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澳”意识的起源与内涵
单一种族是澳大利亚民族的突出特色。1947年的统计显示，澳大利亚民族结构中的89.7%是盎格鲁-凯尔特人，98%的人声称自己是英国的后裔。^[1]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身处有色人种“包围”和以白种人为主体的新民族，在过去的英帝国和后来的英联邦里，它“比任何其他姊妹自治领都更具有不列颠特征”，“经常庆贺自己的国家99%是英国血统……这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一部分”^[2]。这使得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背负着浓厚的民族偏见与种族主义色彩。直到20世纪中期，作为一种公众认同，以“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人社会”为内容的“白澳”意识一直是推动其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力量。^[3]澳大利亚人不仅傲视非英国血统的欧洲白人，而且将有色人种被视为洪水猛兽，澳洲的一些政治家鼓噪：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4]。
早在19世纪40年代，“白澳”意识就显露端倪，这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潮在澳洲本土化的结果。它生成的原因在于：其一，英国移民及其后代中的母国情结使“白澳”意识成为维系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密切联系的感情与血缘纽带，因此，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的进入会造成血统混乱，进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曾出任过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工党领袖J.华森说过：“我之所以反对有色人种同澳大利亚人混杂在一起……主要是因为这样会造成种族污染。”^[5]其二是着眼于自身利益，唯恐周围有色人种的移民进入会损害英国移民的既得利益。这种情绪主要出现于澳洲的普通民众中，并以自下而上的势态弥漫于整个社会。由此，构筑“白色城墙”，确保澳洲白人社会的种族单一的“白澳”意识就自然成为白人移民的共识。其三是承袭于西方种族主义的“白人优越感”在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孤独的海外驿站”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白人们认定自身文明是至善至美的，应保持其纯洁性。而他们所共同信仰的基督教文化更使这种意识显得神圣，摩西十诫中“除了上帝之外，不可信仰别的神。……凡恨上帝者，由父及子，罪究三代”的说法就自然成为了排斥，甚至是迫害有色人种的自觉行为。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而系统化和理论化。它首先表现为白种人特有的种族优越感使种族主义成为澳大利亚民族显著的印记。一位政客撰文写道：“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喀纳喀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6]第一任澳大利亚联邦联邦总理巴顿声称：“我不认为生而平等这一不辩自明的真理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平等。种族平等根本不存在。根本的平等在白种人之间的比较。……这些种族(指有色人种)是(与白种人)不可相提并论的，是低人一等的。人生而平等之说不包括英国人和中国人享有同等地位。”^[7]所以说，为了保持澳洲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澳大利亚不允许在它的人口中加入任何本性和品质低劣的成员。……绝对不能促成或准许其他种族的人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选举权、公民权以及包括婚姻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给予他们之中的任何人。”^[8]
其次，澳洲白人对邻近的有色人种心存恐惧，“世界上52%的人口生活在亚洲，因而世界人口的52%全威胁着澳大利亚”^[9]。这种危机感的内涵大致为一是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认为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坏”^[10]。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认为1902年英日同盟有“使英帝国沦为一个黑鬼国家的危险”^[11]。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同鸠占鹊巢，认为这些劳工因廉价而成为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会降低白人生活水准”。三是担心有色人种“侵占”澳洲。多次出任新南威尔斯政府总理的帕克斯曾危言耸听：“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12]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澳大利亚社会对日本也产生了这样的恐惧。^[13]一些政客鼓噪：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14]。
虽然在澳洲白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与纷争，但在排斥有色人种问题上，他们则具有潜在的一致性。“白澳”意识是他们的共识：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15]这种一致性显示为澳洲白人的单一种族认同，并由此成为强有力的社会主流意识，推动与引导着白人走向合作乃至联合，由此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产生巨大的聚合与凝聚作用。
2.排华运动——“白澳”意识的作用显现
