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萨尔关于菲律宾政治变革途径的设计，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代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在美西战争后，美国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时，黎萨尔的政治方案成为美国政府统治菲律宾的蓝图，从而，所谓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以变革菲律宾政治”的“黎萨尔主义”开始成为20世纪初期以来菲律宾政治变迁的主导模式。经过独立初期打击“虎克起义”，“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模式更为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模式所取代。70年代初期，菲律宾面临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此场景中，托伦多参议员(Sen.Arturo M. Tolento)指出，“黎萨尔博士生活在一个与我们的时代迥然不同的年代，因此，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假如他处于目前这个时代他会如何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黎萨尔博士所确信的和实践的一些原则和真理与今日仍然息息相关”^[1]。 确信黎萨尔政治思想的菲律宾政治精英，提出和采纳了黎萨尔所倡导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以变革菲律宾政治”的变革模式，从而最终形成了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

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首先必须破坏民众的独立气氛和鼓励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为此目的，殖民政府必须同时赢得菲律宾精英和大众的支持。如何才能获得两者的支持?吉布伦认为“黎萨尔的象征是适当的和可引申的”^[2]。 为什么是黎萨尔?因为黎萨尔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中具有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地位，他是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而尤为重要的是，黎萨尔主张“体制内变革旧制度的精英化改革”的政治变革途径。这一变革途径，不但能够消解菲律宾革命以来对美国的武装反抗，赢得菲律宾民众的支持;并且能够形成一种精英参与文官政治以通过自治的方式逐渐获得独立的“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赢得菲律宾精英的支持。

1900年1月1日，以康奈尔大学校长苏尔曼博士(Dr. Jacob Schurman)为首的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The first Philippine Commission)向美国总统麦金利提交的报告中称：“1.在已经与美国和平的地区，撤销军事统治，建立文官政府;2.组织自主的市级和省级政府;3.建立两院议会，下院由选举产生，上院一半由选举产生，一半任命产生;4.在菲律宾全岛开办免费的公共小学;5.任命高贵的菲律宾人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3] 应该说，被称为“美国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蓝图”^[4]的第一届菲律宾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内容，与黎萨尔主张的精英化的“好改革”内涵是一致的。菲律宾精英参与殖民政府，以从自治中获取独立所需的政治经验，正是黎萨尔所谓的“菲律宾人代表”改革方案;而开办免费的小学正好是黎萨尔所期望的通过教育民众以奠定独立之基的设想。由此，“黎萨尔主义”传统在菲律宾政治史中正式确立。也就是说，从美国殖民菲律宾伊始，黎萨尔确立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以变革旧制度”的政治思想，逐渐成为菲律宾正在变革的主导模式。

根据1902年的“菲律宾法案”，菲律宾的自治特征更加明显，已经被允许建立政党、派遣两名菲律宾人代表常驻美国国会等等。到30年代，塔夫托于1905年宣称的“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你们将获得你们的自由”^[5] 在菲律宾似乎已经具备了。1934年，美国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任总督Frank Murphy沾沾自喜地说：“自由教育、宪政原则，自由意识和观念、物质进步、经济发展、稳定的金融、负责的政府——一个健全和持续的民主的这些本质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6] 美国政府允许建立菲律宾人的自治政府。在这样一种判断支持下，菲律宾的政治精英于1934年召开制宪会议，为自治共和国和未来的菲律宾共和国制定了一部立国的根本大法：1935年宪法。

作为建国根本大法的1935年宪法极其修正，将黎萨尔确立的“体制内的精英化改革”模式又具体为经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变革。例如，独立之前菲律宾宪法的两次重大修正——1940年4月25日被批准的自治共和国517号法令，规定于1940年6月18日，就三项宪法修正召开人民公投，这三项宪法修正为“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总统和副总统可以再选一次;选举委员会问题”。结果，人民以压倒优势通过修正，并于1940年12月2日为美国总统批准。这一次宪法修正正式确立战后菲律宾政府的结构：采纳两院制和四年制可以竞选连任一次的总统制度。第二次影响深远的修正是1947年4月26日，人民公投承认国会通过的“平权法案”修正案(the Parity Amendment)，给予美国人利用菲律宾自然资源以及管理和运行公共设施的同等权力，使得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7]——即是这样一种政治变革模式作用的结果。

独立以后，由黎萨尔的政治思想所引申出来的关于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的政治变革模式，可以经由两方面的案例来表明。一方面，自从30年代以来，虽然有主张“暴力革命”变革菲律宾政治的左派，特别是菲律宾共产党的存在，但是这一种变革模式始终未能占据主流。因为主张“暴力革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或左派势力，在菲律宾一直处于非法状态。无论是30年代自治共和国时期的奎松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还是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季里诺政府甚至通过中止人身保护状特权的方式镇压“虎克起义”;无论是1957年6月 “反颠覆令”即共和国法令1700号的颁布，再次宣布菲律宾共产党为非法，还是马科斯上台后对菲共和新人民军的围剿，都证明了“暴力革命”是非主流的政治变革模式。^[8] 另一方面，即使菲律宾面临“革命”危机时，菲律宾的政治精英的主流仍然主张以精英化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

