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发展研究中主要有三支理论流派：新古典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分属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政府、市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三者的关系问题贡献出自己对东亚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理解，各有长处和不足。^[1]不过，本文中“亚洲价值观”和“自由发展观”关于东亚发展经验之论争，以及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对东亚奇迹的反思，提出的是作为发展动力机制的伦理体系/价值观与作为发展必需条件的要素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回到本章开头，沿着韦伯、兰德斯、罗荣渠、格林菲尔德关于区分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的分析理路，我们来总结和透析“亚洲价值观”、世界银行报告以及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自由发展观”三者论述的实质问题。

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在东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亚洲价值观”及其背后的“儒学资本主义”、“儒家文明”极力宣扬它们的伦理体系/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魔力棒”作用，对社会整合与发展的“黏合剂”作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看似与新古典主义者一样，极力推销自由、民主理念的普世化，其实他主张的“自由”已经在“实质自由”意义上落实为人们珍视并享有的各种具体权利和能力。他对人性本质的肯定、对伦理体系/价值观的重视，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所不能比拟的。而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虽然修正了1993年报告的不足之处，但还是囿于单一经济学科的视野，难以有效容纳文化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的分析。不过，世行2000年的报告确实在不少方面纠正了“亚洲价值观”一味主张“好政府”、“强干预”、集体主义、家族伦理等方面对经济健康发展的负面作用。这说明，伦理体系/价值观对东亚社会经济综合稳健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建立在它与适当的经济条件、合理的政府调控相协调的基础上。

关于何种价值观起动力机制作用问题。阿玛蒂亚·森和世界银行对东亚奇迹的详细辨析，基本上支持了自由与民主理念对稳健发展的重要作用，森甚至把它们当做发展的“建构”性因素和最终目的。他们质疑、修正甚至推翻了“亚洲价值观”的许多重要论点，又在自己的立场上建构了自由民主的发展价值观。所以森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具体的发展策略问题上更有亲和性。不过他与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的自由发展价值观涵盖了实质性因素，富有伦理价值内涵，关注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发展权利。无怪乎森既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左派”，又被尊为“经济学的良心”。

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伦理体系/价值观当然不是真的“魔力棒”可以点石成金，直接引发经济奇迹，而要与发展的必需条件紧密且合理地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者的治国哲学决定了治国策略，并通过发展模式选择和具体产业政策实现他们的策略。在此过程中，伦理体系/价值观发挥了驱动国家建设、营造管制氛围、提供决策指导、协调社群组织、促成阶级合作以落实发展战略等动力机制功能。阿玛蒂亚·森更是详细分析了实质自由的“建构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从经济、政治、社会保障、文化体系等多个层面指出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发展的关键性动力作用。世界银行报告没有直接涉及伦理体系/价值观的作用问题，但是通过指出东南亚产业政策、政府管制、企业治理等具体问题的优点和弊端，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对伦理体系/价值观结合适当条件以发挥作用的过程挑毛病。

最后，关于“东亚经验”的这些新争论，有没有可供综合的方面呢?世界银行2000年的报告从国家发展模式、政府管制方式、企业治理结构、产业政策作用限度等具体方面指出了东亚原有发展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对东亚经济增长和金融危机赖以发生的各个条件进行切中肯綮的要素分析。东亚金融危机和复苏的教训和经验也表明，价值层面的动力机制在作用过程中吸收了在这些分析中概括的模式和政策调整，才有现在比较明朗的发展前景。这是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对东亚经验反思的贡献。但即便如此，斯蒂格利茨等不少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也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东亚发展模式曾遭遇过的旧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新问题都会构成发展的巨大挑战。“本地区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景——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但依然足以继续原来存在的进程，缩短本地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2]。而且，经济增长放缓自身也是一种挑战——毕竟许多经济结构已经习惯于快速增长的模式了，因而增速放缓就要求相应进行重大调整。这些睿智的意见对今天中国防止“经济过热”，促进“软着陆”很有预见性，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也一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新发展观，对官方层面和政治意义上的“亚洲价值观”进行的严肃审问，富有洞察力和批判力，指出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褊狭、扭曲甚至错误之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这个论点和“实质自由”概念对人作为发展目标的重视，是对东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旧有发展形态的合理纠偏。在东亚各国(地区)的具体处境下把自由、民主制度化，发挥自由、民主的对民众的保护性功能和对统治者的监督性功能，同时又要避免“新自由主义”论中的“市场原教旨”、“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等极端走向，重新转向“市场机制”中本来必须的伦理关怀，确实是今天各国各地区发展的迫切任务。斯蒂格利茨也由于看到了“民主、平等、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在未来十年对本地区各个国家(地区)的意义”^[3]，与阿玛蒂亚·森不谋而合、惺惺相惜。

[1] 关于此三支流派的详细讨论,参见牛可《战后东亚发展中的美国因素·绪论》,载《透视东亚“奇迹”》,第441—459页。
[2]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62页。
[3] 《东亚奇迹的反思》,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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