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对非洲的关注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是战略谋划。二战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在各方面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成为美国战略考量的主要目标。卷入越南战争后，“许多美国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都把越南战争看成是检验美国在‘新兴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的能力的一个非常显眼的‘试验场’，同时也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最有效的回应手段”^[1]。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种现代化理论并将其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巩固核心国家的地位，从意识形态和发展进程上控制新独立的国家，并从全球范围内保护自身利益。从力图主宰战后世界发展进程的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公平政策”的计划，到为现代化定调的罗斯托于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到世界银行为抗衡非洲寻求独立自主的《拉各斯行动计划》而制定的以结构调整为主轴的《伯格计划》，西方特别是美国企图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确确实实在非洲发生。非洲的现代化被描述为一种现代战胜传统的过程。在现代化的透视镜下，非洲人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成为一种过时的与现代性相悖的传统制度，非洲人对欧洲瓜分的反抗成为了一种“反动的”“不合时宜”与现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举动;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统治成了理所当然在非洲实现现代化的捷径，存在了无数代的非洲人的生活习惯成为了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习俗……

其次，经济考量。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型市场。老牌殖民宗主国被逐出后并不甘心，美国则正在寻求为更高的海外利润率获得地缘政治上的保障，确保对世界各地重要原材料的控制，使美国商品的海外市场得以拓展。第三，学术兴趣。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实际问题。它们中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形成不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而是非殖民化的结果，这种从殖民地到现代国家的“突变”转型造成了国家管理层面的一系列困境，包括国家建构的艰难、经济发展的难题、民族融合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等等。此外，由于这些国家的划分是从殖民地的边界因袭下来的，并不是以它们的文化、民族(种族)或历史传统为依据，有时一个民族被划分在多个国家，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地区研究以及各种跨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兴趣。这些因素使非洲落入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范围之内。

人们可能认为，用其他的名词如“发展”来代替“现代化”是一种可行的方式。然而，有关对“发展”话语的解构和批判早已开始。^[2]我们大可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现代化理论”在非洲的影响。毕竟人类的心智是在对自身的批判中不断促进的。

[1]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
[2] Arturo　Escobar,Encounter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该书的中文翻译版已出。参见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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