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1914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代”。从经济层面上看，阿根廷从一个人烟稀少、区域发展极端不均衡的边缘国度，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6%。[1]从政治层面上看，阿根廷现代政党政治迅猛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政治现代化进程发展同样迅速。从社会层面上看，阿根廷人口及其所受教育的程度，随着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同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推动上述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迅速增长。
(一) 初级产品出口繁荣
从19世纪70年代起，阿根廷经济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根据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估算，1914年以前的50年间，阿根廷的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至少为5%，而带来“这种增长的关键因素就是农牧产品的出口”[2]。如表4.1所示，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畜牧业方面，羊毛和腌肉是最大宗的两项出口品;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小麦、玉米、蓖麻等农作物的出口迅速发展，到1914年前后，小麦和玉米成为最大宗的两项出口品。
表4.1 1875—1914年阿根廷主要出口品(1910—1914年价格的年均百万金比索[3])
资料来源：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第2页。阿根廷出口产品的上述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其出口产品逐渐多样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独立以来，阿根廷就开始发展畜牧业，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主要出口皮革、油脂、干肉等产品，在经营上则比较粗放。从19世纪中期开始，阿根廷养羊业增长迅速，羊毛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1850年，全国养羊约700万只，1878年增加到6 500万只，1899年更是增加至8 900万只。19世纪70年代中期，阿根廷开始大力发展小麦和玉米种植业。1876年以前，阿根廷的小麦产量还不足以供应本国居民的消费需要，1878年开始向欧洲市场出口，至1898年，小麦出口达到64.5万吨，1912年增加到262.9万吨。玉米的出口在1880年为1.5万吨，到1912年上升到483.5万吨，占当时世界玉米出口量的第一位。最为关键的是，新出口项目的发展并没有挤压传统优势行业的发展。到1914年前后，阿根廷在出口玉米、小麦、羊毛、冷冻牛肉、腌肉、蓖麻等产品方面，均居世界前列，其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样化特征十分明显。对此，布尔默-托马斯评价说：“出口多样化最为成功的事例要数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出口范围和出口量上能与阿根廷媲美。”
[4]这一时期阿根廷出口市场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尽管英国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但阿根廷与美国、德国、法国和巴西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有了很大发展(参见表4.2)。例如，1870年阿根廷从英国和美国的进口值分别是1 300万比索和290万比索，到191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2.49亿比索和9 900万比索，到1920年，美国对阿根廷的出口(7.05亿比索)已经超过了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4.97亿比索)。另一方面，我们以1913年为例，阿根廷与拉美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其出口市场的多样化更加明显。阿根廷对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不超过其出口总值的50%，而对同样的出口对象墨西哥和古巴的比重均超过了90%，智利和秘鲁在80%以上，拉美的第二个出口大国巴西的比重也在70%以上(具体数据参见表4.3)。
表4.2 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现价百万比索)
资料来源：B. R. 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489页。表4.3 1913年阿根廷和主要拉美国家的出口市场比较
资料来源：布尔默-托马斯著：《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第89页。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首先，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尤其是铁路的发展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在某种程度上说，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初级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对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巨大需求，为了开拓更多的土地，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发展必要的交通工具，这样才能把生产必要的劳动力输送到较为偏远的牧场或农场，将产品从那里运送到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铁路建设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发展。1857年，阿根廷修建了第一条约10公里长的铁路。1870年，全国铁路里程增加到732公里，1890年增加至9432公里，1900年延长到16563公里，到1918年增加到34036公里。反过来，铁路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与畜牧业用地的迅速扩大。阿根廷的耕地面积从1872年的58万公顷扩大到1917—1918年度的2478万公顷。除了铁路以外，其他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也非常快。例如，在水路运输方面，阿根廷的各类船只1883年约有3万艘402万吨，到1918年增长到4.5万艘1750万吨。
[5]其次，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还推动了早期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出口品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加工工业。1869年阿根廷进行第一次全国普查时，由于工业企业的发展数量比较稀少而未作统计。1895年的普查表明，全国建立了各种规模的工厂2.4万多个，总投资大约3.3亿比索。1914年进行的普查表明，阿根廷的工厂数量达到4.88万个，总投资接近18亿比索，工业产值超过18.6亿比索，就业工人超过41万。
[6]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是食品加工工业。1913年，阿根廷食品加工业的工厂数将近1.9万个，投资额7.64亿比索，生产产值超过9.9亿比索，就业工人13.5万人，分别占全部工业指标的38.92%、42.72%、53.23%和32.93%。
[7]在食品加工工业中，肉类加工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1894年，阿根廷的肉类加工工业出口值为1 176万金比索，到1914年增加到9 692万金比索，增长了741%。1882年，阿根廷建立了第一家肉类冷藏工厂，1894年肉类冷藏工业的出口占肉类总出口的16%，到19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0%。除食品加工业以外，纺织业、建筑业、家具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也比较迅速。
