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不同于东欧国家，它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国家主权的真正独立和自主，并选择了一条与拉美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取得独立后为何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与拉美国家和原苏东国家相比，古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经验是什么?这是以下着重论述的问题。
(一)　古巴革命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经历了新老殖民统治的古巴对殖民统治的感受最为深切。先是西班牙的老殖民主义，接着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而且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政策的危害较之西班牙老殖民主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古巴共和国诞生所“选举”出来的第一届总统帕尔马起，历届政府几乎都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通过它所认定的代理人，控制着古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除了前面论及的经济控制以外，美国为了保护其切身利益，或策划政变扶持亲美政府，或直接出兵干涉古巴内政。1906年，当戈麦斯领导古巴人民起义推翻帕尔马政府后，帕尔马向美国求救，美国乘机派军队登陆，镇压起义。此后，美国又利用《普拉特修正案》，分别于1912年和1917年对古巴进行两次军事干涉。1911年当岛上爆发一次黑人起义时，美国借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以镇压黑人起义，3000多名黑人惨遭杀害。同时，美国对古巴政府提出警告，表示不会容忍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发生混乱。1917年，当自由党因与保守党争夺权力而发动政变时，美国再次上演军事干涉一幕，以保护美国人的财产和生命为由，派海军陆战队到岛上干涉古巴内政。1921年，美国索性强迫古巴接受美国“顾问”，由其“监督”古巴内政、外交。美国在古巴推行了一条“反对由任何原因引起的革命”的政策^[1]，利用修正案赋予的“特权”，肆意干涉古巴政治，特别是在美国“顾问”的“监督”时期(1921—1923年)，美国通过驻古巴的军事代表团，直接控制了古巴军队的指挥权。
陆军参谋长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Zaldivar)出任古巴总统后，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加深了古巴的各种矛盾。巴蒂斯塔上台后就把美国看作是他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后盾。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了向美国表示忠心，他立即宣布对日作战，接着也对德、意宣战，并向美国提供海、陆、空基地。美国为表示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满意和支持，1941年向古巴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以应付不时之需和公共工程的开支，并为古巴的制糖业提供了1100万美元的“援助”，还在美国急需的战略矿产方面，向古巴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来“扶持”镍、锰、铜的开采与生产。到巴蒂斯塔再度执政时，巴蒂斯塔作为美国代理人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1952年4月，巴蒂斯塔政府宣布同苏联断交，同时声明采取支持美国侵略朝鲜和敌视中国的政策。允许美国向古巴军队派驻军事代表团，直接控制古巴军队的指挥权。巴蒂斯塔政府不仅在外交上追随美国，而且为美国的经济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在对内政策上，巴蒂斯塔则实行残酷野蛮的独裁统治。他宣布废除1940年通过的比较民主的宪法，代之以反动的“宪法条例”，解散国会，取缔人民社会党和其他所有进步政党，颁布反劳工法，实行新闻检查，禁止群众集会和罢工，乱抓无辜，滥施暴刑，把古巴变成了人间地狱。
巴蒂斯塔的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政策，激化古巴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全国各地不断掀起反独裁的斗争。在这一背景下，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展开了一场反美和反亲美独裁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领导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起义揭开了古巴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1955年5月，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建立，该组织是由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组成。在反美、反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联合起全国各革命组织和各种反独裁的爱国民主力量，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七·二六运动”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参加革命，制定了一个“以武装起义打倒独裁制度的共同战略”。^[2]在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下，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胜利进军哈瓦那，推翻了统治古巴长达25年之久的独裁专制统治，宣告古巴革命的彻底胜利，最终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共和国。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不仅推翻了亲美独裁政府的统治，使古巴人民掌握了政权，也结束了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从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篇章。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为核心的革命政权。革命政府成立后，立即解散了旧的议会，清除了巴蒂斯塔分子，取缔了一切反动政党，废除了一切反动法令，没收了反动分子的财产，改组了旧的军队，建立起革命武装部队。在摧毁旧制度的同时，革命政府逐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扩大社会民主，颁布新宪法，以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取消新闻检查制度。革命政府还对旧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改造，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1959—1963年先后实行两次土地改革。1959年5月，革命政府颁布第一个土改法，规定每一个自然人或法人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402.5公顷，凡超过限额的土地予以征收，征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和佃农。第一次土改仅触动了15%的大庄园主的地产。