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是拉丁美洲独立较晚的国家。自16世纪初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以来，期间虽然一度被英国占领，但是根据巴黎和约，西班牙又重新占领了古巴，直到19世纪末，古巴一直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为何这个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甜的岛国”，长期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究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古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具有战略地位，西班牙殖民当局十分重视，把古巴看成是西属美洲殖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向南美洲扩张的重要基地。在西班牙漫长的殖民统治期间，古巴作为西班牙向南美洲大陆扩张的补给站，此外“装满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舶可以从那里得到庞大的海军护航队”^[1]，“控制古巴成了控制新世界的关键所在”^[2]。有鉴于此，西班牙在古巴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统治，确立了将军统管殖民地一切事务的军事独裁制度。并且，在行政上，由检审法院为首的殖民地法院系统行使司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为了加强西班牙王室对古巴的控制，1825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授予西班牙派驻古巴的都督以“包罗万象的权力”^[3]，意味着都督享有绝对的权力，有权不经审讯驱逐任何他认为不宜存在的人。特别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随着南美大陆独立战争的爆发，拉美国家先后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殖民当局由于失去了在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将殖民的重心转移到古巴，通过强征苛捐杂税，加强对古巴的统治，以保住它在西属美洲的统治。
其二，19世纪初古巴蔗糖经济的扩张成为阻碍古巴独立的主要障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拉美国家争取自由、独立的时期，同时，也是古巴蔗糖经济的形成和第一轮扩张时期。发展蔗糖经济，这种单一制经济结构成为西班牙殖民时期古巴经济的主要特点。在此背景下，古巴的大种植园主和奴隶主阶层不想放弃赚取巨额利润的机会，不仅不想独立，反而依赖于西班牙殖民体系，寄希望于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以保护其既得利益。古巴蔗糖经济一直左右着古巴的历史，对古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　蔗糖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长期以来，古巴一直被西班牙当作战略要地而加以控制，其经济在西属美洲体系中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由于古巴和加勒比其他产糖的许多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相比，存在着奴隶较少而自由黑人和穆拉托人较多的特点，造成古巴甘蔗种植园的规模小、数量少。1750年，古巴仅有大约100个小型甘蔗种植园，而且因为它们大多数在哈瓦那附近，将蔗糖运输到其他港口的费用很高，以及在西班牙不存在如蔗糖这类奢侈品的大规模市场，^[4]所以古巴蔗糖经济的形成长期滞后于法国和英国在拉美地区的殖民地。
直到殖民地后期，古巴的蔗糖经济才开始形成，并且很快成为古巴工业结构的主导因素。17、18世纪，加勒比地区一直是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重要地区，其中，法国殖民地——海地是世界产糖中心，而此时西班牙统治的西印度群岛尚未被纳入到世界主要蔗糖生产的行列。直到18世纪后半期，古巴蔗糖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成为西班牙繁荣的产糖殖民地。随着18世纪末海地独立战争的爆发，古巴蔗糖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古巴已明显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部分，甘蔗种植园得到了扩展，蔗糖成为主要出口产品，大大超出了皮革、烟草和咖啡的产量，古巴被认为是世界上种植甘蔗的最好的天然场所。蔗糖工业迅速发展，并成为古巴主要的出口产业，古巴取代了法国和英国的拉美殖民地在产糖领域中的地位，成为国际市场食糖的主要供应者。
进入19世纪后半期，古巴蔗糖经济出现了飞跃式发展，蔗糖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持久的增长。自1790年开始到1875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古巴蔗糖生产持续增加，1862年，蔗糖生产已经占古巴农产品生产的一半以上，蔗糖产量从1790年的1.5万吨，增加到1875年的75万吨，以年均3.9%的速度递增，而且古巴出口创汇的90%来自蔗糖出口^[5]，80年来这一增长势头从未被打断。蔗糖经济的稳步上升意味着古巴在这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西班牙殖民当局调动一切资源发展这一经济部门。蔗糖经济的扩张趋势使蔗糖产业成为古巴经济之首，更重要的是，致使古巴从此形成以蔗糖经济为主导的单一制经济结构。