第三，初级产品工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相应公用事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阿根廷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的扩大。1869年，阿根廷人口的71%居住在农村，到1913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3%，超过了农村人口。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尤为突出。185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只有8.5万人，到1895年增加到50万人，到1914年激增至约158万人，成为南美洲最大的城市，被誉为“南美洲的巴黎”。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市政公用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城市交通方面，有轨电车的发展十分突出。到1914年，阿根廷各大城市的有轨电车公司约有30个，经营里程达到1250公里，年运送乘客近4.8亿人次。在邮政、电报，以及其他城市公用事业方面，阿根廷同样经历了快速增长。以电报业为例，1905年阿根廷共有各类电报站568个，电缆长度近5.5万公里。到1918年，上述数据分别上升到947个和10万公里。
[8]第四，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迅速发展还对阿根廷人文发展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所谓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提出的，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的综合指标。笔者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阿根廷，1870—1874年的年均人口死亡率是30.7‰，到1910—1914年下降到17.7‰。相比之下，墨西哥、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在1910—1914年的比率分别是46.6‰、31.5‰、21.4‰和26‰。
[9]可见，阿根廷居民的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其居民的预期寿命应当是比较高的。在教育方面，1868—1874年担任总统的萨米恩托强调，“治国之道在于发展教育”，政府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和大学，建立国家科学院和天文台，以及其他研究机构。1884年，阿根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颁布了《世俗教育法》，实施小学的义务教育制度。1885年，阿根廷政府又颁布第一部大学教育法，鼓励发展国立大学。上述措施大大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05年，阿根廷政府颁布《扫盲法令》。在19世纪中叶，阿根廷全国只有205所公立学校，在校学生1.2万人，教师240余人。
[10]到1894年，在校小学生人数达到24.8万人，教师8 000余人。到1914年，小学生人数增加到86.3万人，教师队伍扩大到2.5万人。
③在生活质量方面，以居民每天消费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为例，1919年前6个月中，阿根廷居民平均每天消费面包0.457公斤，肉类0.246公斤，牛奶0.227升，葡萄酒0.139升，总计每天消费价值为0.588比索。
[11]尽管缺乏横向比较，但仅从上述数值就可以了解阿根廷居民当时生活质量之高低。
表4.4 阿根廷的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第179、189页。总体看来，在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黄金时代”之后，阿根廷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笔者认为，仅从人均GDP比较的角度即可清楚地体会到阿根廷的相对成功(参见表4.4)。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着阿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呢?
(二) 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根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禀赋，以及所投入要素的效率提高等方面。然而，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是均质的，不同的物质资本有不同的技术含量和效率，不同的劳动力含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自然资源也是异质的，土地肥力有优劣之分，矿产有不同的品位。显然，不同质量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也不是等量的。所以，我们考察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要关注其投入量，而且还要强调投入要素的质量，特别是那些使投入要素效率提高的社会、文化、制度等层面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
对于这一时期阿根廷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同样要遵循上述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看资源禀赋。如前所述，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农牧业，农牧业发展的基本资源要求就是土地。在19世纪中叶的阿根廷，大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印第安部落。为了扩大土地面积，阿根廷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的一种办法是发动所谓的“荒漠远征”，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进而占据他们世代生息的土地。1833年，罗萨斯领导的征服活动就带来了“内格罗河以南的数千平方英亩的土地”。1879—1880年，罗加将军再次发动“荒漠远征”，兼并的土地高达3 000万公顷，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面积增加了1倍。
[12]与此同时，铁路的铺设，电报的发展，以及其他交通、通讯技术的使用，大大加快了阿根廷政府“荒漠远征”的步伐，尤为重要的是大大加快了将新占领土地开发成农田的步伐。例如，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指出，“在铺设了铁路的地方，种植业才开始扩大，谷物的边界才越过原来养牛的边界”，“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的扩大都与铁路建设的发展直接联系”。
[13]土地的增加，耕地面积和牧场规模的扩大，只是资源禀赋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将这些土地组织起来的制度。独立后，阿根廷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些变化。1826年上台的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政府实行长期租借制度，规定个人和团体可以在20年内以较低的固定租金租用公共土地，进行开发和利用，但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租借者不得出售。这种制度没有规定租借土地的最大限制，租借人占用的土地往往超过30万公顷，较小的地块也有上万公顷。可见，这种制度有利于形成大地产。罗萨斯上台后，废除了国有土地不得转让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的进程日益加快。例如18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38名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865.6万公顷。到1840年，293名土地所有者就占有860万公顷土地。19世纪70年代萨米恩托政府积极鼓励向农村地区安置移民，建立小型农场垦殖制度，试图以此遏制这种土地集中的趋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府所划分的地产往往落入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而广大的移民大多成为在大地产制度下的租佃农和分成农。到19世纪后期，阿根廷形成了一种以大地产为核心，租佃制和分成制普遍盛行的土地制度。
其次，大量欧洲移民的流入，为阿根廷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14]早在独立初期，里瓦达维亚政府就提出了移民垦殖的政策，希望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人力不足问题。但在动荡不定的“考迪罗主义”时期，移民政策收效甚微。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洲移民开始大量涌入阿根廷，成为该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1869年，阿根廷进行了第一次普查，全国人口总数为1877490人。
