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19世纪下半叶启动的巴西现代化进程一直呈现直线上升态势，发展轨迹基本顺利，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渐显弊端、后劲乏力，加上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断了这一上升态势，巴西现代化进程出现间歇状态，进入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巴西因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致使80年代成为“失去的十年”，深刻的经济危机迫使巴西人对发展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与转换，工业化在改革与调整中缓慢推进。

(一) 八十年代“失去的十年”

80年代以前，巴西在军政权“高投资、高增长”战略指导下，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1982年底，巴西继墨西哥之后陷入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高通胀率、外资流入下降、各种稳定计划失败”^[1]是整个80年代的基本特征。首先，经济高速增长势头突然停止，出现80年代“失去的十年”。1981、1982、1983年巴西GDP增长率分别仅为1.9%、1.2%和3.3%。整个80年代GDP增长累计只有17%。1981—1990年10年间，人均GDP竟有5年负增长。国民经济从令人眩目的高速增长跌落到令人瞠目的低谷，这不仅在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极为少见。尤其工业增长势头在1981年后中断，1982、1983、1988、1990、1992和1993年5年负增长^[2]，工业增长速度放慢，意味着工业化步伐急剧减慢，意味着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推动作用减弱。其次，伴随经济危机爆发与恶化，政府财政赤字日益严峻，整个80年代，联邦政府财政连年赤字，“被迫大量举借外债”成为巴西填补公共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之一，反过来进一步加深债务危机。其三，由于经济危机使巴西通过国际渠道融资变得困难，加上国内储蓄率低下，造成严重的资金短缺和投资环境恶化，进而导致投资率急剧下降。巴西投资率从70年代年均占GDP的26.6%降到80年代年均17.6%。尤其政府对石油、能源、矿产、钢铁、通讯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投资率从1975年的6.55%降到1988年的2%，整个80年代对铁路的投资率仅为70年代的1/3。其四，伴随经济危机不断恶化，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宏观经济环境恶化。从1982年起，全国消费品价格指数一下子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进而到1989年跳到四位数，因此，整个80年代通胀问题成为一直困扰巴西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其五，由于70年代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资垒筑起来的，加上80年代国际银行利率大幅提高，大大加深巴西外债负担。1979—1981年巴西新借入的中长期贷款380亿美元，同期还本付息竟达390亿美元，可见偿付外债已大大超出对外支付的承受能力，巴西终于在1982年下半年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为了偿还外债，巴西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外债负担像滚雪球似地不断滚大，1983年外债总额已达910亿美元，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负债国。^[3]1980—1990年巴西偿债率年均43.3%，远高出国际公认的偿债率警戒线20%;同期负债率年均360.4%，远超出国际公认的100%。总体说来，80年代经济危机造成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极大地削弱了巴西经济实力，巴西国力排名从世界第八位降到第九位^[4];同时，经济危机还引起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调整，贫富悬殊拉大，社会贫困化现象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加，社会领域基本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退步。不过，与经济衰退与社会退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在政治层面上出现军事独裁统治的松动，1979年军政权取消对新闻、书籍、电影、戏剧和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制度，允许结社、成立政党的自由，1982年举行州长、市长和联邦议会、州、市议会的直接选举，1985年举行大选，出现何塞·萨尔内(José Sarney)文人政府，标志着巴西历史上长达21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终告结束，民主制重新确立。

(二) 综合平衡发展战略

“失去的十年”促使巴西人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意识到这一模式已走到尽头，不得不转换发展思路，遂采取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结合起来的综合平衡战略。

所谓“综合平衡发展战略”，指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巴西在争取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三个层面的综合调整，成功地摆脱多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发展。它是巴西采取的第四个经济发展战略，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为基础深化而来的一个战略，实际是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综合起来运作的一种战略。这一战略于80年代初开始提出，80年代渐渐成形，90年代后不断丰富与发展，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具体说来，这一战略主要内容包括：(1) 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2) 放开价格和减少国家补贴，强化市场机制;(3) 逐渐放宽对外汇、进口和外资的限制，鼓励出口，增强国民经济外向发展;(4) 精减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5) 加强区域合作，促进拉美尤其是南锥体经济一体化。可见，这是将宏观经济治理、经济结构和经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进行的综合性调整和改革。故笔者将这一时期战略冠以“综合平衡发展战略”。

