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80年代末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与探索，巴西的国家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现代化衡量的软硬标准来看，可以说，巴西基本上完成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从英格尔斯现代化10项硬性标准看，巴西的相关指数均超标或达标。
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标准与巴西的现代化程度
注释：表中括号内均为年份。
资料来源：詹姆斯·威尔基主编《拉美统计缉要》第32卷(James Wilkie， e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Latin America)，加利福尼亚大学拉丁美洲中心出版;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巴西国家概貌》(The Economist Intel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Brazil，2006，2008)，经济学家情报社出版。由上可见，巴西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基本上达到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10项标准，已跃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从软性粗略标准看，从19世纪80年代末启动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巴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外交全方位改革，引起其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增强了整体经济实力(2008年GDP达1.5万亿美元，居拉美首位;GDP增长5.3%)
[1];促进各种政治思潮的活跃及自由与民主意识的深入人心，导致代议制民主的完全确立;导致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教育文化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地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奠定和强化了巴西地区大国地位，跃入新兴国家行列，并向世界性大国迈进。
从性质来看，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现代化模式”。它既不同于英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又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相异，而是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两种模式的不同元素，经过聚合而成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历史长波来看，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属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模式”，与拉美其他国家和东亚国家的那些后发的混合型发展模式大体接近。从横向比较看，与欧美早期内源型现代化模式相比，巴西现代化模式属于后发的外源型;但若与有些拉美其他国家和东亚国家相比，则又属于较早发的外源型，且与他们的混合内涵、方式、程度均有很大的差别。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个由四种层次组成的复合式模式：一是一种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国家强有力干预的混合经济;二是一种以集权与分权此消彼长、独裁与民主交替的混合政治架构;三是一种逐渐由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向两头小、中间渐大的雏棱型社会结构模式过渡的社会构架;四是一种以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等熔炼成的多元文化。
具体说来，巴西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首先，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之物，而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挑战下，巴西人为追求进步而作出的积极的正式回应，属于外激内活的发展模式。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叶，止于19世纪中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气势浩荡的现代化浪潮。由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时，巴西正处于葡萄牙殖民统治之下。作为葡萄牙“王室的种植园”，巴西的矿业、种植园都是应宗主国的需求而生产，殖民地的发展也是视宗主国的需要而定，殖民地的一切都是以宗主国的意志而转移。因此，巴西作为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它既无开始现代化的前提，也无进行现代化的可能，因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次现代化的机遇擦肩而过。1822年，巴西以和平的方式摆脱殖民地统治，赢得政治独立，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巴西帝国。然而，原有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均未受到根本触动，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地主贵族仍然把持着国家权力;大地产制和单一作物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发展;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继续保留着。旧的权力结构阻挠了巴西资产阶级的兴起，大地产制和奴隶制妨碍了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自由劳动力和广大的国内市场的问题并未因独立而得到解决。加上独立后，英国对巴西的贸易垄断使巴西仍处于原料产地和工业销售市场地位，进一步妨碍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切使独立后的巴西仍未能驶上现代化的航道。
19世纪70年代，以发动机和电动机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这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工业由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转向以钢铁、化工和交通运输为主的重工业，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次工业革命为巴西再次提供了进行现代化的良好契机。西方国家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对原料和粮食作物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巴西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的出口，进而有利于巴西资本积累。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加大对巴西的投资，客观上刺激了巴西早期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巴西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运行。19世纪中叶奴隶贸易的中止，有利于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移民的不断流入，使巴西开始拥有工业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由劳动力，并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欧洲移民带来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也促进了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的刺激下，随着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文化精英意识到巴西的落后、贫穷和愚昧，他们决心向先进、富裕、文明的西方学习，走工业化的发展之路，使巴西实现进步和富强。于是他们抓住世界现代化的难得机遇，首先向代表落后的殖民地遗产——奴隶制、君主制开刀，建西式政体，兴西式实业，从而启动了巴西现代化进程，终于将巴西纳入现代化的轨道。这场西化运动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的正式回应。