从战后菲律宾政治史看，1970年1月份是菲律宾政治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马科斯赢得再选的1969年大选直接将菲律宾推向革命爆发的边缘。在关于马科斯“耗尽了政府的外汇贮备，留给国家少得可怜的资金去应付巨大的贸易赤字和支付外债的利息”^[9]的指控声中，青年学生率先掀起了要求变革菲律宾政治不良的运动。1970年1月6日，新当选的菲律宾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易牙·福逊(Edgar Jopson)说：“执政当局将得到我们的全盘合作，如果他们真诚地为一般民众的福利工作。但是我们也将使学生权力的全盘力量，反对任何节制基本权利与自由的行动，反对任何有损国家福利及国家尊严的政策。”^[10] 结果，由青年学生发动的这场旨在变革菲律宾政治的“一月运动”，演变为菲律宾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动。《武力镇报》形容：“这是本国所目击最恶劣的一次暴动，未曾有这么多的群众发泄这般无法抑制的狂暴和骚动，……许多人在电视上看到此过程，以为革命正在发生。也许它确是一场革命。”^[11]

面对一触即发的“革命”，菲律宾政治精英的应对措施是一场“和平革命”、一场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例如，1970年1月3日《马尼拉时报》社论指出：“在1935年，任务是使国家独立。今日，根本任务是变革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已经不能通过逐条的修正宪法来达致变革。根本大法自身必须变更，变得更好，以使它不仅仅能对70年代负责，更能够对今后年代的问题更好地负责。”^[12] 当“一月事件”发生后，《马尼拉时报》立即发表了题为“清醒的民众是我们自由的保护者”的社论，明确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呼吁民众通过宪政变迁获得国家改革的成功。文章说：纵然示威引发了警报，人民没有丧失他们的清醒，让他们的精神游离。那些告诉我们除了革命别无替代方案的人正如那些闭眼不见变迁的人一样，都是不负责任的。……变迁势在必行。但是如果要使我们的人民不被陷入流血，变迁必须来自我们的制度框架之内。一些制度的变更能够经由修正法案实现，但是一些制度的变更必须经由修正或重写宪法来实现。我们确信我们的人民有通过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讨论改革的智慧;我们确信他们能够通过人民公投，和平地使用其投票权，接受或者拒绝宪政变革的结果。^[13]

《马尼拉时报》所折射出来的经过修正或改写宪法来完成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成为了菲律宾政治精英的主流意识。例如，1月22日，参议院法令和宪法修正委员会主席帕雷智(Sen. Emmanuel Pelaez)参议员在菲律宾宪法协会(the Philippine Constitution Association)作了《制宪会议的形成》的演讲，强调“‘政治意愿’是什么意思?它是人民的声音。……因为人民才是我们宪政体系的真正主权者，我们只是他们的代表和委托人”。为此，“我所提议的制宪会议法案是一个无党派制宪会议”^[14]。 1月25日，菲律宾天主教协会(the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发表一道联合声明，呼吁一个无党派的制宪大会。该宣言称：“我们，作为菲律宾的公民，认为支持一个无党派的制宪会议是良心之举。我们承认政客关于宪政事务的资格，但是人民拥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坚信在一个民主社会，主权在人民一边。……我们的人民希望作为制宪会议代表能够献身于他们所有的福祉——道德、精神、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请求你们，我们法律的制订者们、国家社会的领导人们，维持我们人民的民主信仰和信心，这是必须的。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被尊重，这对我们的国家生活至关重要。”^[15] 2月7日，自由农民联盟(Federation of Free Farers)秘书长查尔斯·艾维拉(Charles R. Avila)代表该协会提出一个广大农工参与的“文件革命”作为解决国事的最佳方法。他说：“如果我是一名毛主义者，我会说：‘目前菲律宾的状况是如此糟糕以致于人民已经不耐烦了。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方法达致社会秩序的变更，甚至是通过暴力方法。但是我们必须使人民明白，不是所有的希望都已经烟消云散，我们还有制宪会议。我们仍然能够在暴力革命和无党派的制宪会议之间选择。经过尝试后，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起用前者。’这就是说，一部好宪法，如果这样的事情有可能，能够最佳地提供我们一个文件革命。”^[16] 2月8日，基督教社会运动和青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and Young Christian Socialists)发表一份题为《和平革命》的联合声明。声明首先肯定“一月运动”的性质是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变革的“和平行动”。接着，声明说：“如果新时代的到来非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是伸手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武器，走上街头或上山，最后公开叛乱呢?20年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何塞·劳雷尔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劳雷尔竞选总统，因为大量的欺诈和恐怖主义，竞选没有成功。他的参谋们，包括他的政党的高级官员和候选人，建议他上山，领导革命。但是劳雷尔没有使国家陷入无助的流血。他知道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的想法被证明是正当的。……让我们冷静地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战斗。”^[17] 2月23日，英苏拉格科公司(Insuragcc Company)公司总裁克鲁兹(Delfin R.Cruz)也在《马尼拉时报》刊登论文，呼吁“和平革命”以修正第一次制宪会议遗留的容易被腐败左右的宪法。^[18]

