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澳大利亚因种族主义而备受国际社会的指责，但它不为所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澳大利亚人的种族主义意识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性影响，“白澳政策”因此而遭遇到置疑。法西斯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人，他们看到不仅是德国纳粹分子不分肤色，把包括一向因是白种人而自命不凡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在内的各种族一概斥为“劣等民族”，而且一直受“白澳”意识鄙视及“白澳政策”排斥的日本人也把澳大利亚人当做下等种族，频频对澳发出战争威胁。法西斯屠刀不分种族的事实不能不使澳大利亚人对种族歧视加以反思。再有，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大敌当前，人们不分种族肤色和天南地北，为了安全与和平而团结一致，携手并肩，共同抗敌。在大战期间，无论是在国际政坛上，还是在前线战壕里，澳大利亚人同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各国人民协同作战。相对于广泛的共同利益，狭隘的种族偏见黯淡失色，孤傲的“白澳意识”相形见绌，“白澳政策”的不合理性也逐步显现。澳大利亚人逐步意识到“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常识上来看，它都是对被这个政策排斥在外的人们权利的公然侵犯”^[1]。也从这时开始，英国势力逐渐退出太平洋地区的事实促使澳大利亚人考虑自己的处境。澳大利亚人逐步反思他们与亚太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我们恐怕要问自己一个过去从未问过的问题，那就是亚洲会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呢?……(澳大利亚)同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历史的或根本性的利益冲突。”^[2]
当然，大战中的经历还不足以改变澳大利亚种族主义传统与现实。虽然有色人种在战争中的不凡表现使澳大利亚人对他们刮目相看，但是，澳大利亚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气息依旧浓烈。然而，作为种族主义产物的“白澳”意识与“白澳政策”同战后现实社会的不相适却逐渐显露出来了，因此，它们自然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联邦政府新移民政策的确定与实施成为了改变“白澳”意识与动摇“白澳政策”的开端。^[3]
战时工业化的发展与转型决定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趋势，社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有必要通过增加人口来改变地广人稀的现状。此外，防务上的独立和自卫也使人们把增加人口同国防安全联系在一起。而当时澳大利亚仅有700多万人。在此问题上，人们已形成一个共识：仅依靠澳大利亚自身1%左右的出生率无法满足澳洲对人口的需求。^[4]
战后的第一位联邦总理B.奇夫利上任后，旋即增设联邦移民局，由提出“增加人口，否则灭亡”口号的原新闻部部长A.卡尔韦尔出任该部部长。卡尔韦尔在大力鼓励提高出生率，倡议“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使母亲荣耀”的同时，提出了“移民就是繁荣”的理念。在联邦议会里，他以明确的言论阐释了战后移民的意图和方案：“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正当地位，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安全有保障，就必须用自然增殖和计划移民的方法使我们的人口大量增加。……我们孤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5]自此，新移民政策全面付诸实施。^[6]
然而，种族主义意识根深蒂固的澳大利亚人并未从那厚重的英吉利民族心理中解脱出来，1946年11月，卡尔韦尔强调：“我希望每来一个外国移民(指非英籍移民)，就有10个英国人到达。”1948年在墨尔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首先欢迎英国人，次为德国人，近一半人讨厌意大利人，一半以上的人反对犹太人和黑人，24%的人主张排斥中国人。澳大利亚归国士兵同盟的L.休伊什危言耸听地说道：“距澳大利亚4000英里之内的15亿亚洲人是一大威胁。”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声称：“两个姓王的抵不过一个白种人。”^[7]
可见，新移民政策仍洋溢着种族主义的气息。它侧重于英国移民，为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而对非英籍移民的接纳则是作为因英籍移民不足而作的补充，持施舍态度的“澳大利亚人偏爱北欧移民，对南欧移民是勉强接受，而亚洲人则被视做一种禁忌”。当时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看法是：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基于英国文化之上的文化单一社会，这种单一性不会因大规模的欧洲移民所破坏，但却不能幸免于有色人种移民的到来。
当新移民政策开始执行，各项移民协定付诸执行后，却出现了与澳大利亚人的愿望相悖的情况。尽管澳方处处为英国移民提供资助和优待，但忙于战后重建的英国因劳动力不足而对向澳移民一事反应冷漠。随着战后英国社会经济的复苏，英国人对移民澳洲的兴趣更是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英籍移民回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在60年代尤为明显。1967年，一位在澳生活了17年的英裔中学教师在返回英国时说道：“我最期盼的就是一种回归祖国的感觉。……在澳大利亚，我在心理上只是半个外国人。”^[8]