澳洲土著自然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在灭绝土著的过程中，由于白人处于绝对优势，无须当局提供帮助，所以，“白澳”意识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的必要与机会。而从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起，澳大利亚白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移民的竞争与压力，于是，以自下而上的运作走向，种族主义思潮如同井喷一般地爆发，“白澳”意识逐渐成型和显现，并为越来越多的白人所认同和推崇，“排华运动”由此引发，愈演愈烈。它最初表现为各地民众遥相呼应的自发活动，进而发展为各地政府间的合作。^[16]可以这样说，“白澳”意识不仅在19世纪后半期的“排华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而且由此显示出它的能量与作用——促成澳洲合作，并将这种合作进一步提升为澳洲联合，而澳洲联合的形成则导致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生成;在“排华运动”中，这种社会思潮的涌动作用于地区乃至国家的政府政策，“白澳政策”由此生成并发展，进而成为澳大利亚的既定基本国策之一。
在“淘金热”期间，尽管华人占澳洲总人口的比例从未超过4%，但华人劳工因机敏与耐劳而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令白人惊诧。在1851年，“淘金热”兴起，华人随之蜂拥而至，并且收益丰厚。“据估计，那时白人淘取黄金有130万盎司，华人亦有100万盎司。”1856年，仅在维多利亚一地，就有116903盎司和价值50万英镑的黄金“流到广州”^[17]。在“淘金热”后，华人矿工率先转行，捷足先登进入城市谋生。家具制造业是当时华人与白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尽管白人的从业人员数倍于华人，但是，华人仍占有明显优势，长期处于生意兴旺发达状态。在80—90年代，当白人的家具生产经营因缺乏市场而不景气时，华人工匠制作的家具以货真价实而深得青睐。一些地方当局在这些产品上印上“中国人制造”的标记，意在提示人们不要购买，但结果是这些产品反而因此畅销，“华人的产品已分配到墨尔本以至维多利亚乡镇的各大家具货栈和商店中去，顾客来自欧洲的各个阶级。”^[18]白人同行相形见绌，望尘莫及，于是，他们纠集在一起，组建了“家具制造业反华联盟”，再度依靠人数优势和政府偏袒，运用非竞争手段来打压华人。而类似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各地的众多行业中多有出现。^[19]
凡此种种，进而导致对“华人竞争”的恐惧感油然而起，恐惧感转化为对“利益安全”的共识。于是，在19世纪后50年，白人以众欺寡，此起彼伏的排华运动由地区性的合作发展为全澳范围的联合，由民间活动升级为政府行为，澳洲联合由此步入付诸实质性行动阶段，“白澳政策”也相应逐步被确立为各殖民地政府奉行的国策。1855年6月，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一项旨在排华法案的法案——《为某些入境移民作出的规定》，规定凡经登记的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一名，并且每一名入境华人须交入境人头税10英镑。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排华立法。这一法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为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地树立了一个以立法手段排华的先例。
在“白澳”意识的驱动下，排华运动导致澳洲白人在利益上的相近和趋同，使他们愈加将澳洲大陆当做了共同所有的疆域，原本不相往来的各地白人为了自身需要而增进了交往，散居澳洲各地的白人群体逐步结合成为单一种族的整体。维多利亚政治家、后来的澳大利亚联邦第二任总理、“白澳政策”的始作俑者迪金曾表述：“没有别的动力能比下述愿望起到更广泛的更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愿望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20]对待华人，澳大利亚白人(尤其是诸如工人之类的普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暴烈，甚至是非常残暴的，只有极少数人对华人的悲惨境遇表现出怜悯，并对自己同胞的暴行表示出遗憾。虽然华人义愤填膺，但无可奈何，他们数量很少，寡不敌众，不足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所以说，对于澳洲白人社会而言，驱赶、迫害和排斥处于澳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华人是有利可图的，不仅不会引起澳洲社会的分裂或动荡，反而可更好地维护澳洲白人的既得利益，进而增进澳洲主流社会的稳定。
澳大利亚学者们在研究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联邦运动的酝酿与运作时，都着重提出和罗列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问题，但是，尽管他们都提及了排华问题，但大都将其置于次要位置。然而，在由白人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白澳”意识所起的作用就是巨大的民族聚合与凝聚，它具体而明显的表现则显示在排华运动中。换言之，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开始于排华问题上观念上的共识与行为上的一致，表现在排华与反华问题上，各地的澳大利亚白人的整体认同并以自然的演进形式从合作走向联合。