综合平衡发展战略正如以前的三种发展战略一样，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巴西政府根据80年代以后新的国际形势，并结合国内客观现实提出来的一种发展思路。这一战略应该说是在国际和国内多种因素综合运作下形成的。其一，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大危机，导致“失去的十年”的残酷现实，迫使巴西探求摆脱困境的新途径。80年代初期，巴西开始陷入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不仅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外债负担达到空前的繁重，而且通货膨胀达到三位或四位数，且居高不下、恶性循环。整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毫不夸张，甚至90年代头3年还出现经济滞胀的局面。如何摆脱困境、复兴经济，是整个80年代巴西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不得不思考的难题。其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失灵迫使巴西决策者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战略。3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历史证明，无论内向型还是外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都不尽人意，既有成功，也有败笔。虽说外向型进口替代战略是对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的修正和扬弃，但实施的结果表明，许多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增添了新的难题。军政府片面地追求的“高投入、高增长、高产出”，导致“高债务、高通胀、高失业”，宏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内外债务负担繁重，工农比例严重失调，对外依附更趋严重等。这表明，进口替代战略的效能减弱，单纯依靠进口替代战略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必须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和转换。其三，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综合平衡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发展思路。产生于40年代末的拉美结构主义，是战后拉美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现代化思潮，但却因80年代初的拉美经济危机而备受挫折，跌入困境。这一思潮面对拉美严峻的现实和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不得不对自身的某些主张和观点进行修正和调整。例如，新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过分强调面向国内市场，对开拓国际市场持悲观主义;轻视市场调节，夸大国家干预作用;偏重工业化，但对及时调整宏观经济失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基于对结构主义的批评，新结构主义提出了新的建议和主张。它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阶段性战略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十分必要，但在拉美持续时间过长，因而拉美应尽快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它还认为，拉美国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应考虑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强化国民经济外向性与国际竞争的参与性;认为不仅国家干预存在缺陷，市场调节也存在缺陷，但市场与国家的不同作用不可能相互取代。与此同时，由F.A.哈耶克和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早在70年代初就已进入拉美大陆，最初由智利皮诺切特军政权积极推崇，视作进行新发展的指导思想。进入80年代，由于这一思潮为拉美摆脱经济危机困境提供了政策性建议，因而迅速在拉美推广开来。新自由主义认为，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拉美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实行了缺乏潜能的内向型发展模式，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夸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过于弱化市场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建议拉美国家面向国际市场，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减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直接干预，尤其减少对价格、利率、信贷和劳动力市场的干预;通过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政府应尽力消除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都主张面向国外市场，加强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都认为国家应在新发展时期调整其职能和作用，都建议要注重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因此，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就构成巴西综合平衡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其四，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是促使巴西转换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销者。1985年美国向拉美抛出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贝克计划”，建议拉美要解决债务危机，必须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等。^[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促进巴西转换发展战略也起了一定作用。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巴西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誉大为受损，愿意投资巴西的外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因此，巴西只得求助于美国政府及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希望获得更多贷款以解燃眉之急。由于急需获得外部资金，巴西不得不接受这些贷款所附加的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条件，因而促使巴西进行战略大转换和改革。

总体说来，综合平衡战略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对外扩大开放度，鼓励进出口，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二是对内深化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控制通货膨胀和确定重点优先发展。具体说来，包括下列五大举措。

第一，鼓励进出口，扩大开放度。巴西政府鼓励贸易自由化，大幅降低关税，最高关税率从80年代初的105%逐步下调到1993年的35%;平均关税率从32%降至21%，极大地扩大对外开放度;还逐渐减少非关税壁垒，取消进口配额制和部分进口许可证，尤其放宽对技术引进限制，给予企业以技术引进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还通过放松出口管制，降低出口税和对出口企业提供优惠等办法来鼓励出口、扩大出口。通过制定“工业产品质量计划”和“农业产品质量计划”，提高巴西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少技术引起的限制，刺激产业技术更新换代。结果巴西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的扩大，巴西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重新密切起来。

