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迁台后的国民党政权、1957年成立的沙立政权、1960年成立的朴正熙政权、1965年的新马分离、1966年成立的苏哈托政权、1970年成立的拉扎克政权、1972年成立的马科斯政权等分别标志着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进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这一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以次权威性政治人物为中心、议会或政党政治变成民主主义的一种象征、军队或独裁性政党与技术性行政官僚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及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政治主体，并在此体制下出现了被誉为“东亚奇迹”的经济高速增长局面。

如同前述，即使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时期，权威性政治人物仍然是国家或地区权力的中心，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马来西亚的拉扎克、菲律宾的马科斯等，但他们缺乏第一代领导人的“民族英雄”光环，难以用大众动员的方式稳定自己的政权，其执政的基础在于经济迅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换句话说，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一方面来自这些权威人物具有强烈的经济现代化取向，另一方面其政权的正统性及合法性也来自经济的增长。例如泰国军人独裁政权领导人沙立在1960年8月21日的演说中，强调“此次革命成功或者失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发展是革命事业的心脏”^[1]。韩国军人政权领袖朴正熙认为：“今天我国面临的不安和混乱，全部来自赤贫状态。从贫困中摆脱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优先的课题。民主主义的健全发展也好，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好，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2]

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时代，权威性政治人物通过军队或者独裁性政党、或者两者并用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及政权的稳定，议会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点缀，即使存在议会议员的选举，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主义。例如在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执掌最高权力的权威性政治人物沙立、朴正熙、苏哈托等人本身就是军队高级将领，通过军事政变或在军队支持下取得政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军队维持政权的稳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其领导人拉扎克、李光耀等是通过独裁型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地位来维持其政权的;而在菲律宾，马科斯先是在政党的支持下当选总统，然后在1973年对全国实施军事管制。在这些强权政治人物的统治下，议会要么被取消，例如1959年到1971年的印度尼西亚、1961年到1963年的韩国、1969年到1971年的马来西亚、1972年到1978年的菲律宾，要么演变成形式上的选举。例如在新加坡，从1968年到1981年，人民行动党占据了100%的议会席位，即使在1981年以后出现少数在野党议员，也多为执政党的有意安排;在马来西亚，以“巫统”为中心的“国民阵线”始终控制着国会两院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在印度尼西亚，自1971年恢复议会政治以来，直到1992年，执政的“专业集团”每次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一直在60%以上，再加上由总统任命的议员，执政党占据多数国会席位并垄断着人民协商会议，在野党成为摆设，因而使苏哈托连续五次顺利当选总统，其中有四次是在无竞争者的状况下当选的。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选举的形式也被取消了，议会成员多为任命制，不仅出现许多终身议员，而且其职务也大多成为一种名誉。

在利用军队或独裁性政党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强人政治家依靠技术型官僚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谓技术型官僚是指官僚不仅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主要角色，而且也是政治权力的统治工具以及政治过程的全部参与者，特别是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计划制定、政策立案、法律实施方面起到主导性作用，而且这些精英型官僚多毕业于欧美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或行政学专业，与传统类型的官僚不同，以合理性作为其行为准则。例如在韩国，尽管朴正熙为让军人转化为公务员而在1963年修改了《国家公务员法》，使特别录用的高级官僚占到14.8%，其中军人出身者为20%左右，但在经济企划院、财务部、工商部等经济管理部门，完全由专业人员组成，几乎没有军人或军人出身者。^[3]特别是由技术型官僚组成的经济企划院，其任务不仅是制定发展经济的计划，而且监督落实经济计划并为此协调各行政部门的工作。该部门之所以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权威性来自编制详细的政府预算方案，并由军队式的行政管理加以贯彻，同时还具有海外借款许认可权限;在官僚政治化现象较为突出的马来西亚，不仅行政官僚被编入执政党的支配体系，而且采取各种措施将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培养成与“遵守法律与秩序”的传统官僚不同的具有专业知识、实干思想、注重效率、推进改革经济发展意识较强的技术型官僚;在政官一体化的新加坡，其技术型官僚的培养、使用更具特色。新加坡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实施精英教育，对优秀中学毕业生到海外留学提供政府奖学金，这些学生负有毕业后在政府机构工作一段时期的义务，同时担任公共企业的首脑。他们既是政府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这些经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经过各种锻炼后发展为执政党的政治家乃至内阁成员。

一方面由军队或独裁型政党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由技术型官僚制定并落实经济发展计划，同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推动出口导向及重化部门进口替代工业化等较为合理的政策，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从6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60年代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以及70年代以钢铁、石油化工、造船为中心的重化部门工业化导致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在整个70年代，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55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643美元;1965年在高雄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的中国台湾，70年代实施推动重化产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十大项目建设计划”，80年代进一步转化为以高技术为中心的电子产业，从而使中国台湾年均经济增长率从1960年到1989年保持在9%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389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954美元;新加坡从1965年新马分离后就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其主体是外资企业和政府企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433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0897美元，为东亚地区最高。被誉为“东亚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最早进入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并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土地及人口规模较小、资源较为贫乏、区域外压力太大有关。^[4]

尽管在泰国，军事政变接连不断，而且战后大多数时间国家政权掌握在军人手中，但从1961年开始实行“第一次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推行以外资企业和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政策，70年代政府大力促进出口产业，80年代又推动重化产业、电子产业发展。从1960年到1996年，泰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大体保持在7%—8%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60年的97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750美元。在马来西亚，尽管拉扎克政权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但设立自由贸易区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措施，使马来西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年均增长率在70年代为8%左右，80年代为5%左右，90年代前半期达到9%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275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337美元。在以石油、橡胶、咖啡为中心的天然资源较为丰富、人口众多的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在1967年制定了《外国投资法》，但主要依靠国内资本进行60年代的消费资料、70年代的生产资料进口替代工业化，直到80年代以后才积极吸引外资，扩大劳动集约型产业制品出口。其年均经济增长率在70年代为7.7%，80年代为5.7%，90年代上半期为8.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77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40美元，在“东亚四小虎”中最低。尽管菲律宾亦被看做“东亚四小虎”之一，但经济发展状况不是太好，甚至被世界银行作为工业化失败的典型。因为1965年马科斯掌握政权后，制定了《投资奖励法》、《出口加工区法》、《出口振兴法》，1972年实施军管后更是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率亦为战后最高，但在特权阶层的把持下，发展的成果流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年均经济增长率60年代为4.8%，70年代为6.1%，80年代为1.9%，90年代上半期为2.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253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2美元，增长速度较慢。^[5]

东亚各国(地区)和地区尽管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发展主义政治体制下，存在着党政不分、军政不分、政企不分、各领域精英相互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弊端，遂造成市场经济不完善、贪污腐败盛行、金融体制漏洞百出、贫富差距过大等。不仅影响到经济到达一定水平后的稳定持续增长，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状况下，很容易受到外来资本的冲击。1997年东亚地区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 荻原宜之、村岛英治编:《东盟各国的政治体制》,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7年,第151页。
[2] 升味准之辅:《比较政治·3·东亚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302页。
[3] 田中诚一:《韩国官僚制的研究——以政治发展为中心》,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1997年,第153页。
[4] 大野健一、樱井宏二郎:《东亚的开发经济学》,东京:有斐阁,1997年,第237页。
[5] 大野健一、樱井宏二郎:《东亚的开发经济学》,第263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797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