[15]1895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阿根廷人口增加到3 954 911人。到1914年第三次普查时，人口达到7 885 237人。1869—1914年间，阿根廷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32.6‰，其中移民增长率为17.2‰，自然增长率为15.4‰。可见，移民在当时阿根廷人口增长中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尤为重要的是，大量移民的流入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增长，因为绝大部分的移民是男性青年。例如1895年入境的移民中，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占47.2%，1岁—20岁者占21.8%，而当地出生的阿根廷人中上述比例分别是23.4%和60%。
[16]可见，移民中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要远远大于本地人口。
与此同时，就业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情况也是决定经济增长效果的重要因素。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指出，传统观点认为，阿根廷在1870—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工资水平是下降的”，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即使把30年间发生的重大波动估计在内，仍可以说阿根廷工人在这时期的实际工资是上升的”
[17]。事实也确实如此，以牛肉和面包为例，这两种阿根廷人日常消费较大的商品价格仅在1910—1918年间就分别上涨了48%和39%。
[18]第三，大量现代技术的引进，同样为阿根廷经济的迅速增长做出了贡献。阿根廷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恰值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大量现代技术的出现直接推动着欧美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阿根廷同样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进，大大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扩大和有效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阿根廷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农牧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农牧业现代技术的引进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5年的第二次全国普查表明，阿根廷拥有3.5万台谷物和苜蓿收割机，2.8万台打谷机和5 000台各类其他农业机械。肉类冷藏和加工技术的引进，更是直接推动了阿根廷肉类出口的迅速增长。如前所述，阿根廷在1882年建立了第一家肉类冷藏工厂，到1914年肉类冷藏工业的出口占肉类总出口的90%。
第四，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流入，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正如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所说，“象阿根廷那样经济十分原始的国家，资本非常缺乏。本国居民拥有的固定资产是大片土地和城市里的房产，牛是他们的动产。他们的积蓄实际上没有其他出路。金融机构很少，而基础设施却迫切需要大量投资”
[19]。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对出口税的征收，其数量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无力为社会间接投资提供必要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资本，特别是来自英国的资本就成为阿根廷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资金来源。
表4.5 1865—1913英国对阿根廷投资的构成(单位：1000英镑)
续表
*表示低于0.5%。
资料来源：亚历杭德罗·本达涅：《1816—1914年英国资本与阿根廷的依附》(Alejandro Bendana， British Capital and Argentine Dependence， 1816—1914)，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01页。表4.5的数据显示，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以政府贷款为主。1865、1875和1885年英国向阿根廷提供的政府贷款分别占其对阿根廷投资总额的81%、73%和58%。到1895年，英国提供的政府贷款的比例才低于50%。此后，英国投资到铁路、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更加重要的投资方式。到1913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总额达到4.798亿英镑，其中直接投资达2.587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54%;间接投资为2.216亿英镑，占投资总额的46%。在间接投资中，政府贷款为1.846亿英镑，只占投资总额的38%。
除了英国资本以外，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资本也先后流入阿根廷。以1913年为例，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为14.75亿金比索，法国、德国和美国对阿根廷的投资分别达到4.75亿金比索、2.5亿金比索和4 000万金比索，其他国家的投资也达到了5.57亿金比索。到1927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为20.75亿金比索，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合计投资也达到20亿金比索。
[20]可见，除英国资本以外的外部投资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
第五，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变化，为阿根廷出口部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使各种投入要素的效率得以提高。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的广泛运用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冶金、采煤、机器制造等原有的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并引起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飞机制造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这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成为阿根廷初级产品出口部门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最后，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个要素，是阿根廷的统一与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制度基础。在1880年的总统选举中，“荒漠远征”的“英雄”胡里奥·A.罗加(Julio A. Roca)将军击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卡洛斯·特赫多尔。特赫多尔拒绝承认罗加政府，并发动叛乱。罗加亲率大军平定叛乱，迫使特赫多尔辞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职务。罗加对特赫多尔的胜利，在阿根廷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以此为契机，罗加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巩固其统治地位。
