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10月10日，黎萨尔在《致我们亲爱的母国，西班牙》一文中写道：“当人民被钳制言论自由时;当人民的尊严、荣誉和所有自由被蹂躏时;当人民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反抗压迫她的暴君时;当她的抱怨、请求和呻吟不被关注时;当甚至不被允许哭泣时;当甚至是最后的希望也被从内心歪曲时;那么……!那么……!那么……!除了把发狂的手伸向流血的恶魔的祭坛和革命的自杀的匕首外，别无他途。”^[1] 在1899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黎萨尔再次强调：“菲律宾，不是将留在西班牙统治下，但是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就是用它自己的鲜血玷污它自己和母国之后独立。但是，没有人期望或希望这样一种割裂彼此的关系的不幸，这种不幸，是所有方案中最糟糕的，也仅仅只应该是最令人绝望的个案中的最后的办法。让我们检验和平进化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菲律宾能够在不伤害两国最基本的权利、利益或者尊严的情况下仍旧居于西班牙统治之下。”^[2]

从黎萨尔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黎萨尔最终还是乐意将“革命”作为“最后的办法”，正因为如此，黎萨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容忍菲律宾独立运动中的“革命”行为。但是，黎萨尔对于“革命”有一种傲慢的偏见。“19世纪末黎萨尔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不止是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是对群众的不信任”^[3]。 正是这样一种偏见，使得黎萨尔从根本上不希望菲律宾政治变迁的途径是“革命”。即使“革命”无可避免，黎萨尔也希望是经由精英而非大众来完成。

黎萨尔说：“我从西班牙回来后，我知道我的名字已经被用于作为战争的号角，这些战争中有一些是武装叛乱。这些消息对我而言是悲痛的惊讶!但是考虑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于这些难以改变的事情，我保持了沉默。现在，我察觉到谣传说起义仍在继续，一些继续的起义，因好的或不好的信仰利用了我的名字。为了阻止这些滥用，让群众从受骗中醒悟，我赶紧向你们作此声明，以便真相能被获知。”^[4] 黎萨尔强调说：“我不否认有时暴动和惩罚思想已经占据了我的思想，尤其是当我的家人被迫害的时候。但是后来的反思、客观的事实证明了我想法的荒谬，使我重新恢复了理智。因为我相信我不会愚笨或愚蠢到寄希望于不可能的和无法意识的事情。”“直到1896年7月1日或2日，当华伦苏拉(Pio Valenzuela)来看我并告诉我关于起义的事之后，我才知道一场反叛已被计划了。我告诉他叛乱是荒谬的。……他没有告诉我他们利用我的名字或向我提及我是领袖或诸如此类的地位。这些(这些人我既不知道是谁也没有见过)宣布我是领袖的人，应该显示一些我已经接受为领袖的证据，或我和他们的联系或联合的证据。不是他们制造了我的名字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就是他们欺骗了民众。……自从1892年7月1日以来，我已经绝对地放弃了政治。很明显地，他们希望借用我的名字行他们乐意的苟且之事。”^[5]

在黎萨尔看来，暴力革命虽然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菲律宾仍然是可以借助“革命”来获取自由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菲律宾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和菲律宾的政治现实尚不具备这样一种荒谬的“革命”条件。

黎萨尔的好友雷特(Eduardo de Lete)于1892年7月2日致黎萨尔的信中，批判了菲律宾独立人士关于黎萨尔政治思想的两种错误观念，即乐观派认为小心谨慎地努力工作就能获取独立;悲观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则认为黎萨尔倡导的新闻自由是无用的，“挽救我们的唯一途径是暴力”，希望放弃“和平道路”。雷特指出，“黎萨尔既不是与自己作战的革命的唐吉诃德，也不是一个相信拥有一个岗亭即可以开始革命的人”^[6]。 对于“革命”条件是否成熟，黎萨尔是现实的。

在黎萨尔看来，“革命”途径不能实现变革，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物质条件的不成熟。黎萨尔说：“我唯一关注的是：无论何处，武器、船只和金钱对于从事革命是必需的，令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是有些幼稚的。这一点，如果不是古已有之，那么至少它已经被世界上众多不是很文明的国家的实践所证明。”^[7] 黎萨尔说：“我过去理解，现在仍然明白，一个人没有居于第一位的物质繁荣是不可能有自由的。”^[8] 第二，民众尚不具备赢取独立的素质。黎萨尔说：“在我的著作中，我已经重新开始研究公民价值，没有公民价值，拯救是不可能的。”^[9] 第三，“革命”将为其他殖民国家所不允许。黎萨尔说：“我的梦想是我的国家的繁荣。我认为通过武力不能够赢得自由和少许的独立，因为其他殖民国家，例如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将不允许它。”^[10]

黎萨尔对“暴力革命”的两分看法，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即黎萨尔究竟是“革命者”还是“改良者”。事实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黎萨尔很好地处理了有关“暴力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即前面所论及的“暴力革命”只是“好改革”无法实行情况下的替代方案。那么，黎萨尔关于“暴力革命”替代方案的“好改革”思想又是什么呢?

[1] Jose Rizal, “To our dear mother country”, Spain, Pairs, 10 October, 1899,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29.
[2] Jose Rizal, “The Philippines a century hence”, in La Solidaridad, Vol. I, pp. 178-180 (30 Sept. 1889); 202-207 (31 Oct. 1889); 239-243 (15 Dec. 1889); 15-18 (1 Feb. 1890),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143.
[3] 任辉:《造反、修宪与华侨》,载《华侨周刊》,第41卷,第23期,1970年12月23日。
[4] Jose Rizal, “Manifesto to some Filipinos”, 15 December, 1896, in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348.
[5] Jose Rizal, “Data for my defense”, 12 December, 1896,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346, p.338.
[6] “ Eduardo de Lete to Jose Rizal, Madrid”, 20 July 1892, in National Heroes Commission Edition, Rizal’s correspondence with fellow reformists, Manila: National Heroes Commission, 1963, pp.701-702.　
[7] “ Rizal to Marcelo H. del Pilar”, Hong Kong, 15 June 1892, in National Heroes Commission Edition, Rizal’s correspondence with fellow reformists,p.693.
[8] Jose Rizal, “Data for my defense”, 12 December, 1896,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72, p. 340.
[9] Jose Rizal, “Manifesto to some Filipinos”, 15 December, 1896, in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p. 348.
[10] Jose Rizal, “Data for my defense”, 12 December, 1896, in Jose Riz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Vol. Ⅱ, Manila: National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72, pp.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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