从古巴蔗糖经济的发展历史看，除了古巴具有发展蔗糖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外，蔗糖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应该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了西班牙国内市场以外，在欧洲和北美，尤其是美国形成了新的市场需求。从1830年到19世纪末，美国对食糖的需求不断增长，几乎吸收了古巴生产并出口的全部蔗糖，1892年，美国甚至从古巴进口了100万吨蔗糖。^[6]欧洲和美国人均食糖消费的增长，为古巴蔗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
第二，西班牙改革了殖民地统治政策，解除了重商主义政策中许多对殖民地贸易限制的规定。1762年英国对古巴的短暂统治迫使西班牙王室实行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废除了西班牙原有的捐税，包括商品进口税、海损税、商品出口税等，甚至像制糖的机械进口关税也被取消，这些改革政策意味着西班牙长期实行的贸易垄断被打破。贸易大门的打开，不仅使西班牙和古巴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也为古巴和非西班牙国家的贸易创造了条件。
第三，从非洲向古巴输入奴隶的扩大，为古巴甘蔗种植园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1789年西班牙颁布《皇家法令》，放开对古巴进口奴隶的限制，奴隶贸易的自由化，刺激了大量非洲黑人流入古巴。据大卫·艾尔提斯统计，从法令颁布到1867年大约有近74万的黑人奴隶输入到古巴，在甘蔗种植园充当奴隶劳工。^[7]尽管1808年英国发动禁止奴隶贸易运动，并且于1817年最终说服西班牙仿效英国的做法，1820年西班牙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但是，这一禁令并未在古巴得以实施，相反却由于古巴蔗糖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导致奴隶进口的上升。1840—1850年，由于越来越严格地实施禁止奴隶贸易的禁令，加之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使古巴以往的奴隶贸易竞争者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在此情况下，古巴种植园主乘机加大参与奴隶贸易的力度，很快占领了奴隶贸易市场。据统计，到1872年，黑人奴隶已经占古巴总人口的40%。^[8]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打击奴隶贸易的日益加强，导致黑人奴隶价格的上升，迫使古巴不得不终止从非洲输入奴隶，而改为从亚洲主要从中国输入契约奴。总体上看，契约奴的数量十分有限，主要还是黑人奴隶为蔗糖经济的扩张提供了劳动力资源。
第四，技术的使用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古巴引进和发明了许多制糖技术。随着海地独立战争的爆发，法国种植园主纷纷从海地逃离出来，来到古巴，他们带来了栽培甘蔗和制糖的技术，如上射水车和用来加热的“牙买加列车”。同时，古巴革新先驱、种植园主弗朗西斯科·德·阿朗戈不仅引进甘蔗新品种，更重要的是，引进了蒸汽机，并且于1797年首次将蒸汽机应用于甘蔗加工业。到1860年，72%的古巴制糖厂使用了蒸汽机。而这一时期，古巴最有名的技术革新要属真空锅炉。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减少了蔗糖制造商对奴隶的依赖。另一方面，在应用科学技术的同时，古巴先进的糖厂都修建了自备铁路通往哈瓦那，据记载古巴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早修建铁路的国家。^[9]这些首先对土地制度产生了冲击，为了给大制糖厂提供甘蔗，原来分散的小型甘蔗种植园逐渐整合起来，生产单位越变越大，出现了蔗糖经济扩张与甘蔗种植园土地兼并同步发展的现象，大地产制日益加强。
以制糖业为基础的古巴经济的迅速繁荣，使古巴成为已经失去美洲大陆而日渐衰落的西班牙帝国最有发展前途的部分，为了保住古巴，西班牙不惜派重兵驻守古巴。即使有过几次黑人奴隶起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而依靠压榨奴隶获取利润的克里奥尔种植园主们也决不会支持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奴隶独立斗争，所以，依靠奴隶发展起来的古巴蔗糖经济为随后的废奴运动和抵抗运动的爆发埋下了火种。
(二)　民族意识的形成：古巴两次独立战争
尽管古巴蔗糖经济为西班牙王室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西班牙殖民政府仍在政治上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古巴土生白人(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人(半岛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隔阂，克里奥尔人虽然依靠发展甘蔗种植园，手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他们被禁止参与殖民地行政管理，西班牙人不给他们任何从政的机会，因而对西班牙统治牢骚满腹。同时，面对黑人奴隶的起义，他们又担心一旦奴隶起义成功，奴隶成为自由人，他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损失。面对两难的局面，相当一部分克里奥尔人从英国颁布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开始就希望与美国合并，以便维持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然而，这一希望随着美国《解放奴隶宣言》的发表而破灭。与此同时，从非洲输入奴隶的价格和风险也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直线上升。显然，对于种植园主来说，奴隶贸易已经到了毫无利润可言的穷途末路。