反之，不少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国家)则因局势动荡导致人口外流。因此，进入澳洲的英国移民的增长速度与人员数量逐渐低于进入澳洲的非英籍欧洲移民，反差与日俱增。同时，由于社会对移民的需求量不断扩大，使得澳大利亚对过去一向禁止入境的有色人种移民的限制也不得不有所放松。从1947年7月1日到1969年6月30日，澳大利亚总共接受了208.06万移民，其中英国移民78.8万，英联邦国家移民8.29万，北欧移民24.8万，东欧移民30.7万，南欧移民51.92万，美国和黎巴嫩等国移民7万。^[9]如果将非英籍欧洲移民得以越来越多地进入澳大利亚视做是澳大利亚政府移民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有色人种移民的被允许进入则是这一政策的巨大转变。对移民需求的迫切和移民来源的变化等客观现实逐步改变了澳大利亚人的初衷，新移民政策中的种族主义气息渐渐自然趋于消散，以往的相关禁忌逐渐被回避、突破或搁置，“白澳政策”的社会基础出现了裂痕，澳大利亚文化单一性的变化初见端倪。^[10]
刚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和社会是以施舍态度勉强接受非英籍欧洲移民，而坚决排斥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人偏爱北欧移民，南欧移民能勉强接受，而把亚洲人视作一种禁忌”^[11]。而后来，这种态度逐步产生变化，卡尔韦尔在行将就木时写道：“一个同族和多种民族相结合的澳大利亚是不可能的。澳大利亚必须两者居其一，而不可能两者兼备。”^[12]在1950年1月英联邦国家外长会议(即科伦坡会议)后，在对待有色人种移民及其国籍问题上，澳大利亚一再放宽入境与入籍的条件，屡屡修正原有的相关制度与规定。据澳大利亚移民部统计，1958年有175名亚洲人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其中有129名中国人和39名日本人;从1956—1962年，有2907名有色人种获得澳大利亚国籍;到1969年，该数字达到1.1万。^[13]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具有排华传统的民族国家，而现在，中国人又重新出现在了移民的队伍中，这无疑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已今非昔比。
60年代后，由于欧洲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前往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逐渐减少，甚至出现了回流，而来自亚洲的移民则有增无减。以北欧移民与亚洲移民占移民总数比例的比较为例，1947—1951年分别为7.5%与1.6%;1951—1961年为26.3%与2.3%;1961—1966年为0.8%与5.2%;1966—1971年为4.9%与11.2%;1971—1974年为0.5%与22.7%。^[14]1976—1980年，来澳移民的1/3是亚洲人，“80年代早期，来自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构成移民总数的40%，并且这一比例在人道的家庭团聚计划实施后还会进一步提高。”^[15]在亚洲移民中，香港富商在澳大利亚备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民的数量增长迅速。按照澳大利亚统计局1986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统计的数字，能够证明自己是华裔的人口为172483人;而据悉尼华侨文教服务中心1996年初的资料显示，华侨和华裔人口达到了35万多。如果按照澳大利亚移民局1992年公布的24万人的数字来计算中国移民增长水准，1994年中国移民数达40万，加上近年准许定居澳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其亲属，估计1995年底在澳华人人数达45万人。^[16]
战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使澳大利亚人口得以增长。1949—1950年度的移民和自然增值的人口加在一起，使澳大利亚的年人口增长率大于3%。1969年，澳大利亚人口已达1250万，1988年增至1619万。人口增加的最直接效果是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它使澳大利亚劳动力匮乏的现象大为好转，为战后澳洲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47—1966年，澳大利亚劳动力总数由2479269人增加到3421808人，其中51%来自海外。^[17]再有，它使澳大利亚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在入境的移民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训练。从1960—1970年，在进入工厂企业的646550位移民中，有64971人是工程技术人员，188752人是熟练工人，230986人是半熟练工人，仅有161841人是非熟练工人。在移民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呈稳步上升势态，1960—1961年度约为4000人，1969—1970年度则达到1万人。^[18]
凡此种种，因社会的需要和移民的作为，“老澳大利亚人”对“新澳大利亚人”的怀疑和排斥逐渐转变为信任和友好。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公司布罗肯希尔产业有限公司的贸易研究部经理N.威尔斯指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1948年以后大量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在钢铁企业中数量充足的劳动力大军是不可能得以形成的。”^[19]
新移民(尤其是非英籍欧洲移民)在不长的时期里就逐渐融合于澳大利亚社会。在各种交往中，他们同战前就已生活在这里的澳大利亚人交上了朋友，其中不少人还因婚姻而成为亲戚，澳大利亚社会的利益趋同性越来越明显。许多移民通过努力奋斗，在澳洲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澳大利亚哲学家Z.科维西的学术生涯是从他移居澳洲后，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当园丁开始的。而进入政界和商海的非英籍移民更是大有人在。在社会上，典型的澳大利亚人的社会方式成为众多移民效仿和追求的样板，即：“在一个家庭里，男人是家长，一个妻子，三个孩子，银行里有一张抵押契据，车库里有一辆霍尔顿牌汽车，冰箱里有福司特啤酒……抽支考林伍德或者乔治牌香烟提神。”^[20]这些移民带来了多种性质和形式的文化，从烹饪、服饰到文学、艺术，从生活习惯到伦理道德，令因有英国血统而自傲的老澳大利亚人惊叹和乐于接受，称赞亚洲移民“具有澳洲人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并以唐人街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组成部分之一而引以为自豪。