1963年革命政府又颁布第二个土改法，规定超过67.1公顷的私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通过两次土地改革，古巴农村的半封建关系基本上被消灭了，并且没收了外国垄断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在古巴占有的土地。在土改过程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27.2万英亩的耕地和3万英亩的牧场被征收了。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美国在古巴的400多家企业和银行被收归国有，资产总额达15亿美元，使美国垄断资本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进行土改的同时，革命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有化运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美国垄断资本。到1960年10月，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已经全部被古巴革命政府没收，成为古巴的国家资本。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获得新生的古巴共和国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从此，古巴从长期依赖美国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在拉丁美洲。
然而，随着古巴革命的深入发展，古巴面临着新的历史抉择：革命要不要继续下去，是走北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成了古巴革命胜利后面对的首要问题。对此，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曾表示：古巴“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是继续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剥削和欺凌之下”，“还是进行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或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3]1961年古巴宣布“选择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反帝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古巴成了西半球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的威逼，促使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二战结束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作为两大霸权国家中的美国对国际政治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生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的古巴革命，以及胜利后的道路选择，无论是从主观意义还是客观角度，美国都是古巴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古巴革命胜利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对古巴所发生的一切持观望态度，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走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而不发生激进的变化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抱很大的希望。从经济利益和战略角度看，古巴毕竟对美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古巴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后的几天，美国便马上宣布承认古巴新政府，并很快派出了新任驻古巴大使。同样，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为了巩固革命成果，也不希望同美国关系恶化。卡斯特罗没有要求古巴一定要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是走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对这两条道路持开放的态度。卡斯特罗曾说：“我们的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我们的革命不是红色的，而是橄榄绿色的。”^[4]1959年4月，卡斯特罗更以私人身份率代表团访问美国，表示愿意同美国保持“尽可能好的关系”。^[5]但是他同时表示，同美国修好并不意味着“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也不接受它的命令”^③，并提出古美关系修好的前提应该是美国要尊重古巴的自由与主权。这表明古巴虽然独立了，但此时尚未确定选择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设想走一条民族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但是，古巴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革命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措施触动了美国资本的利益，促使美国改变了对古巴的态度。美国变拉拢古巴为威胁古巴，以期迫使古巴倒向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一向对西半球另眼相待。在欧洲或非洲，美国对于它认为不民主的国家，甚至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容忍，并可以与之进行贸易。但是，对于拉美地区，美国的看法则不同。它认为如果西半球出现了一个积极反美的国家，那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当1959年6月古巴实行土地改革触及美国垄断资本在古巴的利益时，美国政府为之震怒，唯恐古巴会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更害怕古巴革命之火会在拉美地区形成燎原之势。因此，美国迫不及待地想把古巴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中。1959年6月11日，美国就古巴土改问题向古巴政府发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对此事的“关注”。虽然它承认古巴有合法权利征用外国财产，并承认土改是走向社会进步的一个步骤，但是要求古巴要给予“迅速的、适当的和有效的赔偿”。^[6]6月13日，古巴拒绝了美国照会，表示“迅速的”赔偿是绝对办不到的。
