索与实践成为非洲一体化实践的先驱。西非国家在努力进行各自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也在努力进行着区域合作的实践与探索，西非各种性质的区域组织，尤其是1975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简称“西共体”)的成立，就是这种区域合作的尝试。西非国家领导人各自克服了诸多障碍与困难，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勇气与决心，在区域合作上达成了共识，加纳领导人罗林斯的看法就是代表，“我们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的唯一道路是某种形式的一体化，我们需要在西共体的框架下实现这样的一体化”^[11]。
2.　非洲一体化框架形成与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这个时期先是各种区域与次区域组织相继成立，且一体化目标进行宏观设计的欣欣向荣阶段，接着是一体化努力遭遇挫折阶段，但两个阶段实质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组织框架的形成阶段。
1970年代是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时期，主要是因为非洲各国经济受到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在外部条件日益不利的情况下，非洲各种区域组织活跃发展起来。非洲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经济发展同邻国发展的密切关系，反思1960年代早期孤立地进行工业化的实践。这种反思体现在1973年非洲统一组织第十届首脑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合作、发展和经济独立的非洲宣言》中，这是非洲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针，开始把各国的发展与非洲各个区域合作及大陆一体化相结合。非洲国家开始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成立了许多各类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在打破独立前的殖民地结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如西共体打破了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的界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覆盖整个西非区域的区域组织，收获了西非区域一体化的最大成果，为西非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区域合作的体制性基础。
不止国家政府层面加强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且社会层面的一体化也在加深。197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素质有了明显提高。1973年，全非工会联合会、非洲工会联合会和泛非工人大会三大工会组织联合成立了非洲工会统一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Trade Union，简称“非工统”)，成为全非性的唯一工会组织，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工会组织都成为其分支机构。“非工统成为唯一的全非性工会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12]
“非洲地区经济合作的兴起与发展，有主客观双重因素，既有人民的主观愿望，也有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中，迫于形势，不得不实行穷国互助的客观因素。”^[13]主观因素来自泛非主义思想的影响，寻求摆脱经济依附，加强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泛非主义不仅推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与政治独立，同时也构成了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思想，促成了《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该计划拉开了非洲经济改革的序幕。^[14]
非洲一体化理想一直是非洲国家加强合作的潜在思想源泉，《拉各斯行动计划》的出台，是非洲一体化思想实践的成果。非洲国家相继通过1968年阿尔及尔会议、1970和1973年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1976年关于在15—25年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金沙萨宣言》、1977年的利伯维尔会议、1979年第16届非统首脑会议讨论了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会后发表了关于进行集体自力更生的《蒙罗维亚宣言》。1980年特别首脑会议通过的《拉各斯行动计划》就是为了具体贯彻和落实《蒙罗维亚宣言》所制订的战略，是非洲国家诉诸区域主义的宏伟规划。1985年第21届首脑会议通过《亚的斯亚贝巴经济宣言》、《1986—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方案》。1987年7月第23届首脑会议着重讨论非洲经济和债务问题;同年11月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专门讨论非洲外债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1990年第26届首脑会议，通过关于非洲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以及世界形势变化的宣言;还通过了关于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决议。1991年6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第27届首脑会议，签署《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阿布贾条约》)。条约在非统组织2/3成员国批准30天后即生效。从条约生效之日起，非洲经济共同体将在34年中分六个阶段逐步建立。《阿布贾条约》的重要性堪比非统宪章。如果说非统宪章是非洲一体化的政治宪章的话，《阿布贾条约》就构成了非洲一体化的经济宪章，此条约强调通过社会、文化、经济一体化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但缺陷是忽视了政治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作用。^[15]自此非洲一体化的组织框架与合作原则基本形成。