首先，排斥华人的种族主义思潮在澳洲日益盛行，丑化华人的谣言甚嚣尘上。这一切逐步形成为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政治鼓动，表现为一个白种人民族对另一个有色人种民族的排斥。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被形容为个个都吸食鸦片，男盗女娼，其服装、外形、语言和宗教信仰都成为白人侮辱的对象。在城市里，华人居住区被认做是污染源，一旦出现传染病流行，华人必定遭遇无端攻击。^[21]当白人看到在澳华人中妇女仅占2%—4%时，他们惊恐地预言：这会导致华人与白人的混血，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其实，这纯属危言耸听，造成在澳华人这种结构的原因是：他们并无意想在澳大利亚安家立业，仅是打算为养家而在此挣钱而已，因此，没有带妻子同行的必要。况且，他们也都无力为妻子支付赴澳路费。再有，绝大多数在澳华人财力不济，难以融入高于华人消费标准和承受能力的澳大利亚社会，迎娶白人妇女为妻则更是天方夜谭。
其次，进入80年代后，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减，因此，利益的趋同使白人在排华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使排华越发成为他们的一种必须采取的行动。在“淘金热”后，当许多白人矿工还在为失业而苦恼时，华人矿工则迅速转行，大量进入城市。“在每一个谋生领域……华人似乎普遍都能适应。”在诸多行业中，他们以机敏、廉价和高效而受到白人雇主和顾客的青睐，并对白人同行构成了威胁，“华人……的成功引起了羡慕和反对”，白人们惊呼“华人竞争”。此外，在社会上和政界里，保护关税主义者也发现排华的目的与他们要保护澳洲经济利益和澳洲人就业的宗旨是一致的。
再有，排华运动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虽然，时至80年代，澳大利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澳大利亚人的国家意识则在逐步增强。在排华问题上，这种现象初见端倪。白人仇视华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预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被视为具有掀起大规模移民潮的来源”^[22]，这使白人大有华人“和平入侵”的恐惧感。一些政客分析：“澳大利亚人烟稀少，又是一块潜在的富裕之地。因此，处于邻近地理位置的中国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他们国家贫困而人口又过于拥挤的安全阀来使用。”^[23]再有，这一时期中国政界上“洋务派”的宣传和清政府加强国防与军备的举措更使澳大利亚的白人想入非非，帕克斯曾危言耸听：“我不由得不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24]1888年3月7日的《悉尼先驱晨报》声称：“中国可能派遣军舰来澳洲并令陆战队在澳洲北部登陆。”^[25]他们的这种感受愈加明显地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而不是帝国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隐约领悟到此时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已经不是局限于自己生活的澳洲一隅，而是与全澳洲的领土与疆界相连。
排华运动源于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澳洲白人在利益上的相近和趋同，而运动的进行与蔓延又使他们愈加将澳洲大陆当做共同所有的疆域，促使原本不相往来的各地白人为了自身需要而增进了交往，促进了散居澳洲各地的白人群体逐步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正是通过排华运动，澳大利亚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以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和英国的形式而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迪金曾作过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前，人为的而且带有任意的政治划分曾把我们分离开来……(现在)要消除这种划分”，因为“个人或国家最基本的本能——自我求生的本能——因为处在生死关头的正是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26]。而就当时澳大利亚社会意识而论，这样的国家就是种族单一的白人国家。
澳洲的排华运动在导致澳洲各地利益趋同和促使澳洲白人走向联合的同时，也加深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在19世纪，虽然在对待与英国的事务与关系上，澳洲各殖民地基本上是各不相同，各自为政，即使各地之间有合作，大都也仅是双边或三边等，而从未出现过各殖民地相互呼应和联合一致的现象，然而，在对待华人问题上，则出现了澳洲各地白人为了抵制英国的既定政策而联合一致和共同行动的现象。这种联合是澳洲利益与帝国利益冲突的表现之一。
英国政府对澳洲的排华运动颇为不赞同，因为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对英国与英帝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问题。其原因在于：其一，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过允许华人不受限制地进入英属领地的条约。在1860年10月订立的《北京条约》中，英国政府允诺：“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27]其二，澳洲排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确保白种人的“纯洁”，进而在澳洲构筑“白色城墙”，建立“白色的澳大利亚”。这一系列行为符合澳大利亚人的意识与利益，但却与英国的“帝国理念”与“帝国利益”相悖，因为英帝国是一个包括了大量有色人种的大帝国，因此，虽然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意识毫不逊色于澳大利亚人，但是，为了帝国的联合，英国人不会赞同或放纵澳大利亚人对有色人种的所作所为。其三，近代以来，英国与亚太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国家的交往逐步增多，在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28]，自19世纪中期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在亚远东地区的渗透与竞争，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力主维持远东的“现状”。