其次，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以单纯的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化，而是一种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加上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混合型经济现代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看，巴西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私企、外资企业兼而有之，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占重要地位。1980年巴西共有国有企业663家，其中非金融企业555家，金融企业108家。国有企业分属联邦、州、市三级政府管理，其中属联邦管理的有200家，属州管理的有252家，属市管理的有103家。国营企业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技术服务和咨询管理等部分。在1980年对资产在6000万克鲁赛罗(约合100万美元)以上的7535家大企业的调查中，393家国营企业占其纯资产总额的48.2%、销售额的22.8%、纳税前利润额的17.7%、职工人数的17.1%。同时，国家资本在交通运输、通讯、电力、供水、煤气、仓贮、技术管理等部门占绝对优势。这些部门纯资产90%以上属国家所有。国家资本还占采矿、冶金、石油、飞机制造等部门纯资产的50%以上。国有企业的建立使国家控制了巴西的经济命脉，极大地推进了巴西工业化，并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本国私营资本在巴西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80年巴西本国私人资本企业有数十万家，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据估计，中小企业拥有全国工业净产值的60%、劳动力的67%。本国私营企业主要从事农、林、牧业和商业、建筑业等，占这些部门纯资产的80%—90%以上。在制造业中，本国私营企业占纯资产的54.9%。可见巴西私营经济是巴西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外国资本在巴西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巴西中央银行估计，到1981年底，巴西外国直接投资共达192.4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巴西的最大投资国。战后，美国跃居第一，加拿大居第二，英国居第三。60年代后，美国仍居第一，但德国、瑞士、日本投资分别居第二、三、四位。到1981年在巴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从1960年的26个增加到58个。外国企业约4800余家，分属400多个跨国公司集团。外国资本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在许多工业部门占优势地位，如占汽车制造业纯资产的95.8%、烟草工业的95.5%、电子工业的67.8%、制药工业的67.1%、造船业的51.5%、飞机制造业的50.6%。可见外资企业对巴西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不仅弥补巴西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巴西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可见，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都在一定条件下发挥各自的作用。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推动巴西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它们被誉为是拉动巴西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巴西的混合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即巴西经济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供求变化、价格波动和资源自由流动来组织社会性的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独立的企业分别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和财产，一切生产经营决策均由企业自主决定，并由自己负责，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利益和物质刺激。30年代前，巴西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是远离市场的。然而30年代初，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布“市场失灵”。因而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巴西政府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作了部分否定，市场机制受到削弱。二战后，尤其是60—70年代，国家不仅成为经济的指导者、调控者，还成为直接的生产者、参与者。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在一段时间对巴西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到70年代末巴西出现企业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官僚作风严重等问题，而8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一次宣告“计划失灵”，从而迫使巴西意识到过多的计划管理和过多的政府干预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重新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充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能更好地刺激经济增长，还可避免和减少低效与腐败。因此，从8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就进行经济政策、结构和体制的综合调整，通过国营企业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干预;放开价格，减少政府补贴;放宽对外汇、进口和外资的限制，调低关税，大力鼓励出口;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因此，建立既具有完备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又具有适度政府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现代市场经济，成为21世纪巴西人的新选择和新目标。
