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通过密谋，如愿以偿地登上苏联的权力顶峰，并重新将苏联的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置于苏共的领导之下，而且让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布尔加林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密谋活动可以获得权力，却不能解决苏联面临的紧迫的政治问题。从1953年到1955年12月，苏联政治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变化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些大清洗时被处理的党员干部得到平反，但数量不多。斯大林在苏联报刊上的宣传又回到1953年3月22日以前的状况。尽管苏共领导人将大清洗的责任全部推倒贝利亚头上，然而，许多受害者及其亲友却清楚地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要求说出真相，给受害者以公正的信件在党政机关堆积如山。赫鲁晓夫及其盟友虽然夺得了苏联的党政大权，却没有在政治与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到他们权力的稳定性。赫鲁晓夫并不打算也不可能说出全部真相，他的选择就是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头上，而回避清洗如何发展为大清洗的问题。

在决定要否定大清洗后，赫鲁晓夫采取的方式一如既往，即在极小的圈子内进行准备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就绪后，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召开了一个参加人数不到十人的历史学家会议，就起草完毕的报告讨论了三天。在苏共二十大前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准备的报告遇到了不同意见。在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已经结束的当天晚上，在只有苏共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令所有代表震惊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透露了30年代大清洗以及后来几次清洗的细节，描述了斯大林的粗暴，斯大林被指责为白痴，对军事一窍不通等等，但对于斯大林的动机、大清洗能够发生的原因、苏共各级干部在大清洗中的作用却没有涉及，特别是斯大林宪法改革前后发生的事件，赫鲁晓夫只字未提。而且，报告也有不少伪造的内容。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格罗夫·弗尔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与其他档案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赫鲁晓夫“为了获得自己希望的‘结论’，只能借助欺骗与伪造”。他还指出，“赫鲁晓夫的谎言给西方提供了丰富的想象”^[1]，而且，“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促使赫鲁晓夫决定在苏共二十大作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起了不小的作用”^[2]。由于赫鲁晓夫根本不敢说出真相，而是想将大清洗的责任完全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要进行的所有改革，都不可能达到斯大林宪法改革的程度。而且，他提出的恢复列宁主义原则，恰恰不符合苏联政治发展的要求。因为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带有浓厚的革命现代性的想象，其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苏联1930年代的历史证明。

二十大后，仅在一年内，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走出劳改营，大批大清洗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但事态的演变马上使赫鲁晓夫陷入困境，一方面，在党组织的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讨论，“很快就从对斯大林的批判转变到对苏联体制的批判。在莫斯科热电实验室、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东方与民族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作家协会，讨论了苏联体制的失败”^[3]。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近万名群众举着斯大林画像示威，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党内对赫鲁晓夫报告的指责也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作家柯切托夫在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直接指责二十大后活跃的都是那些拉关系、搞阴谋和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家。而了解内情的受害者并不领情，而是要求说出真正的真相。从集中营获释的罗莎·特雷沃斯在克里姆林宫遇到赫鲁晓夫后说：“是你，而不是斯大林要为处决我叔叔，将我关进集中营负责，是你，而不是斯大林要对大清洗负责。”^[4]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动荡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意见，西欧国家共产党出现的党员大批退党等情况，使得赫鲁晓夫不得不向后退缩。

在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赫鲁晓夫提出的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方案，即撤销绝大多数联盟与共和国的工业部，代之以地方经济委员会，而且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改革。由于分歧太大，全会未能通过这个方案。在继续讨论的过程中，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份说明，特别强调要注意中央的监督。在3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批评莫洛托夫“不相信这个事业，完全脱离了生活”。赫鲁晓夫要求全会谴责莫洛托夫，罪名是“不尊重集体”。^[5]这表明，赫鲁晓夫不能接受不同意见，而后来的发展却说明，莫洛托夫的说明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采纳其中的合理部分，苏联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混乱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

1957年6月18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由于赫鲁晓夫专横粗暴，个人说了算，改革措施轻率，建议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主席团中7人反对赫鲁晓夫，3人支持赫鲁晓夫。利用会议争论不休的机会，赫鲁晓夫召集书记处会议，认定反党集团已经形成。赫鲁晓夫通过其支持者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集中到克里姆林宫，又通过朱可夫用军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集中到莫斯科。于6月22—29日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主题——讨论赫鲁晓夫在第一书记岗位上的工作。这一次，赫鲁晓夫又通过密谋转危为安。会议第一天，首先发言的是朱可夫元帅。他在发言中避而不谈会议主题的内容，而是转而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大清洗中的责任。于是，会议讨论从预定的针对赫鲁晓夫的话题，转向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批判。最后，会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等人反党集团的决议，以撤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而结束，赫鲁晓夫信任的人填补了新的空缺。原来准备在会议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一见风向已转，立即转变立场。而朱可夫得到的回报是，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一位与会的中央委员许多年后写道：“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想一想‘反党集团’这个谎言的标签。难道能够称这些人为反党集团?他们许多年来就是著名的党务工作者。他们中一些人与赫鲁晓夫不同，在革命前就已经入党了。”^[6]对不同意见予以无情打击，表明赫鲁晓夫并不具备领导苏联改革的基本素养，而且是一个新的环境中的独断专行者。1958年，曾经帮助赫鲁晓夫登上权力顶峰的布尔加林被撤职，赫鲁晓夫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斯大林刚去世时苏共党内形成的不能再次形成个人专权的理念，被赫鲁晓夫完全破坏，而且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此基础上，赫鲁晓夫一方面大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时又在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这是苏共走向衰败的第一个迹象。

