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9宣言”^[1]是面对政治危机的军人政权采取的最后选择，是逆转“6月民主化抗争”进程的关键。经过这个转折点，全政权的政治危机得到缓解，而国民运动总部却丧失了相当部分的推动力和抵抗力。

关于卢泰愚发表“6·29宣言”的背景，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1987年的民主化不是统治势力内部的稳健派与强硬派之间妥协的结果。执政党原来是强硬派，但是民主化运动与美国对民主化的支持引起执政党分化出稳健派^[2]。稳健派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卢泰愚。

第二，“二金”未能使在野党候选人单一化，而且全斗焕认为通过调动执政党的组织和资金，在直选制上也能够获得胜利。所以它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3]。

第三，由于朴钟哲拷打事件使抵抗运动更过激，警察的镇压能力有限，因而准备投入军队，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阻止了军队的动员，而产生了“6·29宣言”。

在媒体资料上也可见美国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引起韩国政府变化的第一个因素是市民意识的成长^[4] ，第二，美国在幕后施加压力，而催促在军队的干涉以前，首先政府与执政党达成妥协^[5]”。在如此的情况下，全斗焕考虑了整个社会氛围以及市民意识的变化，推举了当时的民正党代表卢泰愚，使其发表“6·29宣言”。有人提出“6·29宣言”由卢泰愚起草而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推选卢泰愚为总统的工作核心班子均为全政权之人，所以宣言不可能出自卢泰愚个人的决定。

由全斗焕自上而下的策略所创制的“6·29宣言”，可谓全政权通过“直选制的不可避免论和‘二金’同时出线的必胜论^[6]”说服卢泰愚的杰作，从而成为终止“6月民主化抗争”，并带来巨大政治效力的策略性对应及突破性决策^[7]。

关于“6·29宣言”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有三种主张：第一，认为它是实质上的民主化宣言，这是卢泰愚阵营的主张;第二，认为它是实质性民主化的一个契机;第三，它仅是政治的自由化或开放。笔者倾向于第二、三种看法。在实际性的措施只停留在宣言的形式尚未付诸实践的情况下，可以将释放金大中和善良的人等视为自由化措施，因此将宣言本身理解为包含自由化的民主化体系会更好一些。

关于韩国民主化的路径，在野势力强调市民势力的作用，而且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化”(replacement)。军人政权强调“自上而下的民主化”(transformation)。依据亨廷顿的分类，韩国的民主化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折衷地结合的“通过妥协做成的民主化模式”(transplacement)^[8]。韩国的民主化模式是集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三种类型于一身的独特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民主化势力的分合：

第一，国民运动总部的解体。以国民运动总部为中心的民主联合势力，在“6·29宣言”以后，由于内部的混乱而陷于分裂，从而宣告了抗争的终结。其结果是自动抛弃了通过“6月民主化抗争”所得到的有利的政治局势，引起了军人政权的权力移动、全政权霸权的恢复以及国民运动总部的政治无力化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分离。从全政权的立场来看，它的最大成果是把部分政治精英引入到体制内部，孤立在野势力和市民势力。

第三，国民运动总部和中产阶层的分离。“6·29宣言”使中产阶层急速脱离了民主大联合。中产阶层的脱离暴露了中产阶层的政治目的，表现出中产阶层明哲保身、双重性、投机主义的本性^[9]。中产阶层既要维持经济发展还要改善政治。中产阶层在“6月民主化抗争”中追求的目标仅仅是政治程序的民主化。

第四，政治势力和在野党的地域主义分裂^[10]。“二金”因为候选人单一化问题而分手，其原因是在民主化的决定性时刻，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欲望超过对民主化这个国民性大问题的重视，不能让步于对方候选人，这是一种低水准的对决意识^[11]。“二金”的分裂带来了互相伤害的地域感情，在选举当中地域对立格局被军人政权所利用。

因为“6月民主化抗争”带有依照直选制改宪、恢复步骤性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6·29宣言”具有丝毫没有提及工人的团结权和罢工权、被解雇工人的复职以及农民的负债豁免及禁止农畜产品的进口等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等局限性。^[12]

从国民运动总部的观点来看，“6·29宣言”是通过民主抗争争取民主力量的胜利，而且让处在政治危机下的全政权屈服。但是，它是为了削弱大众的民主化热情，通过与相对来说易妥协、协调的在野势力的直选制改宪协议，欲拓展威权主义政权的危机突破口。这是一种“战术性后退措施”^[13]。全政权把“6·29宣言”作为威权主义政权突破危机的对策，试图把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引进改宪及选举法协商的圈子里，从而在“实际瓦解6月民主化抗争的历史框架民主联合”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野势力和国民运动总部因为对政治格局认识的局限性，从而暴露出民主联合解体、丧失国民赋予的政治上的主导权的弱点。

从军人政权的立场来看，通过“6·29宣言”，军人政权脱离了从“6月民主化抗争”开始的政治危机，分裂了国民运动总部，再次形成了对军人政权有利的条件。在如此的情况下，“二金”与政治势力的地域主义分裂，通过军人政权的安定化和民主选举，对给予军人政权再生产政权作出决定性贡献。

[1] 内容:(1) 通过与在野党的协议,迅速改宪,实行直接选举总统制,1988年2月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虽然一直主张议员内阁制改宪,但是,如果多数国民不接受的话,为了克服社会混乱和实现国民大结合,就必须选择总统制。(2) 修改总统选举法,最大限度地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3) 为了国民的和解,赦免金大中并恢复其政治权力,释放政治犯。(4) 扩大和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民正党将经常与人权团体协商。(5) 为了实现言论自由,必须对相关制度进行根本修正。修改《新闻基本法》,允许地方记者自由采访,废除记者证制度。只要不妨害国家安全,一切言论自由。(6) 实施地方自治,保障大学教育的自治。(7) 开展健全的政党活动,必须推行对话政治。但是,如果在野党通过暴力实现自己的主张,坚持要执政党让步也是不行的。(8) 消除流言蜚语,进行社会净化,创造彼此信任、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同体。《东亚日报》,1987年6月30日。
[2] [韩]孙浩哲:《解放50年的韩国政治》,新路,1996年,第161—167页。
[3] [韩]金永明:《韩国现代政治史:政治变动的李雪》,乙酉文化社,1996年,第377—378页。
[4] 朴世吉 :《再写韩国现代史》,石枕头,2002年,第191—192页。
[5] 《东亚日报》,1987年7月2日。
[6] 《中央日报》,1994年4月8日。
[7] [韩]梁佶炫:《第三世界民主化的政治动因比较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第132页。
[8] [美]亨廷顿:《第三波》,金英,1991年,第151—157页。
[9] [韩]郑大和:《韩国的政治变动,1987—1992: 国家—政治势力—市民势力的关系中心》,首尔大学政治学博士论文,1995年,第139页。
[10] [韩]朴玄埰:《为青年的韩国现代史》,松树,1994年,第379—380页。
[11] Yoon,SangChul:《19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转移过程》,首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12] [韩]梁佶炫:《第三世界民主化的政治动因比较研究》,首尔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第146页。
[13] 民族民主运动研究所:《下半期国民运动方向和课题》,载于《国民运动总部民主宪法争取国民运动总部评价书,资料编1》,1989年,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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