随着土改的深入，古美关系日趋紧张，美国变本加厉的敌视政策逼迫古巴别无选择。1959年10月27日，长期以来在古巴享有“第二号人物”之称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韦尔斯向古巴再次发出照会，指责古巴蓄意“以敌视代替传统的友谊”。此后，美国政府在古巴问题上表现出的态度更为强硬。1960年5月，美国试图用经济手段遏制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国会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取消古巴对美国的食糖出口份额，对古巴发动一场经济战。艾森豪威尔对此毫不讳言地说：“这一行动等于对卡斯特罗实行经济制裁。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其他手段了——经济的、外交的、战略的。”^[7]8月，美国采取外交手段干涉古巴。在美国策划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圣约瑟宣言》，谴责古巴危害西半球，宣称美洲国家必须防范古巴革命的影响。针对这一宣言，古巴举行了有100万人参加的全国人民大会，用大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对抗美国主导下的《圣约瑟宣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干涉，并宣布同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对古巴极为不满，10月13日，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规定除药品和食品以外，禁止一切美国公司对古巴出口。面对美国的全面禁运政策，古巴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把美国在古巴的所有企业、公司收归国有，以回敬美国的封锁。到1961年1月，随着美国宣布同古巴断交，古美关系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古巴革命若要继续下去的话，唯有寻找另一条道路。同年4月，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古巴革命称为“是他们(美国)不能容许的……在他们(美国)的鼻子底下，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8]
第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支持古巴革命继续深入下去。
在美国对古巴百般刁难和施加各种压力，以扼杀古巴革命的同时，苏联、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时伸出援手。1960年，正值古美关系趋于紧张、古巴革命处于关键的时刻，苏联外长米高扬访问了古巴，对古巴实行的土改给予了高度赞扬，并与古巴签署了一项经济协议，规定从1960年开始，向古巴购买食糖42.5万吨，并在以后4年里每年购买100万吨古巴糖，还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以用于购买新设备和建造厂房，以及将向古巴不断地提供产品和技术援助。根据协定，古巴需向苏联输出水果、果汁、纤维和兽皮。苏古经济协定在政治上给处于关键时刻的古巴以支持。同年5月，古巴恢复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苏古之间的往来不仅体现出古巴政府下决心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彻底告别，而且反映出苏联的支持对维持革命胜利后的古巴经济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正如古巴政治家布拉斯·罗加在访问莫斯科时的信中写道：“古巴不可能被美帝国主义者在经济上封锁了。我们的工厂不会因缺乏石油而瘫痪，如果美国垄断资本决定削减食糖定额和拒不供应我们日用品，我们的主妇也不会缺少面包。”^②
随着美国对古巴制裁的升级，苏联也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对古巴的支持。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知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时，他认为古巴革命政府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大势已定，不仅不愿给古巴提供任何经济援助，反而气急败坏地宣称要对古巴实行经济的、外交的和战略的全面制裁，继任总统肯尼迪甚至不惜发动“猪湾战争”，以期用武装干涉阻止古巴的选择。但是，美国的这一行动不仅未能挽回古巴，反而更进一步将其推向苏联的怀抱。出于古巴在西半球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的考虑，苏联希望把古巴打造成反对美国的军事杠杆。于是，苏联称为了帮助古巴防范来自美国的入侵，把苏联武器运往古巴，赫鲁晓夫还表示：“要用炮兵，必要时可用火箭”来保卫古巴，并说：“门罗主义已经死了，对于任何已经死了的东西只能把它埋掉，使它不会毒害空气。”^[9]从此，古巴得到了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强国的保护。
除苏联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古巴的正义事业给予了支持和援助。在苏联和古巴首次接触即米高扬访问古巴时，中国和古巴也开始了交往。1960年2月，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访问古巴，创办了新的中文日报，编辑部设在古共机关报《今日报》的报社里。5月布拉斯·罗加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接待。接着，中国又与古巴签署了一项商务与技术协定。9月，中国同古巴建交，古巴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到11月，中国在本国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古巴提供了经济援助，并和古巴达成贸易协定，购买100万吨古巴糖以及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古巴购买技术和设备。此外，古巴还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蒙古和朝鲜，都先后派出使馆人员，在国际上声援古巴。这样，在国际社会里，古巴革命被视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古巴也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
第三，卡斯特罗及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古巴道路的选择上，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生于富有的甘蔗种植园家庭的卡斯特罗，深受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就把反对殖民依附，反对帝国主义，建立真正民主的古巴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当他从哈瓦那法学院毕业并成为律师后，就加入了古巴非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党派——人民党，以该党议员的身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在巴蒂斯塔独裁政府时期，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根本无法通过合法、和平的道路实现建立民主的社会，只能转变斗争方式，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卡斯特罗坚定地宣称是受马蒂思想的鼓舞。^[10]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卡斯特罗充分展现出民族主义革命者的形象和强烈地表达反对外国干涉的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而遭受审判时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宣判我无罪》，其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纲领。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也随着这篇长达4个多小时的演讲而深入古巴人民的心中，他的民族民主思想，特别是关于农村土地改革和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真正主人的思想，赢得了古巴人民的拥护，他的英勇不屈的精神吸引了广大人民加入到古巴革命的行列。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为他赢得了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也奠定了他在古巴政权结构中的地位。
