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暴力革命”并非最佳的变革模式，到暴力革命的推行需要诸多现实条件的支持，黎萨尔自然地引申出菲律宾政治变迁的最佳的和现实的途径是“精英化的好改革”。黎萨尔说：“说到底，我们也同意帕曲(La Patria)所诉求的好改革。……它们必须是好改革，因此菲律宾或许能通过一条和平的和进步的道路行进，占据她所祈求的地位，而没有打击和暴力。”^[1] 那么，什么是黎萨尔认为的“好改革”呢?

在黎萨尔看来，“好改革”必须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好改革”是“治本而非治标”的改革。“我们正在再次重复和将经常重复的是：当政府正在面临需要激进修正的痛苦时，所有治标特征的改革不但是无用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2]。 第二，“好改革”必须由上层精英人士完成，而不是由下层人士来担当。黎萨尔说：“我们也认为，如果它是由群众组织的话，转变将是暴力的和毁灭性的;如果变革是由上层阶级做出的，那么结果将是和平的和富裕的。”^[3]

既然黎萨尔认为“好改革”即是菲律宾精英对现存制度的“激进修正”，那么，所谓的“激进修正”又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对此，马格拉帕斯参议员作了很好的概括。马格拉帕斯认为：“黎萨尔制定了成功地和平地激进变迁的两个条件——新闻自由和完全的民众代表。”^[4] 用黎萨尔自己的话说，“真正的改革应该从在菲律宾宣布新闻自由和创设菲律宾人代表开始。”^[5]

的确，在黎萨尔看来，新闻自由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原因何在?第一，在黎萨尔看来，新闻自由是民主和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捍卫者。他曾经非常羡慕地说：“在菲律宾没有新闻自由，但是在西班牙，它是作为好的理性、公正和自由的捍卫者而存在。”^[6] 第二，新闻自由是改革者表达政治愿望和进行政治动员的媒介。黎萨尔说：“我们请求新闻自由，因为通过它，既能启蒙公众舆论，又能防止某些阴谋。”^[7]第三，新闻自由是“好政治”的工具。黎萨尔接着说：“相比于管理首府，政府从庙堂之上管理江湖之远是更为需要新闻自由的。……因为新闻自由是眼睛和耳朵。”^[8]

如果说黎萨尔认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捍卫者，是精英动员民众的媒介和表达政治意愿的场所，因而对于“好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对于“菲律宾人代表”这一项改革内容，黎萨尔认为是同样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这是菲律宾精英参与政治变革的实践依托。黎萨尔的这一政治思想，可以从两个具体的例子得到证明。

一个例子是，1890年3月6日的议会中，姆诺兹(Francisco Calvo Munoz)先生，被冠以西班牙代表的荣耀，请求在国会中设有菲律宾群岛的代表。对此，黎萨尔毫不吝啬地予以高度赞扬，他称赞该次会议“能够被作为菲律宾政治史的一个钻石”。选举菲律宾人代表，对于“把国家从贫困和淡漠中挽救出来”来说，“是势在必行的”^[9]。 另一个例子是，1895年，黎萨尔被禁足于棉兰老岛，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大业。他的两位改革主义同道兼好友在信中讨论了如何研究和利用西班牙发生的政治变迁以挽救黎萨尔，服务于改革大业。安东尼奥·雷吉多(Antonio Regidor)对何塞·巴萨(Jose Ma. Basa)说：“现在，将于1月或2月举行的新的国会代表选举将是一个可能和希望。我们能够非常秘密地把黎萨尔选举为西班牙某区的代表。如果成功，那么黎萨尔将被释放。”^[10]

这两个小例子说明，“菲律宾人代表”这项改革内容，不但可以使菲律宾人能够在决定国家政治生活的国会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达致改革的目的，而且也可以作为在不利条件下挽救改革志士，从而推动改革大业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说黎萨尔的“菲律宾人代表”这项改革措施也是精英化的呢?黎萨尔本人强调说：“就目前而言，承认普遍投票将导致一个反动派的胜利。限制投票(即限制说土著语言的菲人)，但是将承认殖民官员、陆军中尉，也承认巴朗盖的领袖，那么，我们相信改革将不会失败。”^[11]