第二，倡导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进入90年代，巴西将加强地区一体化作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举措。在巴西倡导下，1995年1月1日，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四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正式启动，这样80%的商品可在成员国内部自由流通。1999年2月14日巴西和阿根廷签订协定，决定进一步加强南共市内部的合作。“南共市”的建立与运行，有力地推动了南锥体国家的经济联系，增强了巴西在南美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第三，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巴西综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80—90年代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指政府将国有企业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出售或转让给私人部门。早在70年代末巴西就开始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由于80年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私有化进展缓慢，收效甚微。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国有经济的诸多弱点日渐显露出来：企业效率低下、活力不足、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因此，从90年代开始，巴西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尤其是1990年科洛尔(Fernando Collor de Mello)政府上台后，制定“第8.031号法”，不仅规定了私有化的程序，还成立了负责私有化的专门机构——私有化委员会。在私有化委员会的领导下，巴西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私有化范围逐渐从制造业扩展到交通运输、通讯和能源;私有化的规模也不断升级，从一般的国有企业到攸关国计民生、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基本上均实现了私有化，甚至包括原先“不可触动的”的钢铁、石化、能源、通信、航空、电力、交通等领域。如巴西三大钢铁公司之一的米纳斯吉纳斯钢铁公司于1991年12月实行私有化，南方石化公司也于1992年5月实现私有化。此外，外资在私有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加强。科洛尔政府曾规定外资在私有企业中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40%，12年后方可抽回资本，2年后才能出售股份或汇出利润。后来又作修改，将抽回资本年限缩短为6年，取消2年后出售股份和汇出利润的规定。到1993年佛朗哥政府规定外资可拥有私有企业100%的股权，但事先须经国会批准。卡多佐政府加快国企私有化进程，1991—1998年巴西通过私有化筹集了846亿美元。仅1998年，巴西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仅头10个月，政府就通过私有化得到303亿美元;1999年金融动荡发生后，政府加速私有化进程。国有企业私有化筹集的资金无疑对缓解巴西金融动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总体说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和干预，促进了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化市场机制。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西政府一方面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减少国家的定价范围，逐步取消价格控制和价格补贴，尽可能使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1999年1月中旬，面对外汇储备日趋减少和巴币雷亚尔持续贬值，巴西政府宣布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另一方面，尽量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加快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巴西开设的里约热内卢股票交易所和圣保罗股票交易所每天交易量和资本化价值不断增长，进入拉美最有影响的资本市场之列。

第五，控制通货膨胀，注重发展优先部门。治理通货膨胀几乎成为80年代后巴西历届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共计出台8个反通货膨胀计划。这些计划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应急性”，从执行的情况看，只有举世闻名的“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一举解决了困扰巴西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雷亚尔计划包括平衡财政收支，实施“实际价值单位”和更换货币三个阶段，主要内容包括：控制公共开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提高利率和降低进口税控制需求和价格，继续实行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企业现代化等。由于该计划准备充分、目标明确、配套措施较为适当且执行严格，很快初见成效。通胀率从1993年的2708.55%，下降为1994年909.70%、1995年的14.78%、1996年的9.34%、1997年的7.48%。GDP和工业出现增长势头，财政预算出现盈余，宏观经济出现稳定景象。由于雷亚尔计划获得成功，其设计者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声誉鹊起，于1994年10月当选总统并实现连任。同时，从80年代初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将农业、能源和生产资料工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部门，使失调的比例关系趋于平衡，争取实现国际收支根本好转。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西政府就开始加强对资本货和中间产品部门的投资，确定生产资料部门发展的重点为基础材料工业(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和机械制造业，同时加强对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的投资，如飞机制造业、核能工业和航天工业等。这些举措使巴西国民经济失调现象有所缓解，得到稳步发展。

(三) 巴西建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总体说来，综合平衡战略是巴西政府鉴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失灵、针对本国的薄弱环节提出来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cio Lula da Silva)政府所进行的各种调整改革计划(政治和解合作、宏观经济稳定、社会政策改革等)仍属于这一战略框架之内。从初步成效看，这一战略的最大的功劳就是使巴西完全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从1993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逐渐进入一个稳步增长的新周期，尤其最近几年巴西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它强调贸易自由化，使巴西对外开放度明显提高，贸易结构有所改观，出口产品不再仅限于初级产品，而增添了飞机、车辆和其他制成品以及桔汁、冻鸡、大豆等非传统出口产品。出口结构中工业品已占出口总值的60%以上。由于巴西采取放松进口限制、鼓励出口，明显地扩大巴西经济对外开放度，加强巴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了巴西现代化进程。同时，通过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明显降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管理;私有化还提高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再者，长期以来棘手的通货膨胀得到根本控制，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宏观经济环境有所改善。此外，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成效明显，国民经济不平衡状态有所改善。经过多年努力，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有所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粮食进口减少，基本粮食供给能力增强。出口农牧产品结构多样化，目前，巴西铁矿砂、大豆及其制成品出口值已超过咖啡居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柑桔出口国，成为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之一。石油产量逐年增加，尤其“最近在大西洋海岸发现庞大的石油储备，巴西有望在未来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6]。巴西还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大乙醇燃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目前巴西已建立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的各种生产部门，基本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备，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工业体系。