^[21]澳大利亚社会上出现的包容、兼容与趋同现象是导致战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开始产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以及人们之间的交融，澳大利亚社会面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同英国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时至50年代末，澳大利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绝非英国化的白人国家，人们的习惯与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变化：在称呼上，褒义的“新澳大利亚人”称呼取代了贬义的“南欧佬”、“波兰佬”;在交往中，英语的流利程度通常是能否较快适应澳大利亚社会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以种族来论定是否被接纳，澳大利亚人与初来者之间对话的开场白往往是一字一顿地礼貌询问“Do you speak English”?而逐渐不再是操着有着浓浓的伦敦东区口音的澳大利亚英语高傲发问“你从哪来”?从平等对待非欧洲移民开始，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种族主义渐趋消退，澳大利亚愈加对世界开放。
如果将非英籍欧洲移民在澳的发展与融合比作是在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堡垒——“白澳”意识——的基础部位打开一个缺口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有色人种移民的到来则使这座堡垒摇摇欲坠。以种族隔离为内容和特色的“白澳政策”由此开始解体，因为它妨碍了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使澳大利亚似乎变成了又一个落后于时代的白人俱乐部”^[22]，有悖于澳大利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不仅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而且同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趋频繁。作为亚太地区的一部分，独立发展的澳大利亚不得不正视与近邻们的关系——亚太的有色人种国家，因此，为了加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旨在密切与亚太国家关系的策略逐步成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点。正如一位名叫R.瑞安的众议院议员所言：“它的(对外)政策第一个要点必须是非常聪明地选择朋友，选定后就要赢得他们的善意与友好。”^[23]而“白澳”意识则妨碍了澳大利亚人“非常聪明地选择朋友”和“赢得他们的善意与友好”，“白澳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和抨击。一份1950年6月的政府备忘录强调废除对澳大利亚非欧居民的歧视和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排斥将“有助于澳大利亚与东部国家(指亚太有色人种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在次年4月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再次提出废除对非欧居民及移民的限制不会有损于澳大利亚社会。^[24]
在澳大利亚社会上，一些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与立场，也明确提出了修改“白澳政策”的要求。特别是在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中，“白澳政策”大受斥责和唾弃。在墨尔本大学，青年学者们成立了“移民问题改革团”，批驳“白澳政策”，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实行民族平等原则。有趣的是，它的领导人竟是当年“白澳政策”的始作俑者迪金的外孙K.瑞威特。在50年代，该组织就是否同意“允许根据‘白澳政策’绝对禁止向澳大利亚移民的国家每年各向澳大利亚移民50人”设问，在社会上进行了问卷式的民意测验，持续数年之久。其结果为：1954年时，61%表示同意，31%表示不同意，8%不表态;之后的比例则逐年逆转，1959年为34%同意，55%不同意，11%不表态。这表明种族主义思潮正处退潮之势，“白澳政策”正逐渐失去社会基础，趋于缓慢坍塌的状态。^[25]
这种社会意识的渐变不但在澳大利亚社会上引起了对“白澳政策”的攻击与否定，而且使澳大利亚国家政策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善待有色人种移民使新移民政策的内容与特征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在对待有色人种移民及其国籍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以一再放宽条件的方式，修正原有的相关制度和规定。60年代后，澳大利亚政府不断取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限制，愈加放宽针对他们的入境条件。相比较于100多年前华工的遭遇，澳洲社会对中国移民的评价也趋于客观和中肯：“我们不否认中国留学生当中有少数人(可能仅占4万中国留学生中的0.1%)参与了澳洲犯罪活动”，实际上，“4万多中国留学生一直在用自己的汗和泪书写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的历史。他们当中多数人在勤奋创业。他们当中有一些杰出人士为澳洲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26]。