卡斯特罗在弘扬马蒂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还在革命斗争中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马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指导古巴的革命斗争。在学生时代，卡斯特罗就接触了列宁的思想，试图从中找出解决古巴问题的钥匙。他说：“我对列宁的工作和生活了解得越多，特别是对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敬佩列宁。只有今天我才体会到列宁曾战胜过的那些困难和他留给人类的遗产的价值。”^[11]并且他说随着革命的深入，对列宁思想的理解与在和平时代的理解不一样，使他终于放弃第三条道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二)　古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领导人就开始大胆探索和尝试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在政治上建立了由古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经济上，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由国家统一控制和管理的国民经济以及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和监督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半个世纪里，古巴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以适应国际和国内环境的需要。
在政治体制建设上，首先是建立国家政权体系。古巴国家政权的建立始于古巴革命胜利之时，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颁布了共和国根本法，摒弃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将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赋予部长会议。革命政府建立了以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所有不满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庄园主统治的阶层为基础，由部长会议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国家政权。在部长会议的领导下，建立起由卡斯特罗为主席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中央计划委员会以及主管商业、工业、建筑、社会工作、旅游事业、石油、教育等各项国家建设事业的一系列部、局和具体行政机构。
古巴还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即以“直接民主方式”代替过去的议会制度，使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此，卡斯特罗曾解释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管理，民主就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民主就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主就是不仅保障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也保障能够思考，并能通过文字来阐述其思想的权利，能够阅读别人正在思考的东西的权利，以及得到面包的权利，得到工作的权利，成为受人尊重的社会成员的权利。”^[12]卡斯特罗的民主观成了古巴政治体制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巴人民就是通过这种“直接民主方式”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表现在。(1)　召开全民性的群众集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运用直接投票的方式动员群众对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议题进行表决。(2)　对政府颁布的重要的法律草案组织全民性的广泛讨论。(3)　群众性的社会组织可直接参与法律制定活动，并参与国家重大政策决策的实施。
为了完善国家政治体系，古巴政府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首先，是1961年古巴政府对国家政治机构的调整。在保持原有6省的前提下，增加了县级单位，并在省、县之间设区级建制。但是，改革后的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扩大了行政管理层、增加了机构数量和人员数量，而且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脱节和中央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的消极后果，为管理和监督体制的合理运行制造了障碍。随后，70年代，古巴政府又对政府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主要包括。(1)　改组政府机构，分散部分权力。1972年成立了由卡斯特罗和8名副总理组成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分别负责各个部和国家政府机构。在此基础上，实行司法制度改革，确立了部长会议是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最高/唯一的权力机构”。(2)　建立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并在中央、省、县三级分别设立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负责制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计划，审议计划执行情况。中央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部门，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政治权的决策权。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常设机构——国务委员会，负责贯彻执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颁布法令，并监督部长会议、司法部和外交使团的活动。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主持部长会议工作，并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领导所有中央机构，监督司法系统和人民政权机关，有权改组军队。
其次，加强党的建设。古巴共产党是由三大党派合并建立起来的。这三大党派包括：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三大组织合并后，最初称革命统一组织;1963年，又更名为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到1965年，为了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该党再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先掌权，后建党”的独特建党经历，显然有别于传统模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堪称独树一帜的“古巴模式”。^[13]