甚至马科斯在接受《自由周报》(Philippines Free Press)记者马尼拉(Quijano de Manila)采访时也提出了“宪政革命”方案。马科斯说：“我们曾经改革那个制度，及正在改革它。但我认为，一个突然的变革将会摧毁每一件事情。我与主张快速变革的人的基本不同点是：他们宁愿从灰烬中重建，而我主张修补现有房屋的缺点。…… 现在，我也正和任何人一样不能容忍了，我也提出一个革命：重建城市中的贫民窟;复兴经济;敦促富裕者参与给予贫民教育的行动;通过土地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工业;改善民主。”^[19] 5月2日，马科斯再次重申，“我们相信社会公理，在民主程序内部，通过有秩序地变革，拉近贫富之间的距离”^[20]。

到1970年4月到5月，亚洲调查组织(the Asia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c.)联合菲律宾出版协会(the Philippine Publishers Association)在菲律宾全国范围作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9%的人不认为唯有暴力，政府才会改革，24%的人同意政府改革唯有通过暴力才能达致，其中4%的受调查者特别赞同这一点。^[21] 这就表明，经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宪政革命”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了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的主流。

[1] Sen. Arturo M. Tolento, “If he were president: credibility gap not for Rizal”, in MT, Thursday, June 22, 1972, p.5.
[2] Floro C. Quibuyen, A nation aborted: Rizal, American Hegemony, and Philippine Nationalism, p.277.
[3] See Floro C. Quibuyen, A nation aborted: Rizal, American Hegemony, and Philippine Nationalism, p.285.
[4] 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8页。
[5] Cited in Floro C. Quibuyen, A nation aborted: Rizal, American Hegemony, and Philippine Nationalism, p.276.
[6] 这是美国在菲律宾最后一任总督Frank Murphy于1934年在菲律宾议会的演讲, 参见: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hilippines, edited by Raul P. Guzman, Manila: A Reform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3.
[7] See “An assertive Con-Con may make an entirely new Constitution” , MT, Wednesday, June 23, 1970, p.12.
[8] See Norman Lorimer, “Philippine Communism—An historical review”,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7, No.4, 1977; Benedict J. Kerkvliet, The Huk rebellion :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mado Guerrero, Philippin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Hongkong: Ta Kung Bao, 1971; Eduardo Cachica, The Huks: Philippine agrarian society in revolt, New York: Praeger , 1971; Alfred B. Saulo, Communism in the Philippines: an introduction,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1969, etc.
[9] Walden Bello, David Kinley, Elaine Elinson, Development debacle, the World Bank in the Philippines, San Francisco, CA :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82, p.21.
[10] 《菲全学联誓将积极干预国事》, 《华侨商报》,1970年 1月7日,第7版。
[11] 《空前严重学生暴动,国家国律败坏殆尽》,原载《武力镇报》,《华侨商报》,1970年1月29日,第8版,转载。
[12] Teopisto Guingona, Jr., “Constitution’s Flaws: Charter needs periodic renewal”, MT, Sat., Jan.3, 1970, pp. 1A-2A.
[13] Editorial,“ A sober populace as a guarantee of our freedom”,in MT, Tuesday, Feb.3, 1970, p. 1-A.
[14] Sen. Emmanueel Pelaez,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Philippine Constitution Association, Jan. 22, 1970. in MT, Wednesday, Feb.4, 1970, p. 20-A.
[15] “ Bishops’ appeal for a non-partisan Charter Convention”, in MT, Sunday, Jan. 25, 1970, p. 1-A,p. 4-A.
[16] Charles R. Avila, “ Paper revolution thru new Charter” , in MT, Sat. Feb. 7, 1970, P. 4.
[17] Christian Social Movement and Young Christian Socialists, “ A peaceful Revolution”, in MT, Sunday, Feb.8,1970, p.6.
[18] Delfin R. Cruz, “ Down with all of us”, in MT, Monday, Feb.23, 1970.
[19] Quijano de Manila,《总统的申诉和解释》,原载《自由周报》,《华侨周刊》,第40卷,第12期,1970年2月22日。
[20] 《马科斯总统昨重申政府将不容忍暴力》,《华侨商报》,1970年5月3日,第7版。
[21] Vicente G. Tirol, “Survey on unrest: high prices, graft blamed”, in MT, Friday, July 24, 1970,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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