因为没有人敢于对赫鲁晓夫提出批评，加上赫鲁晓夫行事轻率的作风，从1957年开始，赫鲁晓夫的几乎每一个决策都存在问题，有的决策则根本错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造成消费品供应紧张;五年内在肉类生产方面赶超美国的口号导致了弄虚作假之风的蔓延，他树立的肉类产量一年翻一番的典型——梁赞州委书记因造假无法继续自杀，成为影响巨大的丑闻，食品供应出现下降。这使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威望在1961年急剧下降。

不满情绪的蔓延，使赫鲁晓夫担心已经被打倒的莫洛托夫等人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审查党的路线，“以便对6月全会进行反攻倒算”^[7]。面对政治上的困境，赫鲁晓夫再次乞灵于非斯大林化，以转移全党和公众对其政策的不满。他再一次擅自修改已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通过的大会报告，加上了揭露大清洗中斯大林行为的内容，并将莫洛托夫等人拉出来批判。本来主题是讨论新的苏共党纲的二十二大，再次变成了谴责斯大林的大会。“所有的人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8]，紧跟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最后，苏共二十二大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

二十二大以后，苏联再次进入非斯大林化的高潮。所有的报刊都在发表回忆录和对斯大林进行批判的文章，全国各地的斯大林塑像都被拆除，斯大林格勒被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但非斯大林化再次陷入困境。“在斯大林格勒，重新命名城市遭到了广泛的抗议”。“使用了多种手段之后，抗议才被平息”^[9]。在1962年6月，因为食用油涨价而引发的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工人罢工中，罢工工人散发的题为《论假列宁主义者》的传单，指责赫鲁晓夫是骗子、假仁假义者，许诺改善人民生活，却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传单写道：“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全心全意地奔向共产主义，不像你们这些整天只知道指手画脚的骗子。”^[10]另一方面，对苏联体制的质疑比1956年更加强烈，赫鲁晓夫不得不再次后退。

非斯大林化再次陷入困境，除了没有抓住关键外，根本原因还在于，赫鲁晓夫使用的仍然是苏共从1917年来一直使用的革命动员的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日常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提高。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说，赫鲁晓夫仍然是革命现代性的体现者，而苏联人民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种现代性。

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在政治领域推出了两项改革措施，恰恰是这两项改革措施，最终成为他下台的主要推动力。

苏共在二十二大以后进行的第一项改革是实行干部轮换制，即在每次例行选举中，苏共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每次更换1/4，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每次更换1/3，其他各级党委每次更换一半。赫鲁晓夫进行这项改革的动机同样复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格里申认为：“赫鲁晓夫总是对人充满怀疑，不相信干部，害怕有人取代他在政权中的地位。”改革的结果是：“在领导机关同时在地方开始了无休止的干部轮换，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府成员、州委书记和其他干部经常更换。这造成了干部地位的不稳定，降低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们习惯于按照上级命令办事。”^[11]

赫鲁晓夫的另一项改革也许是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改革，将地方各级党委，按照生产原则改组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即除了中央之外，所有的地方党委都一分为二，地方各级苏维埃也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改革。同时，在苏共中央和共和国中央成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局。苏共自立党开始，擅长的就是宣传、组织与政治决策，而不是具体的行政管理。将地区的党委分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文教卫生、司法等部门如何领导?所以，这项改革实行不久，苏联就在已经出现经济混乱的同时，出现了政治混乱。“将州委划分为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同样产生了许多冲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失去了工业企业的支持，不同党组织之间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象。党自身出现了不稳定。”^[12]

经济与政治混乱，使苏共党内对赫鲁晓夫的不满与日俱增。“形势的急剧恶化，产生了更换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必要性。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个领导人的集团，准备实施一项艰巨的任务，撤换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如果失败，将承担极严重的后果。”^[13]

1964年10月12日，当赫鲁晓夫正在皮聪大度假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开会，同时通知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到克里姆林宫大厅开会。主席团会议仍在进行时，中央全会同时召开。当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后，勃列日涅夫通过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前来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建议赫鲁晓夫退休。赫鲁晓夫仍然希望用过去的手段搬回局面，但除了米高扬，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建议他退休。最后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表示愿意签署一份退休声明。声明很快起草完毕，赫鲁晓夫签字后，从此离开了苏联的政治舞台。以政治密谋上台并以政治密谋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的赫鲁晓夫，在他人的政治密谋中黯然下台，反映出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与所有改革并没有改变苏联的政治生态，俄国政治传统仍在继续起作用。

赫鲁晓夫签署退休声明后，苏共中央全会继续召开。会议选举勃列日涅夫接任赫鲁晓夫的职务，同时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选举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在赫鲁晓夫不断失败的改革后，进入到政治稳定时期。

[1] Ферр　Г.,　Бобров　В.　1937.　Правосудие　Сталина.　Обжалованию　не　подлежит!,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10.c6.
[2]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3] Edited　by　Polly　Jones,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Routledge,　2006,p.44.
[4] Мартиросян　А.Б.,　200　мифов　о　Сталине-2.　Сталин　и　репрессии　1920-х-1930-х　гг.М.:　Вече,　2008.　C134.
[5] Емельянов　Ю.В.　Хрущев,　Смутьян　в　Кремле,М.:　Вече,　2005.c78-79.
[6] Баландин　Р.К.　Маленков,　Третий　вождь　Страны　Советов,М.:　Вече,　2007.c239.
[7]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8] 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9] Edited　by　Polly　Jones,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Routledge,　2006,p.58.
[10] Пыхалов　И.В.,　СССР　без　Сталина:　путь　к　катастрофе,М.:　Яуза-пресс,　2009.c208.
[11] Гришин　В.В.　Катастрофа,　От　Хрущев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c18.
[12] Гришин　В.В.　Катастрофа,　От　Хрущев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c18.
[13] Гришин　В.В.　Катастрофа,　От　Хрущев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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