首先，罗加政府决定建立首都联邦区，以削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和中央政府的干预。在击败特赫多尔的叛乱之后，罗加解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组建新的省议会。新的省议会于1880年11月通过相关决议，同意为罗加提议建立的首都联邦区划拨土地。随后，阿根廷国会通过有关法案，决定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划分出来，成立首都联邦区。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迁往拉普拉塔市。首都联邦区的建立，意义非凡。有学者这样评价说：“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为常设首都或是所谓的‘首都联邦制化’，具有不但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重大后果。……给全国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和民主管理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21]其次，罗加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完善中央公共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罗加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各省建立民兵武装，解散各省民团，规定只有中央政府领导的国民军才有权使用武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内社会安定。罗加政府还第一次采用全国统一的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1884年，罗加政府通过法律，将过去主要由天主教会掌管的初等教育和公民登记事务划归中央政府管辖，实行免费的、世俗的义务教育制度和全国公民登记制度。
第三，罗加政府还对过去的政党进行了改组，引入了现代意义的政党政治元素。从19世纪70年代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两个党——以米特雷为领袖的民族主义党和阿道夫·阿尔希纳领导的自治党。但这两个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它们更多地是利益联合体，经常为了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而争斗不已。罗加执政以后，成立了阿根廷最早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民族自治党，它作为执政联盟将各省省长均吸收进来，并任命他们在中央政府中担任要职。这样，民族自治党便具有了现代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特征，它实际上成为当时阿根廷的执政党，总统既是该党的领袖，又是得到公认的全国行政首脑，这成为“新的政治稳定的基础”。
总之，通过上述措施，罗加确立了一种精英民主政治，并以此为基础完善了国家的公共管理体制，使“阿根廷获得好几十年相对的政治统一和稳定”
[22]。这种精英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民族自治党，它主要代表的是以阿根廷农业协会(Sociedad Rural Argentina)为核心的农牧业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他们长期控制着阿根廷的政治权力，直到1916年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上台执政为止。
[23](三) 阿根廷早期现代化的悖论
正是由于上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阿根廷经历了数十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成为南美洲最为“现代化”的国家。然而，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现了减速的趋势。例如，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阿根廷GDP的年均增长率从1900/1904至1910/1914年间的6.3%下降到1910/1914至1925/1929年间的3.5%。
[24]更为重要的是，在阿根廷“黄金时代”繁荣的背后蕴含着诸多的问题，使该国的“早期现代化”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后劲。其中，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问题尤为突出。
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具体可参阅表4.1)。因此，阿根廷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早期工业的发展，乃至现代教育的发端，都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息息相关，都是为出口部门服务的。而出口部门发展的主要动力则来源于国际市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状况。当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顺利，国际市场对有关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时，初级产品出口国经济便得以增长;相反，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国际市场对有关产品的需求停滞不前时，出口国经济同样会陷入危局。也就是说，阿根廷在这一时期实现的“早期现代化”实际上主要依赖的是国际市场对其重要出口产品的较大需求，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英国和西欧国家对其产品较高的进口系数。另一方面，由于本国经济过于强调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工业消费品、机械设备则主要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这样，阿根廷通过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出口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主要体现出对外部因素的双重依赖：一是出口产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二是工业消费品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一种“依附性”的经济形态。
首先，阿根廷经济对农牧产品出口的依赖和进口工业品的依赖非常严重。到1914年，阿根廷出口产品的96%是农牧产品，其中53%是农产品，43%是畜牧产品。而本国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工业品和投入物则需要进口，其中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占44.7%，工业消费品占36.1%，机器设备占19.2%。其次，阿根廷的贸易对象国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英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例如，1907年阿根廷出口产品的40%流往英国，进口产品的30%以上来自英国。到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小麦出口的34%输往英国，14%出口到比利时，11%出口至荷兰。
[25]最后，阿根廷的“早期现代化”还主要依赖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根据表4.6的数据，到一战爆发前夕，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达到4.798亿英镑。英国资本几乎控制了阿根廷的主要行业，成为阿根廷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生活的真正主宰。列宁的一段话可以说是阿根廷上述问题的充分写照。列宁写道：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26]因此，由于阿根廷对英国资本、市场、和工业品的过度依赖，其经济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征。这种经济难以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而是主要仰仗所依赖国家或地区经济产生的外部拉动力。在1880—1914年的“黄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由于英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阿根廷经济得以平稳、迅速的增长，但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爆发后，阿根廷现代化的动力开始逐渐丧失。