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开始形成共识，且逐步将共识诉诸计划。然而，共识本身不能保证有利于区域一体化的国家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首先发展中国家试图改善南北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世界经济危机的恶果在非洲继续发酵，加上连年自然灾害，非洲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空前危机。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靠举借外债弥补本国资金的不足，使非洲国家的债务逐年递增。在债务危机之下，许多非洲国家放弃了非洲联合发展经济的思路，陆续开始接受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外部援助，并被迫实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其次，非洲国家被迫放弃了自主制订的一体化发展计划。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使得非洲国家放弃了《拉各斯行动计划》。而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西方国家意愿的《伯格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所确立的经济结构调整却成为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纲领并被付诸实施。在结构调整计划中，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更多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换取外汇以抵付国家的外债，而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经济的依附性，这种自由主义原则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最终使西方金融垄断资本获利，而非洲的经济依附性和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趋势却在加深。非洲国家没有因为自由化而实现经济增长，许多国家独立以来的工业化成果遭到破坏，出口的增长并非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是获得资助的结果。^[16]《伯格计划》实际上挫伤了非洲国家一体化的努力。该计划不仅削弱了非洲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政府权力，使非洲国家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而且使得非洲各国经济对外部的依附性加深，及非洲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进一步被边缘化。^[17]
任何有意义的经济合作都要求成员国对其经济政策加以调整，无法想象经济政策不做任何有助于区域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改革，一体化会自我实现。1980年代非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自主性受制于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未能也无力制订与区域一体化经济目标相适应的政策，故非洲一体化的计划与目标止于言辞与文件。同时，非洲各国进行合作，推动一体化的政治决心不足。如从西非区域一体化实践来看，西共体成员国没有把加深彼此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当做国家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没有从国家政策层面向区域合作倾斜。^[18]
非洲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领导者能够理性把握国家的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年轻的非洲独立国家还处在一个寻求构建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国家处在政治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艰难探索过程中，政变频繁发生，“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制度化和合法性的努力。……只有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能够发挥权威作用，制度化才能出现”^[19]。故独立后的二三十年中，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受挫源于“独立后建立的有缺陷的经济及政治制度”^[20]。
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得非洲一体化组织非统的实际作用有限。冷战时期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环境受着两级政治格局的控制，无论是和平还是非洲的动乱都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
3.　一体化实践与现代化探索的双重突破时期
20世纪最后10年，经济结构调整的消极影响开始发酵，破坏了非洲社会的稳定。接受调整方案的非洲国家实质上是把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交给了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结构调整方案是处理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一种应急措施，而并非致力于调整接受方案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尤其没有触动非洲经济的单一性特征。
让市场自行解决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可能会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不平衡，并且产生迅速破坏国家经济的全球性资金流。实际上，是用缩小国家的管辖范围、削弱其管制能力的方法，来增加市场在社会的作用。结构调整的严苛条件，使得国家减少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而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加大了非洲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国内动荡加剧。从这方面看，结构调整方案对非洲国家来说是负面的。^[21]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非洲失去了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转型，增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吸引力，政治自由化、多党民主制成为1990年代非洲大陆政治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选择不是出于非洲各国统治者“善意的给予，也不是出于民主的治理考虑”^[22]，而是在面临内外压力下为寻求执政合法性而不得已为之的结果。发端于南欧的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多数非洲国家卷入这种民主化变革。