由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是当时亚太地区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英国将清政府当做其远东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个颇有分量的筹码^[29]，这使得英国政府不会漠视清政府就澳大利亚人的排华行径所提出的抗议。所以，凡此种种，英国政府不会任凭其属地上的臣民们在将会有损英帝国利益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可是，此时的澳大利亚白人则已将澳洲的利益置于“帝国利益”之上，甚至将“帝国利益”置于对立面。因而，华人问题逐步成为澳英之间的利益冲突点之一，以至于澳洲的自治呼声更加高涨，分离倾向更加明显。
1876年，昆士兰的金矿区管理条例使澳英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公开化与白炽化。对于该条例，英国政府予以否决，并要求昆士兰政府对此进行修改。英国殖民大臣卡那文伯爵致函昆士兰政府，提出两条修改意见：“第一……使之不至于成为直接专限对付英帝国某一友好国家人民的法律。英帝国正谋促进与这些国家的自由往来关系。第二……使之不致成为损害英帝国内亚洲与非洲两处属地人民利益的法律。”^[30]然而，昆士兰的反应却是强烈的抗拒。它一方面不仅对英国干预其移民政策的做法大加抨击，而且在第二年正式颁布了《限制华人移民法案》;另一方面它呼吁澳洲的其他地区给予支持。针对昆士兰的呼吁，澳洲各地区给予热烈的响应。这次冲突回合的结果是澳洲各英属殖民地不仅没有向宗主国屈就，反而因共同利益的所在而加强了合作与联合，澳洲各殖民地驻伦敦总代表就此振振有词地表示：“如果要我们牺牲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原则上改进社会的希望，那我们是不会在没有作出最认真的努力以避免这样一场灾难之前，甘心这样做的。”^[31]
进入80年代后，澳洲的排华运动愈演愈烈，其中既是受意识与利益驱动，也包含着对宗主国的抱怨。1888年4月，载有60多位中国人的“阿富汗”号船在墨尔本被拒绝入境，接着又在悉尼被拒绝靠岸，进而酿成所谓的“‘阿富汗’号事件”。不久，深得澳洲社会支持的帕克斯扬言：禁止中国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5月初，澳洲总督卡林顿告诫英国殖民部：中国乘客的任何上岸企图势必遭遇攻击。英国政府出面斡旋，但效果甚微。而帕克斯的气势则甚嚣尘上，声称他“既不顾女王陛下的军舰，也不顾女王陛下派驻的代表，更不顾英国殖民大臣的干预”。5月21日，卡林顿又向殖民部报告：帕克斯已经“孤注一掷了”。英国的驻澳官员也无奈地说道：“我们都被操在殖民地人民手中，只好随他们的意旨办事。”^[32]
由于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不具有外交处置权，因此，澳洲的排华运动不可避免地涉及英国，表现为在中国的清政府依据中英之间的有关条约，向英国政府表示其对澳洲的那些“有损中国人”的立法正予以关注的同时，澳大利亚人则在要求英国政府能够像美国政府那样，就排斥华人进入澳洲而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与谈判，并订立相关条约。^[33]6月，澳洲各殖民责任政府的总理为协调排华事宜而聚首悉尼，旨在促成英国与中国的谈判，帕克斯为此使尽了浑身解数。对此，英国政府先是不理会，接着是拖延，再往后是外交部如此答复殖民部：中国政府无意就在澳华人而与英国签署“美国模式”的条约。而殖民部的意见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劳工的限制与排斥的做法是不能够得到来自英国的赞许的，这种限制与排斥势必伤害澳大利亚的贸易。^[34]
英国的态度和做法令只能通过英国才能就移民问题与中国进行交涉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大为不满，澳英关系中的对立因素增多，分离倾向加剧。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各位总理就进一步加大限制在澳华人一事达成一致协议，炮制出更加严厉而苛刻的排华决议：“1.要求英政府与中国商定移民条约，使其自动禁止华人入澳。2.要求英政府禁止香港和新加坡两殖民地默许华人入澳。3.任何船只每500吨限载华人一名入澳。4.禁止在澳华工从一殖民地进入另一殖民地。”^[35]而最后的结果是，(1) 作为让步与妥协，澳大利亚将第3条中的500吨改为300吨，英国则接受了第2条;(2) 就移民问题，英国政府与清政府举行谈判，然而，从所缔结的协议上看，这实际上是一个中英贸易协定，其中的排华内容不仅有限而且勉强。澳大利亚方面对此颇为不满，新南威尔士政府动用立法手段，宣布在新南威尔士终止执行该协议，昆士兰等地的澳大利亚人又一呼百应，闻风而动。
在澳洲，除了政府和政治家在排华运动中摇旗呐喊和兴风作浪，将分道扬镳作为抗议英国政府所为的“口头禅”外，社会各阶层也愈加将对母国的不满与华人问题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间。“在劳工运动中，分离的话题适合于反帝国与反华的情感。”^[36]在80—90年代，伴随着澳洲社会的联合程度的提高与“自治”意识的增强，这种社会情绪愈演愈烈。“白澳”意识原为维系与英国的感情和血缘纽带，而现在更多的则是维护澳洲白人的利益，澳洲联合的呼声更加高涨，澳英分离倾向更加明显。
3.“白澳政策”
从19世纪中期起，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就应白人民众的要求，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限制乃至禁止非欧洲移民进入，三令五申地驱逐有色人种。作为“白澳”意识的产物，“白澳政策”因“排华运动”而显露端倪，并很快成为各殖民地责任政府乃至后来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既定政策。在愈演愈烈的排华运动中，这些当局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不过，那时各殖民地各自为政，自然也就行动不协调，法令不统一，这多少给受迫害者留下了躲避的余地。然而，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国家统一了，政策与法律也就一致了，于是，联邦政府将强力推行“白澳政策”当做了既定国策。在第一届联邦会议上，“白澳政策”被正式宣布为国家政策，澳大利亚联邦因此而拥有浓烈的种族主义气息。从广义而论，这是排斥和歧视有色人种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方针;而从狭义而言，限制乃至禁止有色人种移入澳洲。从1901年起，联邦议会在几年之内连续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案，从而使国家法律“白澳”化。