当然，综合平衡发展战略从实施情况看，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过大，抵御金融风险能力弱。由于国内储蓄率低，巴西债务负担依然沉重，经常账目赤字较大，导致1999、2002年两次发生金融动荡。二是通货膨胀仍然有一定的压力。虽然雷亚尔计划让巴西恶性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通货膨胀问题仍属严重，近年又有所抬头，不容乐观。三是巴西贸易结构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巴西“仍然严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如大豆和铁矿砂，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但仍处于较低水平”^[7]。四是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仍有待深入推进。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社会最不公正的国家之一。正如前面的发展战略未能解决社会贫困化现象一样，综合平衡发展战略也未能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四) 巴西继续深入调整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巴西发生了两次金融动荡，促使巴西进行两次经济调整。第一次是发生在1999年初的金融动荡。当时受东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经济许多不健康因素(如：公共赤字加大、巴币定值过高和外债居高不下等)的影响，外资对巴西经济和金融形势缺乏信心，纷纷从巴西撤资，导致股市大幅下跌，巴币贬值，外汇储备下降，经济发展重新受阻，金融形势严峻。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巴西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如：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变钉住汇率为浮动汇率，解决巴币高估;整顿银行，鼓励金融机构重组;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筹集稳定金融市场所需资金;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减少政府对社会亏损的补贴等。结果到1999年5月巴西已基本控制住金融的进一步动荡，金融与整个经济面开始好转，并逐步恢复正常。第二次金融危机发生于2002年6月。当时，受国际经济衰退特别是美国经济不景气、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1年底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影响，巴西面向阿根廷、美国的出口受到强烈的冲击，美欧游客人数骤降，严重打击巴西运输业和旅游业，尤其国际资本担心具有“左倾”观点的劳工党候选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cio Lula da Silva)在10月大选中当选，纷纷从巴西撤资，导致巴西外汇资金严重短缺，造成巴币雷亚尔与美元汇率大幅度下降，2002年1—10月，雷亚尔与美元汇率跌幅达72%。为了克服金融动荡，卡多佐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3年内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协议，协议要求所有参加总统竞选人在当选后必须承认并履行现政府的协议。由于卢拉承诺与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因而于10月27日第二轮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2003—2006年巴西总统。

卢拉上台后，在延续卡多佐政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进行政策调整，制定“促进经济增长计划”，致力于“高增长、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目标，强调社会领域的发展、就业、抑制通胀，特别推出“零饥饿计划”(Fome Zero)和家庭补贴计划(Bolsa Família)等;对外，在保持与国际金融机构良好互动的同时，加强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正是由于卢拉采取了传统的经济政策、积极的社会政策，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与社会成效，因而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于2006年10月再次以60.8%的高得票率当选巴西总统。近几年，巴西不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升，成为拉美“头号经济强国”，跻身于“金砖四国”之列，还被纳入“8+5机制”、“20国金融峰会”，还是拥有世贸多哈谈判核心成员国地位的国家。

应该说，80年代危机之后的巴西现代化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整个80年代巴西现代化进程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而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后则进入一个调整与改革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里，经济危机引起经济调整，社会倒退导致社会改革，政治松动引起民主化步伐加快。这些变量推动着巴西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1] 沃纳·贝尔和约瑟夫·图尔钦主编：《巴西与经济改革的挑战》（Werner Baer and Joseph S.Tulchin，ed., Brazil and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Reform）,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 詹姆斯·W·威尔基主编：《拉丁美洲统计辑要》第32卷（James W·Wilkie,e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加利福尼亚大学拉丁美洲中心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2页。
[3]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41页。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5] 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Revista de la CEPAL），1988年4月号，第46页。
[6] 简氏防务国家风险评估机构：《国别报告——巴西》（Jane's Sentinel Country Risk Assessments, “Country Report-Brazil”），简氏防务国家风险评估机构，2008年5月30日出版，第14页。
[7] 简氏防务国家风险评估机构：《国别报告——巴西》（Jane's Sentinel Country Risk Assessments, “Country Report-Brazil”），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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