友善和信任的态度已经蔚然成风，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潮趋于被各种族平等、友好与互助的意识所取代。一位来自印度的记者说道，刚到澳洲时，他的女儿遭到白人孩子的嘲弄，说她看上去需要洗个澡，但他的结论是：“一旦澳大利亚人逐渐了解了你，喜欢了你，他们就会完全接受你。”《新闻公报》曾是鼓吹“白澳政策”的急先锋。而在50、60年代，随着原本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逐步消退，它成为了反对种族主义和“白澳政策”的鼓动者，1960年，那句长期置于刊头的箴言“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白人的”被删去。^[27]它的诸多反对种族主义言论在社会生产了不小的影响，如：“澳大利亚所以没有沦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劣等弃儿，是由于移民们持续不断带来的富有生气的缘故”;“如果说，把土耳其人引进澳大利亚干某些重活这句话有道理，那么设法让一些日本人技术专家入境，帮我们动脑筋想些事情叫土耳其人去干，又有什么不对呢”^[28]?等等。当有色人种移民或土著人代表澳大利亚在国际体坛上取得优秀成绩时，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同样兴高采烈，称他们的拼搏是“民族美德的典范”。美国黑人舞蹈编剧伯·拜尔斯1959年来澳，1970年取得澳大利亚国籍，他“在这里没有感到过什么种族歧视”。可见，“白色长城”正在摇摇欲坠。
澳大利亚的国家政治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各个政党相继多次修改党纲，清除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观点。1965年，原先以种族主义为信条的工党率先从其党纲中删除了“白澳政策”的内容。在1971年该党第29届年会上，与会者以44∶1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持种族主义的歧视立场。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在1972年就任联邦总理后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中，最有意义的是宣布“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洲的一种标准”^[29]。其他党派也紧随其后，步其后尘。
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种族问题上，公开摈弃了“白澳政策”，努力实现种族平等。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政府对亚洲移民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改变，放宽了入境限制条件;修改乃至终止了对澳洲土著的同化政策，提倡与土著人平等共处。在往后的10年时间里，政府明确表示，不能允许种族歧视的现象存在于澳洲社会，并对过去因种族主义作祟而留下的历史问题予以纠正和弥补，如拨款帮助土著人和移民团体，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与环境，改正了过去诸多种族主义行为与政策;针对因移民的进入而导致的文化多元化发展倾向，政府相关政策的理念逐步产生了变化，倡导多元文化发展的观念取代了原先力主各民族应“与统一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相统一”的概念。
战后的澳大利亚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种族主义立场，而且还反对别国和其他民族执行种族主义政策。1971年6月，一个南非白人板球队访问澳洲时，所到之处都遇到规模浩大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活动。当联邦总理戈登要求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设法出面解决问题时，该委员会主席的回答是：鉴于南非因种族歧视而名声太坏，希望今后政府不要让南非体育运动队来澳。所以说，战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过程不仅与澳大利亚社会逐步摆脱种族主义意识和摒弃“白澳政策”的进程同步，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具体体现。
进入90年代后，强调各族人民的权利平等与各族之间的平等共处成为政府的重要既定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法案，正式将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行为。每年国庆节时，澳大利亚政府都要嘉奖一批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其中的“本年最佳澳大利亚人”和“本年度最佳澳大利亚青年”是两个最重要的奖项。1998年，澳洲土著人、女子田径400米世界冠军K.弗利曼摘取了“本年最佳澳大利亚人”的桂冠;19岁的越南移民、大学法律系学生黎坦因在为失业青年提供就业咨询和福利服务方面成绩卓著而获得了“本年度最佳澳大利亚青年”的殊荣。^[30]在2000年9月15日举行的悉尼奥运会上，弗利曼又得到殊荣——点燃主会场圣火。这说明有色人种已经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他们的业绩与贡献也已得到社会的公认。
然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社会呈盘根错节状态，是难以彻底消除的，它仍然在许多方面依稀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澳大利亚社会上，不少人对70年代以来的反种族主义的国策与措施而提出非议，认为新移民政策超越了澳大利亚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力主限制有色人种移民入境。政府颇受其影响，这股逆流在1987年时才逐步被阻遏。1997年，在昆士兰州，众议员保琳·汉森组建了“单一民族党”，鼓吹种族主义，主张排除亚洲移民和压制土著人，力主恢复“白澳政策”。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无名小党就跃为昆士兰州“起政治平衡作用的”第三大党。这场风波直到1999年才渐渐平息。再有，尽管澳大利亚社会上因种族主义而设置的限制在逐一取消，但澳大利亚军界则仍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项1993年澳大利亚国防力量研究院受联邦政府委托所作的调查研究表明，澳军方“成功地将澳大利亚社会中的非英籍成分”拒之于军队大门之外。这份调查报告承认：“就教养或‘世界观’方面而论，在澳大利亚军队与人口不断增长的澳大利亚社会之间，存在着一道仍在扩大的鸿沟。”^[31]此外，虽然土著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但是，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与利益原因，他们的权益要求往往难以解决，如土地问题。