再次，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一线单向的发展，而是始终贯穿着独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经常受着集权与独裁、分权与分裂的困扰。巴西舆论界普遍认为，巴西自独立之日起，就没有处理好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从共和国建立之时起，就一直面临着共和与专制、议会制与总统制的两难选择。事实上，巴西独立后先后颁布8部宪法这一事实就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1824年宪法》是巴西作为独立主权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巴西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拥有控制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调决权”，各省没有自治权。因而《1824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从殖民地末期出现的集权与分权之争，以集权的占据上风而暂告结束。这部宪法也为巴西帝国时期集权与专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提供了根本的依据和保证。然而，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引起一些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的不满，他们掀起共和主义运动。进入80年代，共和运动和废奴运动结合在一起，严重动摇了君主制的基础。1889年在巴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第一共和国。共和国时期，针对帝国时期中央集权过分强大，颁布了《1891年宪法》。宪法规定，巴西为联邦制共和国，帝国时期21个省改为21个享有自治权的州。显然，松散的联邦制，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而州政府的自治权力明显扩大。这样，《1891年宪法》导致权力分散化，使地方分权在共和国时期居于优势。
1930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瓦加斯政府上台。针对共和国时期地方自治权过大、联邦政府松散的状态，颁布了《1934年宪法》。这部宪法一方面强化国家行政权，使总统权力得到扩大;另一方面削弱各州自主权，遏制共和国时期地方分权趋势。1937年11月，瓦加斯针对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用武力关闭议会，颁布巴西历史上第四部宪法《1937年宪法》。这部宪法使议会立法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大大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而国家大权实由瓦加斯一人掌握，实际上在巴西建立了独裁统治。同时，这部宪法还规定中央政权通过联邦调停者(由总统直接任命)控制各州。因此，1937—1945年间瓦加斯建立的独裁统治，不仅使巴西民主化进程断裂，使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而且还使地方势力受到削弱。这样，独裁与民主之争、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均以后者退让而告一段落。
1946—1964年为巴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了纠正瓦加斯时期行政权过大、立法权过小，中央集权过强、地方权力过弱的政治失衡，巴西政府颁布了《1946年宪法》。这部宪法恢复“三权分立”，规定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总统。该宪法还赋予州极大的权力，州有权拥有自己的宪法、州议会和以直接选举产生的州长为首的州政府，州还有权收税、与外国签订借款协定等。由此可见，《1946年宪法》虽纠正了新国家时期过度的中央集权，却又大大强化了地方分权的趋势。
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针对第二共和国末期因地方分权而引起的社会混乱，先后颁布《1967年宪法》和《1969年宪法》，以扭转第二共和国时期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前一部宪法行使时间不长，很快为后一部宪法所代替。通过《1969年宪法》，巴西再次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实行高压独裁统治，从而使巴西民主化进程再次断裂，使集权与专制再次占据上风。由于长期的独裁与集权统治，引起人民的愤慨和地方的不满，1985年长达21年的军人专制统治终告结束。
从1985年起巴西又重建文人政权，并在浓烈的反独裁与集权的氛围中制定和颁布了《1988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巴西仍实行总统制，总统、州长和市长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它对总统的行政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扩大了议会的权力，恢复议会作为国家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地位。这部宪法还给予州、市两级地方政府相当大的权力，并让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联邦收入的分配。很显然，这使巴西又一次出现权力分散化的趋势。然而，一个松散的、软弱的中央政府势必影响巴西在国内国际事务中的应对能力和竞争力。因此，从1993年巴西对《1988年宪法》进行修订，旨在遏制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使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巴西更好地参与国际社会的竞争。
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集权与分权的矛盾、独裁与民主的矛盾始终伴随着巴西的现代化进程，也构成巴西政治史的主旋律。实行独裁专制统治时，往往是联邦集权占居上风;而实行文人民主统治时，则地方分权趋势明显;中央政府强大时，地方政府就弱小，中央政府软弱时，地方政府又过于强大;中央政府强大时，往往不是独裁就是专制，而地方政府强大时，常常伴随分裂与混乱。这一方面反映巴西现代政治制度的不成熟、民主制度的不完善，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划分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巴西地方势力较其他国家要强大，始终是影响巴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总之，今日巴西政府实行联邦制共和国国体，采取总统制政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巴西未来的政治发展，仍要取决于上述几种矛盾的妥善解决。
其四，随着巴西现代化的发展，其社会结构模式逐渐由二元结构向一个两头小、中间渐大的雏棱型社会架构过渡。
19世纪80年代末以前，即巴西奴隶制尚未废除、现代化尚未启动之前，一般认为，巴西社会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上层阶级由地主贵族、商人、自由职业者、官僚等组成，下层阶级就是广大黑人奴隶。这两个阶级之间决无相互转变的可能。19世纪中叶后，随着咖啡繁荣拉动的巴西经济发展，随着移民的不断流入，巴西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于是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逐渐凸现一个中间阶层，包括小农、小商人、手工业者、教师和自由职业者等等。到19世纪末中间阶层人数已占巴西总人口的10%。
[2]19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废除和君主制的被推翻，共和国时期的巴西社会关系发生激剧变化，社会成分发生重大调整，社会结构由简单渐趋复杂，形成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大权;处于中间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中间阶层，包括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艺人、律师、教师、以及中下级官吏和中下级军官。他们构成统治集团的统治基础。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是由奴隶身份转变而来的农民和工人。到了共和国晚期，随着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早期工业化的推进，巴西社会肌体内部滋生出新的社会力量：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到1930年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自由派开始联合起来，汇成一股变革现实的、推翻地主寡头统治的洪流。1930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瓦加斯政府上台，标志着巴西社会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随着瓦加斯政府颁布一系列劳工法律和法令，巴西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工人阶级力量明显壮大，工人参政、议政机会增多，政治经济地位明显提高。