虽然这种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带有西方意图对非洲再次殖民化的阴谋，这种图谋借助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洲国家实施附加条件的贷款政策，逐渐蚕食接受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制订政策的自主性;但是非洲政治民主化趋势更多地还是反映了非洲人民的觉醒且顺应了非洲人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其中城市贫民的参政意识^[23]和“工会和宗教势力这两支比较独立而有组织的力量在民主化浪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4]。“民主化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内部的一种民主气氛，猛烈地冲击着那些专制腐朽的统治，对新老当权派都起着某种监督和遏制的作用”^[25]。甚至有学者认为，这股民主化浪潮是非洲大陆独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变革运动”，其在“促进非洲国家的法治化建设、扩大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以及“加强反对党、舆论对执政党的监督等方面均有力地推动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26]
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利比里亚为代表的拒绝型，最终导致自己下台，国家几近毁灭，这类国家还有马里、索马里、卢旺达;二是以贝宁为代表的顺应型，统治者与国家都收获了良好的结局，这类国家还有赞比亚、中非共和国、佛得角和南非^[27];第三类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掌权者设法使政治的变化有利于继续控制政权的同时，实行了一些民主化措施，如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刚果(金)和津巴布韦等国。除了主动顺应型的国家外，整个1990年代政治动荡乃至战乱成为非洲多数国家的经历，西非利比里亚的内战引发的区域动荡、中非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东非的索马里内战，成为非洲呈现给世界的画面，这是因为“当社会大众仍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已经受到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的压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才能采取集体行动呢?以种族或宗教动员民众比起以社会和经济计划动员民众要容易得多”^[28]。民主化不仅激发了人们参政的热情，而且激活了这些基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宗教与部族因素，导致了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族群仇杀。
民主化造成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甚至西方媒体都这样评价非洲民主化的后果：“伴随民主化的到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很多非洲人是比以前更自由，但同时也比以前更贫困。”^[29]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都在加快，欧洲、北美、亚太区域一体化深化。世界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同现代化一样都构成了一幅你追我赶的场景。快速变化的科技，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确立，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非洲的边缘化趋势愈发突出。冷战结束虽然使非洲获得了自身独立发展的机会，但非洲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在人口增长率成为世界最高的同时，人均粮食产量却在下降，工业化水平降至世界最低，外债负担日益严重。
相比独立初期，非洲国家选择的余地、与外部力量博弈的空间都大大缩小。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超级大国对非洲的关注减弱，非洲大陆的地缘战略地位下降。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国际社会对发生于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事件、索马里内战无动于衷。而在非洲，由于各个成员国缺乏集体安全责任，非统组织对发生于乌干达、安哥拉、乍得的内部冲突无所作为。缺乏集体共识与政治整合，也没有致力于长期合作的机制，非洲区域合作的成效有限，“没有集体安全、民主、和平、发展、稳定”，非洲对全球政治的作用，仅是“一种抱负而非事实”。^[30]
从另一个方面说，外部势力对非洲的影响减少了。正是这个时期，非统及非洲大陆的区域组织如西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简称“南共体”)的作用才日益重要起来。非洲获得了自己解决非洲问题的一个难得机遇，一体化进程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和政治稳定上取得突破，表现在西共体维护西非和平的成功;非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突破，这就是新南非的诞生。　
1994年南非结束300多年种族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对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进程，且经过10年的建设，多元一体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与监督机制基本建成，这为南非“依法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31]。新南非诞生为泛非主义和非洲团结清除了种族隔离的障碍。南非通过对旧体制的改造与继承、新原则的确立等很好地解决了国家统一与权力分享，多数统治与少数人利益保障的问题，使新南非成为“彩虹国”。新南非的诞生结束了南部非洲的两级安全结构，和平政治过渡向世界展示了南非人民的智慧和南非政治现代化的重大进展，向世人展示了南非宽容、合作与和解的多元文化魅力。新南非不仅为非洲而且为世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新南非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加上其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把其推上了引导非洲一体化的领导地位。1994年刚刚就任新南非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就开始倡导复兴非洲的思想，为非洲一体化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32]这种新元素与活力减少了非洲一体化思想的空想性，赋予了非洲一体化思想坚实的实践基础，这种实践基础就是新南非在政治与社会过渡上的成功经验。