古巴共产党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提高党员的素质。1975年，古共一大制定党纲和党章，规定党要“无条件遵循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自己的组织和党内生活”^[14]，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条件，从而明确了党组织与企业和机关的关系、党同群众的关系，结束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在提高党员素质方面，古共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成立了党校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据统计，仅在1975—1980年，就有2000人在省级党校毕业，另有8.1万名党员参加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使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充实了高素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1980年古共二大以后，古巴更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发展，发挥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到工作的议事日程，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到80年代末，古共党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党也在组织上、思想上和作风上日益成熟，古巴共产党作为古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越来越发挥出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古巴政府为了改变单一制经济结构，减少对外依附，实现全面发展，在革命胜利后的20多年里，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经济体制建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古巴政府制定了不同的实现目标，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组织模式。
第一阶段：古巴单纯模仿苏联的发展模式(1961—1963年)。
1961年古巴与美国断交，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建立了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此后为了摆脱单一制的经济结构，重建革命胜利后的古巴经济，古巴政府决定采取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制，建立起由国家控制的农业合作社，并在其他领域也相继建立起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15]取消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且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制定国家年度发展计划，实行中央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采取国家以低于市场价的定额收购和定量配给制度，以实现社会公正。但是，这一模式由于脱离了古巴的现实情况，加之1962—1963年古巴蔗糖出口大幅下降，造成古巴贸易出现严重赤字，经济增长下滑，重工业发展也因为得不到蔗糖出口的支撑而难以为继。
第二阶段：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跃进发展模式(1963—1970年)。
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战略的失败引发了古巴政府内部关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大辩论。以切·格瓦拉为代表的一派，深受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主张主观意识可以决定性地影响客观条件，只要主观意识优先得到发展，国家就可以跨越过渡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或者同时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政策上，他主张完全取消市场和供需原则，并且通过生产资料的完全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由国家给国有企业下拨预算拨款，取消国有企业的一切商业行为，逐步消灭货币和物质刺激，以达到通过精神鼓励实现提高生产率的理想境界。而以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为代表的另一派，受到苏联“市场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主观意识不能忽略客观条件，社会主义不能超越其社会现实而发展，应先发展物质基础，然后再提高主观意识，古巴不可能跨过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认为既然古巴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那么就既会有资本主义也会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市场机制就必然会发挥作用。他们提倡国有企业“自筹资金”而非国家预算拨款，企业自负盈亏，主张对工人工作定时定量，强调物质奖励，以促进劳动生产率。
在1963—1965年期间，古巴政府对上述两派主张采取兼收并蓄的方法，在2/3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实行格瓦拉派的发展模式，而在农业和对外贸易部门则试行罗德里格斯的发展模式。当1964—1965年国际糖价上涨、古巴蔗糖丰收时，古巴政府觉得古巴应先发展制糖业，然后再以制糖业促进工业化，因为古巴更适宜生产蔗糖，在制糖业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有优势，而且可以通过这一比较优势换来古巴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制成品，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古巴和苏联签署了为期5年的经济与贸易协定。
到1966年，卡斯特罗宣布采取格瓦拉派的主张，实行激进的发展模式。在农村更加积极地推行国有制，国家收购了私人农场，扩大了定价收购的范围，限制农民私自买卖。1968年，更发动“革命攻势”(Revolutionary Offensive)，政府接收了所有的非农业部门甚至小商小贩，同时扩大免费的社会服务，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然而这一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古巴为发展制糖业，提出了1000万吨的目标，使国家进入了盲目追求高积累、高指标阶段。但是，由于该目标过于雄心勃勃，既要增加甘蔗的种植面积，又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加大资本投入，到1970年，这一计划非但没完成，反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急剧恶化，增长放慢，国家陷入困境，从而宣告冒进和理想主义的经济模式结束。
第三阶段：走苏联经济改革的模式，在确立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基础上，实行现实主义的发展战略，放宽经济政策，允许私营经济成分留存(1970—1986年)。
