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体系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切合本国国情、适应发展要求的教育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制度。可以说，教育分流制度的实施在新加坡有着现实的需要。

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宗旨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十分匮乏。李光耀曾经多次指出，除了人，新加坡可谓一无所有。人是新加坡可以挖掘和开发的最重要的资源，如何利用好“人”这个要素就成了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事半功倍的关键。事实证明，新加坡的成功也正在于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有效开发新加坡的人力资源。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精英与大众兼顾，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育分流，通过不断优化的教育，力求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新加坡之所以走精英与大众兼顾的道路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小国寡民”的新加坡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角逐场上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培养出大量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而新加坡对于人才的定义是十分宽泛的。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批世界级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来导航、来创新，创造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无与伦比的优势，从而为新加坡的发展开拓出空间，“争当第一”和“追求卓越”。“第一”和“卓越”需要一流的人才来创造，“他们思维敏捷，判断准确，有很强的感召力，能够把周围的人组织起来去完成艰巨的任务，作风廉洁而富有牺牲精神，是治国和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栋梁之材，他们是社会的精英”^[1]。一流的人才只有通过精英教育来培养，因此新加坡保留了宗主国英国精英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需要大量拥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承担起了经济建设的最基础的工作，他们虽不是全才，但是他们凭借他们的特殊技艺，同样在社会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新加坡的“小国寡民”和“除了土地和人口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特殊国情，使得新加坡不可能像其宗主国和其他大国那样大范围地实行精英教育，1979年以前旧的教育制度不仅产生很高的辍学率，而且教育资源极大浪费。弹丸之地经不起大面积的教育损失，更必须兼顾精英和大众进行全民培养，从而使每一个人都通过适当的教育而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因为未来社会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某些杰出人物的素质，而且更取决于全民的素质：不仅未来人的命运决定于教育，未来社会的兴衰也愈来愈依赖于有多少人接受过教育。李光耀就曾经说过：“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跨入发达国家之列，必须进行全民教育，必须拥有一个广泛的教育体系，保证一个有文化劳动力队伍，可以在今后被培训以满足工业社会的需要。”^[2]

正是在这意义上，可以说，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做出的唯一的、同时也是明智的选择。分流教育的目的很明确——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

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要

R.Murray　Thomas和T.Neville　Postlethwaite关于教育变革的动力提出三个“sufficient”：　sufficient　dissatisfaction(充分的不满)，　sufficient　fear(充分的担忧)，sufficient　inducement(充分的激励)。“充分的不满”是指个人对现实状况不满足，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使他乐于付出努力;“充分的担忧”是指一个人乐于去变革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损失性的后果;“充分的激励”是指一个人之所以乐于变革，是因为他预期到变革后潜在的收益，并受到这种收益极大的诱惑。^[3]用这三个sufficient可以很好地解释新加坡第二次工业革命对教育制度变革的需要。

1979年教育改革之际恰逢新加坡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机遇，逐渐转轨的时期。此前20年的工业化历程使得新加坡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多元经济结构。但在70年代末新加坡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外部环境上看，世界经济开始结束此前的繁荣局面而走向低迷。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使得新加坡的出口业受到极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这时候新加坡的邻国开始纷纷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利用自己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产资源在世界初级品市场上与新加坡展开竞争。从内部经济环境上看，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趋于饱和，又难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技术工人缺乏。如果不改变现状，走经济发展的新路，新加坡将会被世界经济所淘汰，这使得新加坡人产生“充分的担忧”。而新加坡当时的教育制度下失学率居高不下，更不用说无法培养出适应经济转轨的人才，整个新加坡社会对现有的教育制度有着“充分的不满”。同时李光耀等领导人看到了日本由教育兴国的成功先例，“李光耀曾多次赞扬日本年轻一代很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在高等教育部门接受技术教育的普通民众的高比例，他认为新加坡应该学习日本”^[4]，这种教育的潜在收益使得李光耀政府对教育变革产生极大的热情，可以说这是一种“充分的激励”。为此李光耀政府发起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全面开展技术革新，淘汰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促进工业升级。这无疑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据1979年新加坡劳工部的预测，1981—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若要达到10%，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必须提高到7%—8%，按这个要求计算，新加坡每年仍将缺少工程师400名，其他大学生1050名，技术人员910名，熟练工人1980名。”^[5]现实的发展需要专门的技术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劳工，就使得教育分流显得迫切而又实际。

[1] 郑维川:《新加坡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
[2] Lee,　W.　O.,　Social　Change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cmillan,　1991, p. 98.
[3] R.Murray　Thomas,　T.N.Postlethwaite,　eds,　Schooling　in　East　Asia:　Forces　of　Change,　Oxford,　Pergamon,　1983,　pp. 10—35.
[4] Lee,　W.　O.,　Social　Change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cmillan,　1991,　p. 99.
[5] 高芳英:《论新加坡的教育改革》,载于《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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