新南非对非洲一体化的促进首先体现在南部非洲区域。冷战的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南部非洲国家摆脱了外部军事威胁与内战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有了保障，推动成立30年的南共体成为非洲最成功的区域组织。^[33]该区域组织在政治问题上致力于用一个声音说话，不论是对于布隆迪和刚果(金)的维和、津巴布韦的政治改革，还是对破坏宪法法治通过政变上台的马达加斯加政权，都是如此。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工作报告，新南非诞生后，南非对南共体的投资在1994—2003年间占该区域接受的直接投资的1/4。^[34]米勒(Miller)，指出“南非多国公司成为新型区域主义的代理者，……这些有着区域主张的南非公司正在非南非国籍的工人头脑中构筑着区域愿景”^[35]。世界杯在南非的成功举办，激发起南非以及全体非洲人民的自豪感，增强了非洲的团结和凝聚力。
新南非在现代化上的成就不是非洲大陆唯一的事例。在西非，21世纪的加纳政治民主制度化基本巩固^[36]且经济保持了良好增长^[37]，利比里亚2005年11月的选举赢得了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瑟里夫的胜出不仅标志着饱经内战的利比里亚民主进程的前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洲妇女在冲破传统习俗、追求自身解放历程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开创了非洲民主政治的又一先河”^[38]。
4.　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安全与和平维护机制上的突破
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及一体化方面，西非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实践为非洲大陆一体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面对由利比里亚内战而引起的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的西非动荡局势，西非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区域合作取得突破。1991年西共体发表尊重民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政治原则声明，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西共体组织对成员国内部的政治进行干预的权力，或者说西共体组织成员国开始在政治安全领域共享主权。1993年对西共体条约进行修正，尤其是有关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的条款，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非经济区域主义的性质、规模和层次，这个修正条约确认了西共体的超国家性，从而赋予了共同体机构以更大的权力，并设立了区域法庭。进而在1999年签署了《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及维护和平与安全条约》的执行议定书，从而为预防、管理、解决区域内冲突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体制的框架。
西非维和机制的创立是从战略高度思考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的相互关系。阿德勒克(Adeleke)指出西非维和机制的建立开创了国际政治关系上的一个先例，是联合国区域维和机制的首次实践。^[39]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维和上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都做出了贡献。西共体干预任何成员国所产生的可能危及整个共同体安全与和平的内部武装冲突，是对神圣的不干涉内政条款的发展，也是对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正确认知。
西共体先后于1990年、1999年和2003年在利比里亚，1997—2000年在塞拉利昂，1999年在几内亚比绍，2003年在科特迪瓦实施维和行动，在区域危机管理方面积累了经验，并具备了某种体制化的能力。西共体的维和在阻止冲突恶化、或者改变冲突的性质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共体通过在塞拉利昂的维和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区域性”，尤其是“从国际政治的客体转变为能够表达非洲利益的国际政治的主体”^[40]。为整个非洲大陆的一体化积累了经验，显示出非洲人掌控自身命运、摆脱盲目模仿、积极创新的尝试。
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对西共体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干预，是西非国家对西非区域政治环境与西非各国政治状况的关系在认识上的一种深化。西非国家确认彼此之间共处于一个“安全综合体”^[41]。在这样一个安全综合体里，区域共同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区域共同体的外交与国家的外交聚合在了一起。^[42]贝宁前总统索格洛的话最能反映这种认识，他说：“在此区域内的每个国家作为一个稳定链条中的一环，只要任何一环的稳定出现问题，立刻就会波及其余。我们任何国家的和平与稳定问题都不能仅仅被当作一国内部的主权问题”^[43]。
如果说诉诸区域主义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政治反应，那么西共体在区域安全上获得突破，是全球化环境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的区域政治状况的需要。西非集体安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针对某个假想的外敌的集体安全机制，因为它针对的是区域内国家间的争议与冲突，以及成员国的内战及其在区域内的影响，是一种积极的区域安全主义。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的出现正是西非各国领导人在发展问题上认识提高的表现，是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区域合作三者辩证关系的确认。
西共体1990年代以来的维和实践是非洲人试图探索出自身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安全与稳定问题的一条非洲路径。西共体维和成功的经验在于有一项保证交战各方实施有效的全面停火的协议，参与解决冲突各方在政治上达成的共识，维和部队的公正立场。各交战方都被解除了武装，区域大国领导人具有强烈的解决冲突的政治意志，不再依赖区域外力量的介入。^[44]西共体的维和实践是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的一大成就，展示了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信念与信心。非洲国家靠自身的资源与力量确保了自身的和平与稳定，在主权共享与灵活把握主权原则上积累了经验，并在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非洲自主能力增强的表现，非洲的自信得到增强，表明非洲一体化进程实现重大突破。