[1] 关于这一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可见多种数据来源，计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数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安格斯·麦迪森利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出1870—1913年阿根廷GDP的年均增长率为6.02%，参见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柯林·刘易斯则认为，阿根廷在1875—191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见柯林·刘易斯《阿根廷：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停滞（1850年代至1980年代）》（Colin M. Lewis， The Argentine：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Economic Retardation, 1850s—1980s），奥格斯堡大学1995年版，第2页。
[2] 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Carlos Diaz Alejandro,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耶鲁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3页。
[3] 1881年阿根廷第一次发行全国唯一流通的货币金比索。1个金比索等于25个纸比索，5个金比索等于1英镑。
[4]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张凡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5] 欧内斯托·托奎斯特公司：《阿根廷共和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Ernesto Tornquis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rgentina Republic in the Last Fifty Years），布宜诺斯艾利斯，1919年版，第116—117、26、188页。
[6] 阿根廷全国统计委员会：《阿根廷共和国第三次全国普查》（Argentina Comisión National del Censo. Tercer censo national, levantado el 1 de junio de 1914），第7卷：工业普查（Tomo VII Censo de las industries），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年版，第46页和54页。
[7] 根据《阿根廷第三次全国普查》的数据计算得出。
[8] 欧内斯托·托奎斯特公司：《阿根廷共和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第106、123、130页。
[9]③ 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第88—89、750页。
[10] 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卷（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第776页。
[11] 欧内斯托·托奎斯特公司：《阿根廷共和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第273页。
[12] 詹姆斯·斯科比著：《潘帕斯草原上的革命：1860—1910年阿根廷小麦的社会史》（James R. Scobie, Revolution on the Pampas： A Social History of Argentine Wheat, 1860—1910），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出版社1964年版，第117页。
[13] 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约1870—1914年）》，载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
[14] 关于这一时期移民的流入情况，参阅唐纳德·卡斯特罗《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发展和政治学，1852—1914》（Donald S. Castro,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of Argentina Immigration Policy, 1852—1914），旧金山，1991年版，第267页。
[15] 阿根廷统计局：《阿根廷共和国第一次普查》（Argentina Superintendente de Censo. Primer censo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Verificado en los dias 15, 16 y 17 de septiembre de 1869. Bajo la direction de Diego G. de la Fuente, Superintendente del Censo），布宜诺斯艾利斯，1872年版，前言第19页。
[16] 科尔特斯·孔德：《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约1870—1914年）》，载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347页。
[17] 同上书，第351、352页。
[18] 欧内斯托·托奎斯特公司：《阿根廷共和国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第266页。
[19] 科尔特斯·孔德：《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约1870—1914年）》，载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353页。
[20] 维农·洛威尔·菲尔普斯：《阿根廷的国际经济地位》（Vernon Lovell Phelp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of Argentina），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第246页。
[21] 叶尔莫拉耶夫主编：《阿根廷史纲》（上册），第353页。
[22] 埃塞基耶尔·加略：《阿根廷的社会与政治（1880—1916年）》，载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第387、373页。
[23] 关于激进公民联盟的崛起及其执政情况，参阅帕乌拉·阿隆索《革命与投票箱之间：1890年代阿根廷激进党的起源》（Paula Alonso， Between Revolution and Ballot Box： The Origins of the Argentine Radical Party in the 1890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安妮·波特：《1917—1930年阿根廷民主的失败：一种制度观点》（Anne L. Potter,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in Argentina 1916—1930：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第13卷，第1期，1981年5月，第83—109页等。
[24] 拉美经委会：《阿根廷的经济发展》（ECLA,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la Argentina），墨西哥城，1959年版，第4页。
[25] A.奥康乃尔：《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自由贸易：20世纪20年代的阿根廷》（A. O'Connell, “Free Trade in one （Primary Produc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Argentina in the 1920s”），载基多·迪·泰亚和D. C. M. 普拉特主编《1880—1946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Guido Di Tella and D. C. M. Platt,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1880—1946），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2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列宁全集》（第27卷）（1915.8—1916.6），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3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