因而传统的社会下层一分为二：农民和农业工人构成一个阶层，而服务业和工厂的工人构成另一个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巴西中间阶层中演化出一个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是由领取薪金的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白领工人所组成。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生产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社会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于是，大批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运而生;二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为生产、社会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也很快发展起来，从事服务业的人数也随之增多;三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机构也相应增多和扩大，三级政府(联邦、州和市)雇员人数增加，从而增强中产阶级力量;四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购买力的增长，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增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中产阶级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推进而发展起来。
30—60年代期间，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巴西社会成分也迅速分化和重组。社会架构开始由上小、下大、中间一般的金字塔式渐渐演化成上小、中间渐大、下部渐小的初雏棱型。处于棱型上部的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大种植园主和大资产阶级。处于棱型下部的是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位于棱型中部的上层是中产阶级，下层是城市工人。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构成这一时期瓦加斯政府的统治基础。当然，此时巴西社会的棱型架构还是刚刚显现，还是不规则的，中部只是正在慢慢增长，而下部依然相当大，不像英美社会结构呈均匀规则的棱型状。
60—80年代中期为军政权时期。随着工业化进一步推进，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巴西社会关系又有新的变化，棱型社会结构较为凸现。占据棱型上部的是军人集团、技术官僚、工商业资产阶级，位于棱型中部的是随着工业化迅猛推进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构成军政权的统治基础。处于棱型下部是工人和农民。1985年巴西军人还政于民，巴西恢复民主制。80年代经济危机使巴西经济进入调整和改革时期，巴西社会关系也随之调整，棱型社会架构渐渐定型。工商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大种植园主联合执掌政权，他们构成上层阶级;位于棱型中部上层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中产阶级，下层是城市工人阶级。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仍是农民和农业工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认为，社会中的社会差别的类型和数量取决于社会进化和发展水平，发展水平越高，能够区分的单位的数量就越大。社会分层的过程也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构成模式和功能整合的程度，程度越低，用来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数量就越多。
[3]的确，划分巴西社会阶层的标准也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整合程度不断变化而增多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主要采用种族和肤色标准来划分阶层，即肤色越黑，阶级越低;肤色越白，阶级越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巴西开始迈入现代社会，社会分层日趋复杂，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也随之增多。肤色仍是巴西人划分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准之一。大体上说，上层社会主要是由白人组成，大多数黑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而混血种人则大体上处于中间阶层。不过，巴西社会种族歧视和偏见远没有美国那样严重，种族之间的通婚司空见惯，人种混杂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应急出口”。
[4]除了肤色外，还有经济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家庭出身和个人魅力都是决定一个人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标准。
[5]最后，巴西现代化发展模式，并非是一个始终完全封闭的、内向的体系，而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地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且严重依附这一市场的漫长过程。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外向性和依附性，是由于历史的遗产和“后发展效应”所决定的。从19世纪80年代末巴西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后，外向性和依附性可以说几乎一直伴随着巴西现代化的发展。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向性和依附性，主要表现在市场、资本和技术上。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要素。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巴西作为一个大国，具备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国内市场容量大，可开拓的潜力很大。但是，一个国家再大，其国内市场也是有限的。更何况，巴西因历史使然的畸形经济结构，使其不得不一直十分注重和依赖外部市场。19世纪末巴西启动现代化进程之时，面对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单一作物制经济结构，为了使巴西快速进步和富强，巴西不得不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继续执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咖啡为主的出口农业，结果是对英、美等国西方市场的严重依赖。30年代一场大经济危机使巴西人从切肤之痛之中深深意识到对外部市场依赖的恶果。从30年代巴西开始注重开拓国内市场，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以满足本国人民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当时巴西的必然选择，也属明智之举。即使如此，巴西仍强调向外出口初级农产品来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但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往往会导致国内市场的渐渐饱和，开拓国外市场的积极性不高，致使本国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减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不前。60年代中期巴西又开始注重利用外部市场，提出“出口即出路”的口号，推行外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80年代经济危机是巴西过度依赖外部资本市场的又一个深刻教训。这场危机促使巴西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战略综合起来，既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又注重开拓国际市场，随之巴西经济发展的外向趋势又渐渐凸现。2007年巴西对外贸易额达到2800亿美元，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巴西对美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其总进出口额的15.8%和15.7%。第二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对阿进出口额分别占其总进出口额的8.6%和9.0%。第三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对华进出口额分别占其总进出口额的10.5%和6.7%。