虽然独立后的40年中，西非多数国家政局持续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西共体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即使是在共同体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刻，多数成员国也不愿脱离出去，除1999年毛里塔尼亚的主动离去外。西共体组织为了确保权力转移的宪法化原则，曾先后中止一些成员国资格，2005年中止多哥的成员国资格，迫使非宪法程序继任的福雷辞职，在多哥恢复了宪法;2009年先后中止发生军事政变的几内亚和总统寻求连任而强行推动制宪公投和立法选举的尼日尔的成员国资格;2010年中止了总统选举发生争议的科特迪瓦的成员国资格。中止成员国资格等制裁措施有助于遏制军事政变的发生，促进西非国家政权的平稳转移，对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西共体的区域安全实践推动了非洲大陆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与非统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互动。非统于1992年建立了“冲突预防与解决机制”，设立了应对冲突的“和平基金”。1993年向利比里亚派遣了非洲维和部队。1993年在埃及首都开罗非统召开第29届会议，着重讨论了非洲当时面临的和平、稳定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发表了《1993年非统成立30周年开罗宣言》，并通过了关于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等17项决议。

[1] Adibe归纳了影响西非社会经济交流的两个原因:一是自然障碍,与原始性(primitivity)相关的通信和交通设施的缺乏;二是人为障碍,与现代性(modernity)相关的诸如海关和移民局。Adibe所指出的这两个障碍的危害在于法属西非国家为英属西非国家设置的关税高于法属西非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税,法属西非国家从欧洲进口的货物要比从英属西非邻国进口的便宜,反之,英属西非各国也如此。Clement　Emenike　Adibe,　“ECOWA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imothy　M.　Shaw　and　Julius　Emeka　Okolo,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Policy　in　ECOWA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pp.187-217.多数西非一体化的研究者都把法国因素作为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干扰因素。
[2] 谈世中主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383页。　
[3] 陈宗德:《非洲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再认识》,载谈世中主编:《反思与发展:非洲经济调整与可持续性》,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4] Mehran　Kamrava,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Third　World,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65.
[5] 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6] Mehran　Kamrava,　p.80.　同时参见李肇忠《当代西非国家城市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广西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11—115页。
[7] Uka　Ezenwe,　ECOWAS　an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West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7.
[8] Julius　Nyerere,　“Problems　of　East　African　co-operation”,　in　Freedom　and　Socialism,　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
[9] Crawford　Young,　“The　Heritage　of　Colonialism”,　p.26.
[10] Claude　Ake,　“Why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Occur:　Insights　from　the　Interface　of　Stat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Helsinki:　UNU-WIDER,　1997.
[11] Barbara　Cullahorn　Holecek,　“Paying　the　Piper”,　Transition,　1993(62),　pp.158-174.
[12]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301页。
[13] 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0—431页。
[14] 舒运国:《非洲经济改革的走向》,《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第52—58页。
[15] Richard　S.　Mukisa,　and　Bankole　Thompson,　“Prerequisites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frica:　An　Analysis　of　the　Abuja　Treaty”,　Africa　Today,　Vol.　42　Issue　4(1995　4th　Quarter),　p56,　25p,　5　Diagrams.
[16] Nsonguruaj　Udombana,　“Back　to　Basics:　The　ACP-EU　Cotonou　Trade　Agreement　and　Challenges　for　the　African　Union”,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0,　pp.59-111.
[17] Julius　O.　Ihonvbere,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George　Akeya　Agbango,　ed.,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eterlang　Publishing,　Inc.,　　1997,　pp.287-320.