在战后时期，虽然有大量没有英国血统的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移民)进入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民族结构并未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变化，到1996年，在1784万澳大利亚居民中，仍有95%是英国及欧洲移民的后代，98%信奉基督教。澳大利亚虽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但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西方文化是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英国的传统在这里无处不见。然而，作为澳大利亚现代化的特点的本土化则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和继承的舶来品进行扬弃，根据澳洲的现实作出取舍。虽然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时常出现于澳洲社会，甚至因特殊原因而表现得比在欧洲更为显著和刺激，体现种族主义的“白澳”意识与具体实施“白澳政策”就是典型一例。但是，这些弊端往往在本土化过程中被筛选淘汰，而没有发展成为既阻碍社会发展又难以消除的历史包袱。自19世纪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同样也是典型一例。这说明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有活力的现代民族。

[1] 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2] 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第18—19页。
[3] 参见王宇博《战后移民与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衰落》，《当代亚太》，2002年第10期；王宇博:《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4]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第230页。
[5]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516页。
[6] 汪诗明:《澳大利亚战后移民原因分析》，《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
[7]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1788-1978,Sydney,George Allen & Unwin,1980,p.128； F.Crowley,New History of Australia,p.481.
[8] A.Richardson,British Immigrant and Australia,Richmond,Heine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1974,p.117.
[9]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1788-1978,p.147； Ann-Mai Jordens,Redefining Australians,pp.27-29.
[10] 孙士俊:《战后澳大利亚的欧洲大陆移民政策》，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硕士论文，2009年5月。
[11] J.Rickard,The Present and Past，A Culture History，Longman，1996,p.220.
[12] 理查德·内尔:《澳大利亚文明》，第56页。
[13] A.Richardson,British Immigrant and Australia,p.23.
[14]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1788-1978,p.150.
[15] 杰弗里·博尔顿:《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16]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228页。
[17]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1788-1978,p.140.
[18] G.Sherington,Australia's Immigrant,1788-1978,p.134.
[19] Ann-Mai Jordens,Redefining Australians,p.117.
[20] 杰弗里·博尔顿:《澳大利亚历史 》，第117页。
[21] 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22] 斯图尔特·麦金泰尔:《澳大利亚史》，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23] E.Andrews,A History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p.172.
[24] Ann-Mai Jordens,Redefining Australians,p.21.
[25]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 》，第236页。
[26]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226—227页。
[27] 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第112页。
[28] 约翰·根室:《澳新内幕》，第63页。
[29]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p.401.
[30] 李天魁等:《澳大利亚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31] Ann- Mai Jordens,Redefining Australians,pp.137-151.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875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