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各种政党纷纷建立或重建，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在百废待兴的转折关头使自己的主张获得认可，使日本走上他们所设想的道路。大致而言，除了吉田茂的“轻军备、经济优先主义”路线外，日本国内关于战后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两种重要主张：一是以革新势力为代表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路线，其基本主张是拥护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自卫队;二是保守势力内部以鸠山一郎、岸信介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路线，主张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应当拥有主权国家所必备的统治力量和防卫力量，为此，必须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1]

吉田的路线在不同方面遭到了这两派的抵制。“占领政策的重点，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由进一步改革转为经济复苏时，左派人士也完全大失所望”。尤其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占领当局在政策上已经作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保护人变成了敌人”，过分依赖美国会阻碍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还有把日本再次卷入军国主义的危险。^[2]他们担心的是，过分依赖美国，会使日本介入美国的远东战略，甚至卷入美苏的全面战争中;即使在保守派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也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保守派内部的右翼民族主义一系则从日本安全的角度考虑，反对轻军备，他们要重新武装日本，根据日本国情修改宪法。

开始的时候，包括吉田路线在内的上述三种主张基本上是分别获得了1/3的支持，也就是说，日本到底走哪条道路并不是在一开始就确定了的。然而，短短几年内，形势急转直下。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讲到了，那就是美苏冷战的全面拉开，使日本必须做出选择;清算战争余孽已不再是美国最关心的事情了，最主要的是要让日本稳定下来，成为可靠的军事基地和前哨。所以，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出于稳定的需要，革新势力尤其是日共在国内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被认可与容忍^[3]。再加上革新派的内部意见分歧过大、宗派主义严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这使他们难以掌握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这也说明，作为革新势力，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政治上远不成熟^[4]，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能力。

吉田路线与鸠山主张的差别实为保守派内部的分歧，他们在使日本重新崛起这个大方向上几无差异，只是在具体的战略主张上不同而已，吉田走的是经济优先路线，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是实现日本复兴的重要手段，关于军备问题，吉田茂的看法是：“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来决定兵力的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承担过度的重载，它就会累垮。”^[5]故而他才乐得把安全问题交给美国人去打理;鸠山等人所走的则是政治中心主义的路线。70年代的所谓新保守思潮与冷战后的新保守主义在宏观方向上其实是鸠山路线的翻版，只不过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花样翻新了很多，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因此，无论吉田路线也好，新保守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也罢，在战后初期都已经具备了雏形，而在此后的发展中，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谁更符合具体历史现实，谁就有市场。

吉田路线之所以最终胜出，是因为它一方面符合了当时日本战败衰退的国情，另一方面也得到了渴望改善生活的日本国民的普遍支持。从当时日共失去群众支持，而吉田茂有较高的支持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随着战后经济恢复的完成，日本的钢铁、电力和电机等骨干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此为基础的大企业垄断资本急需一个稳定的保守政权，并确保这一政权至少延续20年，以为其进一步“保驾护航”^[6]，这也是“五五年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上述条件下，成熟而稳健的吉田路线一跃成为主导战后日本发展的主导战略可谓有其主客观上的合理性。

对“保守”/“革新”/“激进”这些标签，要历史地看待。保守并不就等于是反动与落后，它是相对而言的。具体来说，吉田的保守是相对于当时的革新派而言的。“逆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传统文化背景上对美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改造日本的修正，……重要的是，吉田的修正措施并未触动在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多元政党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广大劳动者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革新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7]。“逆流”最主要的后果是，为“保守联合”与“五五年体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从而“为日本战后现代化的发展确立了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领导力量”^[8]。所以，对待保守与激进或者革新不能做意识形态化的轻率的判断。

70年代是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虽然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汇率的冲击，日本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但日本这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9]，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和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在国家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茅，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民对现有生活普遍感到满足。日本舆论界把这种生活满足感称为“中流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对现有生活的满足感;二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心理。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日本开始形成，其具体表现为：保守政党及其政权获得相当稳固的支持;对《日美安全条约》和“自卫队”持肯定态度;民族优越感增强。^[10]

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日本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收入迅速增加，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由是，社会意识趋于保守化。自民党的支持率虽有所下降，但仍一直居各党之首位。在日美安保体制、自卫队、发展军备、修改宪法等问题上，民众对自民党的政策主张的支持率不断提高。自民党政府对宪法的扩大解释基本得到国民的认同。对日美安全条约持赞成和理解态度的人，在1972年仅为15%左右，进入80年代，认为日美安全条约、自卫队是“必要”、“合宪”者增加到80%以上。1993年日本政治变动，社会党政策转变，中道政党被新保守党新进党融合，日本政治保守化。这绝不能孤立地仅仅看做是政界领域里发生的事，应该说是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趋势的反映。^[11]