70年代，古巴政府开始纠正60年代的错误，实行领导和计划体制，并将这一体制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相联系，与之接轨，以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强调集中计划和发展经济，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本，改进管理组织，增加物质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财政不平衡。1976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规定体现了上述发展思路，其中强调：(1) 完善和加强国家计划体制，国家通过各级的年度和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进行财政控制，企业加强生产的计划性。(2) 把企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扩大经济自主性，企业有雇用和解雇工人、申请贷款以及做出投资决定的权力，企业间可以自行建立购销关系。(3) 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在过渡阶段中存在着货币和商品关系。为了配合这一五年计划，古巴政府还采取了配套措施，如在企业中逐步实行国家预算和经济核算制度，并且在1978年开始实行价格、税收和银行信贷的新制度，企业中普遍实行拉动定额制。与此同时，政府还放宽某些经济政策，如从1977年起允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恢复某些个体服务业，建立平行市场，以扩大商品流通。
古巴政府认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存在是古巴存在的根本条件”^[16]，颇为重视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同苏联实行全面合作，把发展同苏联和东欧之间的关系作为对外关系发展的长远、稳定的基石。1972年古巴加入苏联领导的经互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为了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体制接轨，古巴实行了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体化和专业化。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原则，古巴接受了苏联的国际分工，建立起以糖、镍、烟草等专业生产和出口生产的一体化。根据苏古签订的计划议定书，古巴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同苏联的计划相协调，古巴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必须同苏联的相应部门“对口”合作。值得指出的是，70年代以来，古巴向苏联靠拢的做法，给古巴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古巴通过从苏联获得的以国际收支和贸易补贴为主的大量经济援助，^[17]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成功地抵制了美国的威胁;另一方面，片面依靠苏联发展经济、发展苏联急需的经济部门，使古巴在摆脱对美国依附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了对苏联的高度依赖的经济结构。
第四阶段：对70年代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强调公有制经济的绝对地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取消私营经济(1986—1980年代末)。
80年代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搞起改革，苏联开始疏远古巴。同时，国际糖价下跌，古巴经济下滑，外债增加，古巴面临较严重的国内国外困难。这一严峻形势促使古巴政府反思70年代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他们认识到70年代的经济体制有待发展和完善，其错误根源在于照搬别国的经验，引进市场机制，才使得公有制经济在外部不利环境下遭到冲击。对此，卡斯特罗明确指出：这一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已偏离正确道路。^[18]为此，1986年，古共召开三大，做出了《完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决定》，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全国开展起大规模的纠偏运动。为了纠正70年代经济体制的错误，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　改组领导班子，加强对经济的集中领导，反对权力分散。(2)　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大量削减政府开支，取消农产品市场。(3)　强调精神鼓励，反对物质刺激，等等。这场纠偏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这一运动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统一了思想，但古巴依靠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1]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卷（二），第521页。
[2] 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3] ［古巴］卡斯特罗著《卡斯特罗言论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5页。
[4] 转引自巴艾斯《古巴国家对全球化的反抗》，第67页。
[5]③ ［英］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下册，斯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6、355页。
[6] 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下册，第358页。
[7] 转引自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下册，第560页。
[8]② 转引自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下册，第592、545页。
[9] 转引自休·托马斯《卡斯特罗与古巴》（第2卷），第560页。
[10] 安东尼奥·卡尔默纳·巴艾斯：《古巴国家对全球化的反抗》，第61页。
[11] ［美］罗伯特·李：《卡斯特罗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页。
[12] 《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政治出版社1976年版，第153页。
[13] 毛相麟：《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14] 转引自于洪君《古巴共和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载《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2期，第55页。
[15] 参见卡米洛·梅萨—拉戈《社会主义古巴的经济：20年的评估》（Carmelo Mesa-Lago，The Economy of Socialist Cuba：A Two-Decade Appraisal），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6] 关达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第183页。
[17] 有关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和贸易补贴参见《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6页；卡梅洛·梅萨—拉戈：《古巴的经济依附和对外政策》，载《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5期，第46页。
[18] 毛相麟：《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第152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878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