[6]另外，德国、日本也是巴西重要的外部市场。如何在建立一个庞大有序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开拓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而又不依赖这个市场，则是巴西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想处理好而未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不言而喻，实现经济现代化尤其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资本积累。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内部积累，二是利用外资。巴西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资金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国家控制的银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70%的投资。1982—1988年，巴西公共债务从870亿美元增至1750亿美元。出口农业是巴西经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巴西的税收额在198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除了依靠国内积累外，巴西还大量举借外债来实现其发展目标。巴西人深信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句名言：“国债如不过分，就是国家的幸福。”并对自己管理外国资金来往的能力向来非常自信，因而，从60年代中期起，巴西又采取金融国际化的方针，趁当时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充盈、利息低的时期，大举借贷，大搞基本建设，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但由于经验不足，又缺乏限制，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私人企业纷纷举借外债，结果举债失控，造成外债猛增。巴西外债从1970年60亿美元急剧增至1980年的710.12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为574.66亿美元，短期债务135.46亿美元，外债总额占GNP的31.3%。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反映了巴西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1990—1994年巴西外债从1224.65亿美元增至1511.04亿美元
[7]，可见，巴西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严重依赖，已产生严重恶果，外债问题酿成80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使80年代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后，巴西公共债务依然繁重。不过，进入21世纪后，尤其最近5年巴西经济进入一个稳步增长周期，因此债务负担明显减轻。外债负担从2007年的2294亿美元减至2008年的2263亿美元，预计2009年还将减至2163亿美元。
[8]当然，巴西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较大。
此外，巴西对外部技术与设备的依赖也非常严重。巴西通过获得许可证、技术合作、合资生产与经营方式引进技术，还通过让外国公司直接设厂和子公司的方式获取外国技术。巴西汽车业起初完全是靠外部资金和技术发展起来的。飞机制造业、军事工业的许多技术都是靠引进。虽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巴西减少对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但却明显增加对技术、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巴西注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大量资本和许多高、新、尖技术都是靠引进得来的。巴西科技发展的外向性和依附性明显。
毋庸置疑，对于巴西这样的大国而言，要在短期内快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立足国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以国内积累为主，以利用外资为辅，既要引进技术，又要注重技术创新，只有这样才可能均衡地、稳妥地推进现代化。巴西历史上多次危机深刻地昭示，要实现赶超型现代化，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资金和技术是不够的，必须利用外部的市场、外部的资源，但又决不能严重依附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既要注重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还要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既要以国内的积蓄为主，还要充分利用外部资金;既要大量引进技术，又要努力大胆创新，从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互相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产生一种真正的合力，推动巴西现代化系统工程的不断深化，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1]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国别月度报告——巴西》（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Brazil）,2008年11月号，第16页。
[2] ［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3] 波特·N.拉基：《对托尔科特·帕森斯理论的评介》（Pot N.Lackey,Invitation to Tolcott Parson's Theory）,休斯顿，坎普—高恩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4] ［美］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彼得·H.史密斯：《现代拉丁美洲》，江时学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5] ［美］斯·罗博克：《巴西经济发展研究》，唐振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6]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国家概貌——巴西》（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Brazil），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出版，2008年版，第30页。
[7] 世界银行：《世界债务报告》，1980年，1990年，1994年。
[8]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国别月度报告——巴西》（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Brazil）,2008年11月号，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