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捷、波三国乃至整个东欧地域的现代化，都是以西欧的变化为背景的。在现代化历史运动的结构性形态，即国家与社会层面上，西欧现代化原发地域呈现为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性推进。东欧是现代化大潮溢出西欧最先波及的地区之一，因而东欧国家现代化模式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的原初形态，其中内蕴的传统性与现代化的异化与扭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既是启示，也是警示。

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俄国一直在寻觅、尝试、实践一条与西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启动了以“西化”为特征的俄国现代化，但它在“以欧化俄”的同时，也“以俄化欧”。以欧化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以俄化欧，则冷僻一些。所谓以俄化欧，就是彼得大帝在“欧化”改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用西欧的技术、制度、物质与精神资源，构建出具有俄国特质的现代化样貌。17世纪末18世纪初，政治方面，西欧国家正在由绝对主义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而彼得大帝通过“欧化”改革，彻底消除了俄国延续近800年的等级君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把贵族制封建国家转变为君主制专制帝国;经济方面，西欧普遍已经废除农奴制，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运作百余年以上，而彼得大帝大大地强化农奴制，建立起生产要素权力配置的沙皇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社会方面，西欧市民社会发育成形，由封建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转型，而彼得大帝以农奴制为经济基础，用中央集权制国家取代社会，构建了官僚贵族主导的社会结构。彼得大帝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初始符号，也规定了俄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彼得大帝造就的俄国，既不是西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彼得大帝的现代化举措，“化欧”的一面与“欧化”的一面同等重要，两者互为前提与结果。历史地看，彼得大帝的逻辑是在现代化后发地域，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进现代化，用国家建设替代社会建设。彼得大帝的逻辑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逻辑，从此，“欧化”和“化欧”以共性和特质的话语形态，贯穿俄国现代化进程迄今未了。

捷克现代化进程极为特殊，在民族国家未建成的条件下开启现代化，作为奥匈帝国最先进的一部分率先启动工业化，并一举在奥匈帝国范围内拔得现代化的头筹。捷克现代化模式显示，在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实现特定地域的现代化。捷克现代化与周边帝国、大国密不可分，其现代化既具有自生性，又具有外附性，自生性与外附性结合构成了捷克现代化的特质。捷克每一次克服外附性，现代化就发生路径转换，即由一种现代化的“共性”转换为另一种现代化的“共性”。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波西米亚的继承者，波西米亚是中世纪东欧斯拉夫民族海洋中的拉丁文化孤岛，它曾经是西欧宗教改革的先声，15世纪初，捷克神学家胡斯发起宗教改革，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哨战，开始颠覆罗马教廷的普世权威。1618年，波西米亚新教徒举事，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导致以《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创立。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传入，捷克逐渐滋生民族认同感;19世纪，捷克地区出现了两种取向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种是上承胡斯改革的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利用沙皇俄国打击哈布斯堡王朝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突出捷克的文化特质，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捷克的斯拉夫民族属性。尽管两者着眼点不同，但是都彰显了捷克民族企图独立于奥匈帝国的意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捷克独立了，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政治上实行代议制民主，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捷克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进入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地缘政治区位决定了捷克现代化多舛的命运，通过《慕尼黑协定》，英、法放任纳粹德国攫取捷克，捷克又一次被纳入到德意志帝国范围，民族国家得而复失。1945年5月8日，科涅夫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打垮纳粹德国军队，解放布拉格，捷克民族国家光复了。在解放捷克的苏联红军中，有一位集团军政委叫勃列日涅夫，此人在1968年扼杀了“布拉格之春”。1945—1989年，在华沙条约的保护、亦是监护下，在“经互会”国家分工体系中，捷克现代化蜿蜒前行，照搬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尽管如此，捷克仍然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自生性，其标志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东欧国家那样完全照搬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采纳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以相对小的代价和相对平稳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手。

波兰现代化一波三折，地处欧洲地缘政治的核心区间，其现代化进程与俄国和西欧形成鲜明对照。18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前，政治方面实行贵族民主制下的君主制，而西欧普遍是绝对主义君主制，这从制度上决定了波兰亡国的命运。经济方面，封建贵族庄园经济加上重商主义，根本无法同俄国的沙皇资本主义和西欧的重商主义竞争。社会方面，波兰是典型的封建贵族等级社会，面对外来入侵势力一盘散沙，形不成全国抵抗力量，只能被列强肢解。亡国后，波兰民族意识逆势生长，反而异乎寻常地强烈起来，特别是对周边大国、主要是俄国与德意志的仇视与日俱增。波兰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亡国条件下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是复国的民族认同。波兰现代化的首要特质是护国，在列强环伺中争取恢复国家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实行远交近攻的国策，交好英、法，警惕德、苏，这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现代化摇摆于英法模式与德苏模式之间，波兰愿意走英法式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对亡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波兰认识到必须加速现代化才能保障民族独立，于是它选择了与德苏模式接近的“萨纳齐”护国性现代化模式。但是，它未能避免再次亡国。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波兰政府出逃，德军占领波兰。同日，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占领波兰东部，将其划归白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

1945年，波兰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红军解放波兰，波兰无可选择地进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藩篱下，波兰仍会下意识地时常展现出自己的特质，从哥穆尔卡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到雅鲁泽尔斯基先发制人的“紧急状态”，从“波兹南事件”到“团结工会”，波兰对苏联现代化模式时不时地表现出背离。1989年上半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放弃国家领导权，由“团结工会”组阁。“团结工会”政府采纳西方理论家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全力推动波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全民财富大幅度缩水，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怨沸腾。1993年大选，由统一工人党转化而来的社会民主党获胜并组阁。社会民主党采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转型方案，稳定了局势，缓解了矛盾。1995年总统大选，“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被社会民主党领袖取代。从此至今，无论波兰政府如何更迭，社会民主主义的国策没有动摇。从亡国到复国，从“萨纳齐”到社会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波兰现代化九曲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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