《邮政电信法案》在制定之初与“白澳政策”的宗旨本无联系，但在1901年6月中旬联邦议会表决时，西澳大利亚州的议员S.史密斯提议将“所有从澳大利亚开出的邮船，不论是否得到联邦政府的邮政补贴，也不论他们是否在澳大利亚注册，都必须无条件地只雇用白人船员”^[37]的条款增加到其中。经过热烈讨论，9月，这一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条款作为第15款而被列入该法案。因此，尽管该法案并非是“白澳政策”的主要法律，但它具有开“白澳政策”国家法律化之先河的作用。
同年8月间，《移民限制法案》由众议院提出，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白澳政策”的最主要与最有效的法律，其矛头直指有色人种移民。它规定，对任何申请入境的移民都要进行英语测试，即在联邦海关官员的监督下，每位移民须默写出50个英语单词，不及格者不得入境。很明显，这种移植于南非的规定^[38]只是对付有色人种申请者的，而不是针对白人申请者的。由于联邦政府担心它触怒欧洲某些国家，因而对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将原测试语种由原限定的英语改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
旨在允许驱逐来自太平洋岛屿的黑人移民，《太平洋诸岛劳工法案》更是洋溢着极端种族主义的气息。该法规定，从1904年起，喀拉喀人不得再进入澳洲，并指令已进入澳洲的喀拉喀人必须在1906年底以前返回原土著岛屿。^[39]该法案在众议院提出后，立刻遭到一些议员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昆士兰州的议员，因为在昆士兰沿海地区雇用了大量廉价的美拉尼西亚劳力。1901年10月2日，联邦总理巴顿再次提议对此进行表决。又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该法案得以获得通过。
《邮政电信法案》、《移民限制法案》和《太平洋诸岛劳工法案》均于1901年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并于1902年1月得到英国女王的批准。从此，“白澳政策”作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使澳大利亚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澳大利亚也因此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种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之一，连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都无不为此惊诧。1902年《联邦选举条例》规定，在澳大利亚，任何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岛国(除新西兰外)的移民和澳洲土著居民不得列入选民名册。1908年《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条例》中规定上述有色人种无权享受残废抚恤金和养老金。澳大利亚的工会组织也明文规定，不准有色人种入会。以前富有民族主义气息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实际上已成为被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尽管许多澳大利亚人时常为此良心发现，对有色人种多有亏欠感，但强烈的利己主义和深厚的优越意识使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和拥护“白澳政策”，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不惜为此损害有色人种。
“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与产物，连非英籍欧洲白人及其后代也遭受株连与波及，他们的社会地位虽高于有色人种，但大大逊色于具有盎格鲁-凯尔特血统的英国移民及后代。进入20世纪后，深受排斥与歧视的亚裔有色人种因不堪忍受而纷纷离开了澳洲，使得澳洲人口中的亚裔人数与比例大幅度下降，而无处可去的澳洲土著则陷于苦难深重之中。
“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社会意识维系住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附性，是澳大利亚人长期心甘情愿地与英国保持殖民关系的思想根源之一，因此，它们妨碍了澳大利亚摆脱英国控制并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其次，“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同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各国的正常往来。这对于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是极为不利的，造成了澳大利亚的自我封闭和对英国的长期依附。
再次，“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延缓了澳大利亚向多元文化国家发展的进程。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已证实，吸收更多的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以充实和发展自己，是使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走向富强、文明和强大的明智选择，所以，“白澳”意识无疑是误国意识，“白澳政策”当然也是误国之策。