为了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主张同美国合并的古巴克里奥尔人建立了改革党，提出了殖民地政治改革的新主张。1865年，他们向西班牙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内容涉及几大基本权利，包括分开殖民地政府中的文人和军人管理职能、请愿权、与西班牙半岛人平等的司法权、西班牙国会必须有古巴代表、增加白人移民、改革税收和关税结构、禁止奴隶贸易等。大约2.4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愿者覆盖了克里奥尔人生存的各个行业。此时，适逢西班牙国内政变，夺取西班牙统治大权的保守党人不仅不愿向古巴让步，反而取消了过去给予古巴的各种贸易开放和税收优惠政策，提高税率，镇压改革党人，等等。加之国际食糖价格骤降和古巴蔗糖减产，使古巴人面临沉重的殖民压迫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长期充当蔗糖经济牺牲品的古巴东部各省养牛种植园和小型蔗糖种植园难以承受内外压力，濒于破产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古巴克里奥人对西班牙统治的政治抗议迅速转变为军事反抗。1868年，古巴东部各省在克里奥尔人卡洛斯·曼努埃尔·德·赛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并效仿《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了《亚拉的呼声》(Grito de Yara)，从此揭开了古巴民族独立的“十年战争”序幕，也是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起义得到了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们的支持，到1870年初，起义军得到了大约4万人的响应。起义领袖谴责西班牙歧视性关税政策，提倡实行自由贸易，要求给予男性普选权。在奴隶问题上，他们主张“渐进地、有赔偿地废除奴隶制度”^[10]，而非立即废除奴隶制，从而与以安东尼奥·马塞奥(Antonio Maceo)为首的来自社会下层的力量产生严重分歧。阶级立场的不同制约了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难以通过蔗糖经济占优势地位的西部各省，被迫局限于古巴东部。1877年，当西班牙派来大批援军并承诺改革的时候，起义军中的克里奥尔贵族阶层不顾大多数起义者的反对，与西班牙政府签订了《桑洪条约》(Pact of Zanjon)。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梦想就这样断送在克里奥尔贵族的手中。
然而，“十年战争”对古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战后似乎一切又恢复到常态，但事实上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转变，并且随着“十年战争”的进程慢慢发酵。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认识，另一方面对废除奴隶制已经产生认同。相当多的奴隶因加入起义军而获得了自由，还有一部分乘战乱逃离了种植园，废除奴隶制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1880年，在自由党执政下的西班牙政府颁布废奴法，但是如同1870年颁布的《莫莱特法案》一样，实行的是渐进的废奴政策，规定有8年的过渡期，直至最后实现废除奴隶制。尽管相对而言，古巴废除奴隶制的道路比较漫长，但是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巴人民产生出把古巴民族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思想。
“十年战争”也提高了古巴克里奥尔人参与政治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1878年，改革主义者建立了新自由党，也称自治党，不主张采取革命的武装斗争，要求实行在西班牙统治框架下的改革。而在“十年战争”中主张武装斗争的起义者战后遭到流放，他们在国外成立了流放人员革命俱乐部和爱国洪达，形成了自由祖国的理念，宣称《桑洪条约》是对西班牙的妥协条约，主张武装斗争是确保古巴摆脱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的武器。被流放到西班牙的古巴诗人何塞·马蒂，成为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领袖。马蒂吸取了“十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认为这次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一个目的明确的政治组织和人民大众的力量。为了祖国的自由，1892年，马蒂宣布建立古巴革命党(Cuban Revolutionary Party)，马蒂强调古巴不仅要“依靠所有具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共同努力，实现古巴的彻底独立”^[11]，还要发动社会革命，铲除不公正，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一朴素的民众主义思想，吸引众多的古巴社会下层参加革命军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运动。
1890年代中期，古巴经济形势的恶化成为推动古巴发动第二次独立战者的催化剂。1894年美国宣布解除与古巴签署的《福斯特—卡诺瓦斯互惠贸易协定》(Foster-Canovas Agreement)，对从古巴进口的食糖加收40%的关税。作为报复，西班牙也调高了美国输入古巴的进口关税。这样一来无异于把完全依赖美国市场的古巴经济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古巴经济权力被剥夺促使古巴人再次关注其政治权力，也使古巴的地位和与西班牙的关系成为政治辩论和公众议论的焦点。
经过精心准备，1895年，在马蒂的领导下，革命党人以“自由古巴”的名义发动了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革命军从东到西，横扫古巴全岛，西班牙殖民政府摇摇欲坠，甚至连西班牙最残暴的殖民者魏勒尔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除了我们的士兵脚下踩着的土地之外，再没有一块土地属于我们。”^[12]到1898年，西班牙殖民政府内外交困，濒于绝境，而古巴革命军已经解放了全国近2/3的土地，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西班牙殖民者龟缩在沿海的几个城市里。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功，胜利在望。
