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某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从理论上讲，一个长期停留在比较成熟文化形态中的传统社会比起其他社会更难实现现代化，因为文化因素正是最能保持该社会稳定性与传统性的核心。传统与现代化之紧张解决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变动性和适应性。19世纪后期，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而启动现代化运动时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同时期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朝鲜的“东道西器”之说，与此如出一辙。这些对于反思如何恰当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学术界就这一思想对于洋务运动、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不少探索，批评者有之。^[1]近几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看法，着重于探索其二重性。^[2]罗荣渠先生指出，“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善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但后来的研究者对中体西用颇多责难，仿佛洋务的失败、变法的失败，都是这一折衷理论的错误……其实这一口号对当时的现代化运动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3]。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中体西用”是“现代化启动的东亚方式”，是“最早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4]那么如何透视“中体西用”对于广大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意义?“中体西用”是否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合理化因素呢?

[1] 代表性观点如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11—341页。
[2] 如朱日耀等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0页。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马永山:《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57页。
[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43页。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142—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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