[1] Ann-Mai Jordens,Redefining Australians,Marrickville,Southwood Press Pty Limited，1995,p.7.
[2] A.Jamrozik,Social Change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94.
[3] 参见王宇博《评析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第51—58页。
[4] 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Carlton,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7,p.196.
[5] M.A.Franklin,Black and White Australians,Heine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1976,p.80.
[6] 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1996,p.153.此处的“黑人”指的是澳洲土著居民。
[7] 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KG-*4〗,p.203.
[8] Ibid,p.196.
[9] 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0] 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pp.201-210.
[11] J.A.Camilleri,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p.11.
[12]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87.
[13]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Heine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1981,p.62.
[14] M.Wilard,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pp.201-210.
[15] M.Mckenna,The Captive Republic,1996,p.152.
[16] 参见王宇博《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排华运动探析》，《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王宇博:《19世纪后半期澳洲排华运动与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7]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18] 杨进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19] 同上书，第98页。
[20]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21]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85.
[22]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84.
[23] D.M.Gibb,〖KG-*6〗The Making of “White Australia”，North Melbourne，Victorical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73,p.41.
[24]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87.
[25]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131页。
[26] 同上书，第133页。
[2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5页。
[28] 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eth Century,London,Methuen,1971,p.54.
[29] 参见王宇博《甲午战争期间赫德与英国远东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39—142页。
[30]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129页。
[31]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314页。
[32] G.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第180页。
[33] 1888年3月13日，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定《限制华工条约》，该条约在美国参议院未获通过。其内容参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33—534页。
[34]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p.87-88.
[35]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第133页。
[36] 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p.89.
[37] R.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p.31.
[38] 1897年，南非纳塔尔殖民当局曾采取这样的法规来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进入。
[39] J.Sawer,Australian Federal Politics and Law,p.31；p.32；p.37.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874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