黎萨尔在强调“新闻自由和菲律宾人代表”为中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方案时，已经预示了这场“好改革”进行的场所是现行制度框架内。并且，黎萨尔对于在现行制度框架内的“好改革”的前景也是十分看好的。黎萨尔肯定地说：“我们相信现在是给予菲律宾代表和新闻自由的时候，伴随这两项改革被大臣和总督明智地执行，所有其他的改革将随之成功。在他们的保护下，改革将成功。”^[12]

为什么黎萨尔认为“好改革”必须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进行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一，前文已经强调过，黎萨尔认为就目前而言，菲律宾只能走“精英化改革”的道路。第二，黎萨尔认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中心不在菲律宾，因此，西班牙将允许菲律宾独立，从而，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框架内通过“改革”是能够实现独立的。黎萨尔说：“正如我告诉华伦苏拉的，我一直以来就反对起义。因为我希望西班牙将很快给予我们自由;因为我能预见为了预防未来的事件，西班牙和菲律宾人之间的紧密联合是必需的。……现在，我相信经由一点一点的自治，独立将来临，并且最后成真。当西班牙认识到她的未来在摩洛哥，并将付出更多的牺牲时，甚至当菲律宾人试图阻止她如此做时，西班牙将放弃菲律宾。”^[13]第三，在现行政治制度下，统治者已经开始了一些必需的改革，这是改革能够成功的条件之一。黎萨尔说：“如果菲律宾不得不仍然居于西班牙统治之下，那么，作为历史进化进程的要求和居民的需要，她必须作政治转变。……一些统治者已经察觉到这个事实，在他们的爱国主义的鼓舞下，已经试图推行一些必需的改革。”^[14]

由此，黎萨尔确立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从而达致变革旧制度的政治变革途径。用1896年12月15日黎萨尔在《致一些菲律宾人的宣言》中的一些话说：“国人们，我已经证明自己是最希望我们国家解放的人，我继续这种期望。但是，我的期望以民众的教育为前提，经由教育和工作，他们或许拥有自己的人格和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我也曾经写下(我的话被多次重复)改革，为了有所成效，必须来自上层，来自下层的改革将是不可靠的、不规则的和不安全的。在这些思想引导下，我除了谴责还是谴责，我也的确谴责荒谬的、野蛮的起义和躲在我背后的阴谋，这些都会令我们菲律宾人蒙羞，也是那些企图调解我们的行为的人耻辱。我憎恨它的犯罪方式，我拒绝以任何方式加入它。……那么，回家吧，也许上帝会宽恕这些坏信仰的人!”^[15]

[1] Jose Rizal, “Differences”, in La Solidaridad, Vol. I, pp. 166-168, 15 September 1889,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p.127-128.
[2]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 century hence”,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44.
[3]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 century hence”,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44.
[4] Raul S. Manglapus, “Can we meet Rizal’s deadline?” in MT, Jan. 16, Sunday, 1971, p.21.
[5]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 century hence”,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45.
[6] Jose Rizal, “A Profanation”, in La Solidaridad, Vol. I, pp. 137-139, 31 July 1889,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72, p. 113.
[7]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t the Spanish Congress”, in La Solidaridad, Vol.Ⅱ, pp. 69-71, 3 March 1890,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99.
[8]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 century hence”,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45.
[9]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t the Spanish Congress”, in La Solidaridad, Vol.Ⅱ, pp. 69-71, 3 March 1890,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97.
[10] “ Antonio Ma. Regidor Jurado to Jose Ma. Basa”, London, 7 June 1895, in National Heroes Commission Edition, Rizal’s correspondence with fellow reformists, pp.721-722.
[11]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t the Spanish Congress”, in La Solidaridad, Vol.Ⅱ, pp. 69-71, 3 March 1890,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99.
[12]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t the Spanish Congress”, in La Solidaridad, Vol.Ⅱ, pp. 69-71, 3 March 1890,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201.
[13] Jose Rizal, “Data for my defense”, 12 December, 1896,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72, pp. 339-340.
[14]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 century hence”,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p. 143-144.
[15] Jose Rizal, “Manifesto to some Filipinos”, 15 December, 1896, in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p.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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