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阿根廷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真可谓命运多舛，悲欢交加。在独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动荡、分裂、独裁和外部势力的渗透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个统一的国家才逐渐开始形成，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艰难地起步。

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爆发的数十年时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代”，它仰仗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导，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得益于土地、移民、外国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发展，也得益于阿根廷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精英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过来，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然而，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过度依赖农牧产品出口，使阿根廷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而忽视其他地区的发展，使经济的二元性结构特征更加突出;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使阿根廷经济缺乏自身的原动力，其经济具有一种典型的依附性;过度维护出口集团的利益，使“断裂型社会结构”初具雏形;过度依赖“精英”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出口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盟，使1916—1930年期间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尝试只能以失败收场。凡此种种，都为阿根廷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停滞乃至“衰败”埋下了伏笔。

大萧条之后，阿根廷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逐渐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出口集团试图通过与英国签订的《罗加—朗西曼条约》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他们也不得不放弃遵循数十年的自由贸易原则，转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到40年代初期，阿根廷人迎来了随后数十年影响其现代化进程的两大主旋律：一个是由自发到自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一个是以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职团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庇隆主义。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不断深入，国家干预、贸易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使阿根廷经济逐步地由外向转为内向，几乎成为一种完全封闭的经济，导致工业部门效率低下，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庇隆主义的推行，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极致，大量的资源被透支，用以支撑其慷慨的再分配目标。结果，引发了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长期对抗，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口实，阿根廷政治因而不断在“民众主义—官僚威权主义”之间进行着抉择，使“断裂型社会结构”的特征愈发明显，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困扰阿根廷发展进程的致命因素。

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时间里，阿根廷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再一次发生了变化。1976年使庇隆夫妇政治生命成为绝唱的军事政变所建立的军政权，除了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和“肮脏战争”留下的长串名单以外，还在阿根廷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1982年那一场使阿根廷人蒙羞的“马岛战争”和随后的债务危机，最终使阿根廷渐渐回到了外向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轨道。然而，梅内姆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行，却是矫枉过正、过于极端。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稳定了阿根廷的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得到恢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民主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过于极端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使其经济受到外国公司的控制，对外依赖程度空前提高，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2001年底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总之，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构成了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阿根廷模式”，其核心就是由“成功走向失败”的“阿根廷之谜”。那么，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究竟能带给我们哪些教训呢?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阿根廷未能妥善解决下述几对关系。

第一，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阿根廷的比较优势，也是该国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取得初步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阿根廷在随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放弃发挥其比较优势，而在于它没有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其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在进口替代阶段，阿根廷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所争取的外汇来补贴工业部门，实际上将发挥比较优势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关系割裂开了。比较优势所带来的财富没有成为改进产业结构的动力，而只是成为发展大量低效率内向型工业的资金来源而已。到新自由主义阶段，阿根廷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度强调比较优势的发挥，而放任其工业的衰落，出现了典型的“逆工业化”现象。

第二，国内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相对成功的时期所确立起来的是依附性经济形态，其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一旦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由于战争、大萧条等因素而消失，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便陷入了困境。于是，为了摆脱经济的依附性特征，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被发挥到了极致，庇隆主义更是以“经济独立”作为其主要理论之核心。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阿根廷，国内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几乎完全的封闭。在危机、战争、停滞的痛苦之后，阿根廷人在90年代以后又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处方，再一次走向外向型发展的极端。

第三，在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阿根廷展示给世人的教训尤为深刻。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与内陆各省之间、联邦派与集权派之间的争夺，成为拉普拉塔地区政治生活的常态，现代化进程迟迟不能启动。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半个世纪里，阿根廷之所以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出口利益集团所确立的精英式民主制度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大萧条之后，阿根廷开始陷入了“军政权—民众主义政权”循环更迭的局面，军事政变成为政权更迭的主要手段。1930—1983年间，阿根廷变换了25位总统，每个总统的平均任期仅有2年，最短的只有49天。在这种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下，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当然就不可避免了。

第四，在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时，阿根廷同样陷入一种“走极端”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阶段，一味强调外向型发展，放任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没有能够引导这些与国家发展、与初级产业联系密切的工业。在进口替代阶段，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干预，重复发展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到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张国家失败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结果又是危机重重。

第五，在协调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时，阿根廷的教训同样深刻。在庇隆当政时期，为了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往往采取过度分配的民众主义政策，将大量的资源用于补贴劳工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出口集团的利益，最终使阿根廷的发展进程“出现逆转”。^[1]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阿根廷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忽视分配体制和政策的改革，甚至以损害工人、农民，乃至中产阶级的利益来维护企业的效益，造成贫困化问题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阿根廷之所以会从20世纪初期的富裕国家沦落为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缓慢而又沉重，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自主发展与外部环境、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致命的是，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历届阿根廷政府往往采取“走极端”的做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相对迟缓，是其“走极端”必然付出的代价。

[1] 卡洛斯·威斯曼：《阿根廷发展的逆转：战后抵制革命的政策及其结构性后果》（Carlos H. Waisman,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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