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革命后的俄国，虽然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它的边缘帝国性质却不会因此改变。俄国具有所有边缘国家的特点，也具有俄国才可能具有的独特性。

尽管已经向着现代化努力了200年，1917年的俄国，其经济具有所有边缘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首先表现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人口的绝对多数依赖农业生产生活。1927年的俄国，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高达7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更高达80%以上。按照西欧或者美国标准衡量，俄国的农业体系和农业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在俄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农业耕作、管理与农产品收获基本依靠畜力和人力，农业机械在农村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中世纪没有根本差别。

与其他边缘国家不同的，是俄国经过200年的努力，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工业，工业部门规模不大却资本高度集中，在农业俄国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了几个工业集中的孤岛。俄国工业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主要部分属于国防工业，而且从来不缺国家订货。俄国自17世纪开始，每个世纪初期都会遭遇外敌入侵，而地跨11个时区的领土使得国防问题始终是俄国统治者不能不关注的第一问题。俄国的工业从彼得大帝开始即以服务国防为目标。虽然俄国的工业发展起步远远早于大多数边缘国家，但在一战之前的50年间，俄国的发展速度不仅慢于西欧诸国，也慢于原来落后于它的边缘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日本。“俄国明显地落后了，这就意味着在形成中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它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1]越是努力追赶就落后得越多，似乎已经成为俄国现代化努力的魔咒。即使发展缓慢的工业，也被外国资本控制，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因此，俄国的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却在为外国资本的积累服务，依附与落后构成俄国现代化的必须克服的两大难题。

发展缓慢的工业意味着低水平的城市化。在1917年，俄国85%以上的居民居住在农村，而农村依然保持着古老的村社制度。村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长期在村社环境中的生活，使农民形成了对它的依赖，斯托雷平领导的改革，下了极大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结果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村社。“俄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以落后为特点。农民的视野非常狭隘，他对于发生在村庄外部的一切几乎没有兴趣，他对外部世界和俄国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只有极其微弱又含糊不清的理解。”^[2]这是一种反对农村生活发生剧烈变化和一切重大社会变革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种抗拒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社会变迁的保守思想力量，是俄国现代化最难克服的障碍。

工业落后伴随着俄国基础设施的落后，这包括：交通运输、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文化设施、城市住房、通讯等等。其结果是，在1917年，俄国人口的80%　以上是文盲。但与大多数边缘国家不同的，是俄国建立现代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的时间比日本、中国和印度等边缘国家要早一个多世纪。这又构成俄国这个边缘国家的独特性：在一个到处都是文盲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其学识和教养绝不亚于西欧国家的文化精英阶层。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这个精英阶层一方面在内部对俄国未来走向何方存在尖锐分歧与激烈争论，彼此间毫不妥协;另一方面与普通知识群体和底层社会出现了文化断裂，即文化精英的活动既不能被普通知识群体和底层社会所理解，也基本上不能对他们发生重大影响。“俄国人生活在不同的层次甚至不同的世纪里。”20世纪初的创造性思想不仅没有吸引人民群众，而且也没有吸引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高文化阶层与低文化阶层的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断裂，与法国革命比起来是无比地大。”^[3]尽管存在着文化断裂，从皈依东正教开始，在俄国形成的弥赛亚传统却一代又一代继承下来，并被用于为国家利益服务。

1917年的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国，帝国随之分崩离析，但帝国传统并没有因此消失。与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不同的，是俄国在彼得大帝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并没有形成新的民族国家，反而通过领土扩张形成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帝国。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倡导国际主义与民族自决，但俄国人民内心的帝国情感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当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建立一个新国家时，他们将面对革命与帝国遗产的矛盾。

在政治上，俄国人对政治强人的崇拜，并没有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所减弱，而是继续牢固地存在于俄国人的心灵深处。俄国人将专制主义、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这些对立的价值集于一身。政治宽容与理性一直未能在俄国社会中扎下跟，绝大多数民众习惯于被动地听从政府的命令，“除了无政府主义，农民宁可选择专制主义而不是别的政府形式”^[4]。虽然俄国较早引进了西欧的司法体系，整个社会藐视法规以及社会对违反法规行为的宽容并没有改善。

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如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一样，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坚定不移并充满了信心。当他们满怀自信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时，遭遇的却是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中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另一种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他们希望创造新的历史，但他们却无法超越作为边缘帝国的俄国留给他们的遗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布尔什维克党希望创造社会主义新社会，但他们无法脱离俄国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也是基于对俄国条件的认识形成的。

[1]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Ю,　Периферийная　империя:　циклы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09.c383.
[2] Stephen　P,　‘Simple　folk,　savage　custom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Summer　92,　Vol.25.
[3]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4] Gordon　Smith,　Soviet　Politics:　Struggling　with　Change,Macmillan　1992,　c1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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