尽管中曾根在任内出现的一些言行，诸如“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黑人智力低下”、军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教科书问题等引起国外尖锐批评，但国内舆论却十分平静，而且其国民支持率也呈上升趋势，一度达到59.6%，并在1986年7月的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对中曾根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认同。

1986年的时候，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一本名为《再见了，亚洲》的书。该书把亚洲国家看成是“垃圾场”，日本是高耸其间的“高楼大厦”，是自由、民主、富裕的“世界大国”，脱离亚洲是日本的必然。他还说，日本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战争责任，应以毅然决然的强硬态度对亚洲各国施加影响^[12]。从这本书成为当年日本的畅销书并深受青少年的赞赏可以看出，由于保守主义主导的战后日本没有彻底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经济发达之后所带来的大国主义思潮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是多么嚣张!

80年代末90年代初，石原慎太郎再掀波澜。他不但断然对美国说“不”，而且在主张日本拥有独立的世界战略、进行自主外交的同时，还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然而，就是这位被亚洲其他各国人民所厌恶的石原先生却在日本社会受到相当广泛的欢迎。^[13]

日本政治向右倾保守化的方向发展，反映出的是战后一度占据主流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某种程度上的倒退。用一位学者的看法来说就是，虽然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日本没有消亡、未被取代，但随着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确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在社会心理基础方面，从过去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内省转为对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就表现形式而言，大规模群众运动高潮已过，体现和平主义诉求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剧烈程度减弱，影响范围缩小。^[14]

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日本大国意识的上升，体现出“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发生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的。

因此，从“低姿态”的吉田路线转向对政治大国的追求，并非保守主义路线的质变，毋宁说这是在日本经济实力崛起的情况下，保守主义“相机而动”的结果。而实际上，就是吉田茂本人也从来没有打算让日本永远处于“低姿态”。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作证，1945年9月就任外相的吉田茂茫然地望着因战争而化作瓦砾的市区，反复嘟囔：“日本要站立起来，日本早晚必定要站立起来。”^[15]

当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也坚持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转变的问题，他说：“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抛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16]他还引用了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所说的话来佐证——“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如果一味强调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因素的决定意义，不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之中。特别涉及到对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时，不能不考查后冷战时代新国际环境对日本的影响。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变化，日美之间虽然有安全保障关系，但是美国也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种警惕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有可能增强到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程度。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是影响日本战略选择的重要原因，“北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问题，对俄罗斯的戒备感甚至近年来再度被一部分新闻媒体渲染起来的中国的扩充军备等等，都是为日本迅速增强军事实力辩护时不可欠缺的托词材料。”^[17] 日本学术界在谈到“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时，强调三方面：(1) “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新民族主义”的骨干“原来多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进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合流。(2)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旨在摧毁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阴谋”而产生抵触。(3) 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的“空洞化”。为孤独感而苦恼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的不满和对经济失控的焦躁、对日常和未来的担心都失去了表达的语言，产生了阻塞感”，最终“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希望”。

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把日本民族主义抬头、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舆论完全归结为经济崛起也并非是全面的，还应注意到具体的人群、具体的主张都有不同的原因和动机。

[1] 李寒梅等:《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第7—8页。
[2] 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18页。
[3] 50年代开始,日共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紧接着,根据美国的意思,日共在日本国内受到了打压。1951年10月日共召开第五次全国协议会,认为日本当前的革命是针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主张从“和平革命论”转变到“暴力革命论”,号召发动武装斗争,这显然属于左倾冒险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得不到人民的理解,从而失去了群众支持,以致丧失了战斗力。
[4] 冷战后日共日趋走向现实主义,标志着它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
[5] 吉田茂:《十年回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117页。
[6] 李寒梅等:《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第31页。
[7] 王新生:《1955年体制的制度性背景及其基本特征》,载《日本学刊》,2001年,第2期。
[8]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第112页。
[9] 到1980年,日本这个仅占世界陆地面积2.7%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一半,占世界经济的10%,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
[10] 孙承主编:《日本与亚太》,第22—24页。
[11] 李阁楠:《战后日本社会党的变迁》,载《外国问题研究》,1997年,第1期。
[12] 孙承主编:《日本与亚太》,第30页。
[13] 《读卖新闻》1991年4月发表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认为海部之后下届首相最合适的人选是石原慎太郎的占14.9%,居第二位。
[14] 纪廷许:《社会思潮界说与日本的社会思潮》,载《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
[15] 肖伟:《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07页。
[17] 浅井基文:《日本新保守主义》,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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