但是，对古巴垂涎已久的美国却深感不安。在美国看来，古巴比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都更为美国所觊觎，美国政府一直把占领古巴，作为实现其对外扩张、独霸西半球的重要目标。早在杰佛逊时代，美国就表露出吞并古巴的意图。1805年，他在给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的照会中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一旦同西班牙作战，基于战略上的需要，就要占领古巴。”^[13]继杰斐逊后，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即所谓的“熟果政策”，直到“门罗宣言”的发表^[14]，都无疑地表明了美国占领古巴的野心。美国认为即使古巴不能为美国所有，就归西班牙所有，因为危险并非来自西班牙，而是英国，“只要西班牙保留古巴而不把它转让给英国，就已经足够”。^[15]但是，永远不能归古巴人所有。所以，当古巴爆发两次独立战争后，美国就把古巴的革命者以及支持古巴独立的人说成是“图谋不轨分子……应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罪犯”。^③美国担心若古巴独立运动取得胜利会有损美国的利益。美国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出兵干涉，让古巴这颗“熟透的果子，自然落入美国的土地”。^[16]189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所谓的“联合决议”，宣称古巴人民享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权利，西班牙应立即放弃它在古巴的统治，从古巴撤军。但是，该决议对古巴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政权却只字不提。美国的干涉改变了一切，独立战争赶走了西班牙，却没能获得国家独立。更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竟然借机把古巴独立战争变成了美国征服古巴的战争。1898年12月，在没有古巴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同西班牙政府签署了《巴黎和约》，规定“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及其他一切要求”，“该岛在西班牙撤出后应由美国占领”。统治古巴400多年的西班牙殖民者狼狈不堪地逃离了古巴，而美国轻而易举地摘下了这颗熟透的“果子”，占有了古巴。

[1]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徐守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2] 路易斯·A.佩雷斯：《古巴：改革与革命之间》（Louis A.Pérez，Cuba：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 ［英］J.H.帕里、P.　M.舍洛克：《西印度群岛简史》，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19页。
[4]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280页。
[5] 阿兰·戴：《大宗作物生产时代的古巴蔗糖：1899—1929年蔗糖业中心的技术与经济学》（Alan Dye：Cuban Sugar in the Age of Mass Production：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Sugar Central，1899—192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 转引自阿兰·戴《大宗作物生产时代的古巴蔗糖：1899—1929年蔗糖业中心的技术与经济学》，第26页。
[7] 转引自阿兰·戴《大宗作物生产时代的古巴蔗糖：1899—1929年蔗糖业中心的技术与经济学》，第31页。
[8] 安东尼奥·卡尔默纳·巴艾斯：《古巴国家对全球化的反抗》（Antonio Carmona Baez，State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in Cuba），伦敦，普鲁托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9]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293页。
[10] 佩雷斯：《古巴：改革与革命之间》，第90页。
[11] ［古巴］艾·罗伊格·卢其森林：《古巴独立史》，张焱译，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21页。
[12] 转引自卢其森林《古巴独立史》，第57页。
[13] ［美］菲利普·方纳：《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第一卷，涂光梅、胡毓鼎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6页。
[14] H.S.康马格：《美国历史文献》（H.S.Commager：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44年版，第187—189页。
[15]③ 卢其森林：《古巴独立史》，第104、129页。
[16] R.J.巴特勒：《美国外交记录：美国对外关系文献与选读》（R.J.Bartlett：The Record of American Diplomacy，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纽约1948年版，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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