[18] 肖宏宇,《影响西部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内外因素分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2007年博士论文。
[19] Mehran　Kamrava,　p.1,　p.3.
[20] George　Ayittey,　“Obstacles　to　African　Development”,　in　George　Akeya　Agbango,　ed.,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p.322.
[21] 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222页。
[22] Baffour　Agyeman-Duah,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Africa:　The　Case　of　Africa”,　in　George　Akeya　Agbango,　ed.,　Issues　and　Trend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Politics,　p.138.
[23] 参见John　Wiseman,　“Urban　Riots　in　West　Africa,　1977—1985”,　The　Journal　of　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0,　No.3(Sept.,1986),　pp.509-518.　1990年代前,城市暴乱除少数情况外,几乎对非洲政治没有影响,非洲政府多采取镇压手段。
[24]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281页。
[25]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第495页。
[26] 贺文萍:《全球化与非洲政治发展》,《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26卷第4期,第59页。
[27] George　Ayittey,　p.329.
[28] [加拿大]约翰·索尔和科林·利斯:《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下撒哈拉非洲》(刘文旋编写),《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3期,第10—12页。
[29] Rachel　L.　Swarns,　and　Norimitsu,　Onishi,　“Africa　Creeps　Along　Path　to　Democracy”,　http://www.nytimes.com/2002/06/02/international/africa/02DEMO.htm?pagewanted=all.　June,　22,　2002.
[30] 舒艾布·艾哈迈德丹·富拉尼:《非洲的信任减少与区域安全外交》,《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1期,第94页。
[31] 杨立华:《新南非十年:多元一体国家的建设》,《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第41—48页。
[32] 参见杨立华《以发展为导向的地区一体化:南部非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希望》,《西亚非洲》,1999年第1期,第19—24页。Richard　A.　Griggs,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lobal　Actors　and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Union”,　Geopolitics,　Vol.8,　No.2(summer　2003),　pp.69-98.
[33] “SADC　Africa's　most　successful　regional　community”,　SADC　Special　Report,　New　African,　November　2010,　p.51-54.
[34] UNCTAD　World　Report　2005.
[35] Darlene　Miller,　“Regional　solidarity　and　a　new　regional　moment　in　post-apartheid　Southern　Africa-retail　workers　in　Mozambique　and　Zambia”,　Labour,　Capital　and　Society　38,　1&2,　2005,　p.96.
[36] 肖宏宇:《加纳政治民主化实践及其启示》,《西亚非洲》,2007年第11期,第37—41页。
[37]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09年年初访问加纳时说,近10年来加纳经济运行势头良好,经济增长强劲,属于非洲地区特别是西非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
[38] 贺文萍:《近年来非洲政治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亚非纵横》,2006年第5期,第59页。
[39] Ademola　Adeleke,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cy　of　Peacekeeping　in　West　Africa:　the　ECOWAS　Operation　in　Liberi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33,　no.4,　Dec.,　1995,　pp.569-593.
[40] David　J.　Franci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Sierra　Leone　in　ECOWAS,　p.234.
[41] 根据Buzan的观点,地区冲突综合体是一个内涵很广的观念,其中国家间关系是主要的,他认为如果“一组国家的主要安全事务彼此紧密相关,以至于根本无法脱离彼此而实现自身安全”的话,这组国家就构成了一个安全综合体。Barry　Buzan,　States　and　Fear,　the　2^nd　edition,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190.
[42] E.　John　Inegbedion,　“ECOMO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imothy　M.　Shaw　and　Julius　Emeka　Okolo,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Policy　in　ECOWAS,　pp.218-244.
[43]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Economic,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eries).Vol.　30,　July16-August　15,　1993,p.1339.
[44] Peter　Arthur,　“　ECOWAS　and　Regional　Peacekeeping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Lessons　for　the　Future”, Africa Today, Vol. 57 Issue 2, Winter 2010,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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