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70年代后出现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使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政治改革运动，但由于各国的发展层次不同，因而政治改革的形式与目标各有差异。即使较为落后的国家所具有的后发展效应以及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可以使其加快前进的步伐，缩短特定阶段的时间，但应有的发展过程则是难以跨越的必经阶段。

东亚地区政治发展层次较高的日本处在从精英主义政治体制向市民主义政治体制过渡时期，过去那种政府主导下的利益诱导政治结构造成了90年代后经济的持续衰退，在野党的多党化、软弱化也是这种政治结构产生诸多弊端的重要原因，当然，封闭的国内市场以及行政指导下的第三产业难以适应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构成了改革的体制性原因。1994年国会通过的以变革选举制度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1996年开始的以行政改革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教育等六大改革，1999年实行的以废除政府委员国会答辩制为中心的国会制度改革等，其目的是通过实施小选区制，形成两大政党竞争并以政策吸引选民的政治结构;与此同时，最终将政治权力和责任逐渐“从政府转移到民间”、“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从官僚转移到议员”，确立政党在决策过程乃至政治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削弱行政机构的规模和权限，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市民团体乃至个体国民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活力。当然，目前日本经济处在持续低迷状态、政治家与官僚及特定社会团体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权威主义性较强的传统文化、知识经济领域的严重滞后、老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人口结构等，均使改革与过渡伴有巨大的困难。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设进入精英主义政治发展阶段后的政治制度以及新的政治体制。1997年底金大中当选总统是韩国宪政史上第一次政党之间的政权交替，标志着自卢泰愚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持续进展，但正如金大中不顾国会的反对而任命金钟泌为总理所体现的那样，作为长期的民主斗士，权威主义政治仍然在韩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尽管在1997年总统选举时许多政治团体或其他候选人打出“清算三金(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政治”的口号，但从选民仍然选择了金大中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金大中在五年任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因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因而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进展不大，即使约定2000年实施的议会内阁制亦无任何进展，因而在同年进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的国民政治会议改名为新千年民主党，仍在议席上落后在野的大韩国党。从宪政体制及政党政治的确立、地方自治及新闻自由的扩大、完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渠道等方面来看，韩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但总统制或内阁制体现出来的宪政体制不稳或总统与国会之间缺乏制约平衡机制、地域主义色彩浓厚的选举政治以及尚未成熟的政党政治显示了韩国政治民主化所具有的局限性。

在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尽管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因国民党的分裂而以39.3%的选票侥幸当选，但因该党力量的严重不足，同时台湾政治也面临着类似韩国那样的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政体制问题，其政党政治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而在民进党的执政过程中遇到许多制度性缺陷问题，即五权分立下的双首长制造成的问题。例如党政关系混乱、定位不明;“总统府”与“行政院”职责不清，“行政院”有责无权，“总统府”有权无责;“总统”与“立法院”、“行政院”的职责界限不明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存在一党独大、以党领政、党政一体的独裁性特征，但各政治权力机构之间容易协调、整合。民进党以少数党上台执政，如何协调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各权力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磨合。例如陈水扁上台后，首先任命国民党籍的唐飞为“行政院长”，组成所谓的“全民政府”。但半年后围绕“核四”建设问题唐飞被迫下台，民进党籍张俊雄执掌“行政院”，并改组内阁，建立以民进党为主的少数政府，结果导致在野党提出罢免“总统”案和倒阁案，民进党甚至准备使用边缘暴力手段即动员民众示威的传统手段对抗在野党，引起宪法体制危机。重要的是，民进党上台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建立在非成熟的民主化政治之上，即与“族群”有关的选举政治充分显示出精英多元民主政治的特征。

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和地区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实行了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但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的60%以上、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阶层占全体居民的40%以上是政治体制发生质变的客观性指标。因为城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多元化，从而使得一些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为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例如农业团体、工会组织、消费者协会、经营者团体、教师协会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利益相互之间是冲突的，例如市民团体与农民团体、流通业团体与消费者团体、经营者协会与工会组织、企业团体与环境保护组织等，因此，各个利益集团均通过相关的渠道并利用选票、政治资金等手段对政治过程施加压力，或者直接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立法机构，参与制定保护和扩大自己利益的相关法律，这样就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及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是“政治诉求”的基础，例如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的共同特征是经济上的成功者即具有中等偏上收入、充分肯定自己的能力与业绩、对现存政治体制存在既希望进行变革又不期望发生急剧变化的矛盾态度、关心国际问题且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等。从这一点来看，除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尚没有走到尽头，因为无论在城市化方面，还是在中等收入阶层方面，均未达到上述指标。

即使如此，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国家，政府在继续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亦应在政治领域采取完善政党政治、军队退出政治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行政官僚的制度化、确立政治结构功能化以及多元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更为重要的是，对具有浓厚“非政治化倾向”的东亚各国(地区)居民来说，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除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外，具有民主理念并为之奋斗的非体制内精英群体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四年间换了四位总统，从苏哈托到哈比比，然后从瓦希德到梅加瓦蒂，极不稳定的政局显示出这个国家既缺乏与民主化相应的政治制度，也缺乏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尚不足以产生使政治系统稳定的成熟的政党政治，为强势总统设计的政治制度在缺乏权威政治人物的状况下，势必带来政局的不稳定，并因此影响到经济的顺利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在已经超越政治民主化客观指标的新加坡，既无农业亦无地方政府的城市国家特征，使其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实质仍未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作为具有实权以及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政府资政，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控制这个城市国家的能力尚未受到挑战，其立法、行政、司法亦未实现功能的结构化及专业化，政治精英的多元化体制也没有形成，政策过程的民主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成熟化仍然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李光耀试图利用“亚洲价值观”来掩盖其独裁性政治体制的实质，但较小的城市国家规模、权威政治人物拥有的强大影响力、权威主义式的儒家文化色彩均使得改变导致经济现代化较为成功的政治体制十分困难，同时也显示了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为范式国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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