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地区的历史背景来看，尽管各国存在着程度上的些许差异，但在传统文化中权威主义、集团主义色彩较浓的特征上具有共性，同时无论在经济发展的方面，还是在自由平等意识以及民主政治实践的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即使在摆脱发展主义的政治体制后，从属性较强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仍需要在国家的组织和主导下，进行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行军，从而在政治体制上呈现出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战后的日本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即所谓的“55年体制”。虽然在世纪之交前后，韩国与台湾地区出现了政党间权力交替的政治民主化现象，但正如其地方对立的“地域政治”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政治”所体现的那样，属于尚未稳定的精英主义政治体制。

比起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来，日本要幸运得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其受到的殖民压力相对较弱，而且传统的幕藩体制有利于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下层统治阶级进行变革;另一方面，对形成近代国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代领导人、即“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在新政权成立后十年内相继去世，从而使权力从革命领导人手中转移到第二代的建设领导人手中，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被称为“元老”的政治家并未受到严重的挑战，得以集中精力去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从当时树立天皇权威并给予实际统治者以合法性、军人在政权中起到较大作用、利用文官制度推进经济迅速发展等特征来看，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主义政治体制。当然，在“元老政治”因开国元勋逐渐谢世而趋弱势、军队尚未与社会运动相接合时，在工业化及城市化造成的中间社会阶层基础上，出现了短暂的政党政治。但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即国际上殖民主义的盛行，国内因农民贫困而市场狭小，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日本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最终陷入全面战争的泥潭，并导致战败被占领的结局。

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麦克阿瑟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和平宪法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水平，因而世界冷战乃至朝鲜热战的爆发使保守派政治家吉田茂通过“逆流”的方式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拉回到恰当的精英主义模式上。具体地说，吉田茂内阁重新解释宪法并设置不称军队的军队——“自卫队”、重建中央集权制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镇压革新政治势力、剥夺共产党人的公职、恢复战争罪犯的政治活动及出任公职的自由、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加强“爱国心”教育、在经济领域停止解散财团改革措施等做法，比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后退了一大步，但这是在日本实际发展水平基础上对美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改造日本的修正，并没有改变在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多元政党政治体制。其特征是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存在、精英官僚制度化基础上的政府间接主导市场、政治组织与政治过程的制度化、候选人取向型的选民投票行动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70年代以前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作为革新势力的代表，在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议员利用各种合法乃至非法(例如拒绝审议、提出各种不信任案、拖延表决时间、甚至强占议长席位阻挠召开会议或进行肉体冲突等)的手段，阻止执政党提出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法案通过国会审议;在社会上，该党领导或指导了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反对国会通过这些法案，正如在1956年的教科书审定、1958年的加强警察权力、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上体现的那样。这种竞争性政党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社会党在国会中的斗争以及社会党领导下的国民运动迫使执政的自民党从“政治重点主义”转向“经济重点主义”;在社会党及广大国民的压力下，自民党注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福利制度，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稳定了的社会秩序;针对来自社会党及其支持团体“总评”的压力，自民党不断采取有关措施，尽可能地将工人的斗争运动纳入体制内;社会党的存在及其对执政党的监督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政治腐败泛滥的作用等方面。但是，由于社会党没有及时地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结果在70年代以后其势力逐渐衰弱，失去了监督执政党的应有功能。

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的同时，也实行了考试录用文官制度，但也存在着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僚。战后初期日本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规定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经过考试录用，并将考试分为上级甲种的干部候补公务员、上级乙种的主管业务公务员、中级的一般性公务员和初级的辅助性公务员，前两者需要大学毕业文凭，后两者需要高中毕业文凭。国家公务员考试十分严格，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1985年改为一级考试的上级甲种考试，合格率为5%，录用率仅为2%。^[1]因为干部候补公务员可升任课长以上的职务，直到行政官僚的最高职务——事务次官，而主管业务公务员最多升任到课长一级。干部候补公务员大多来自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法学部，这些人精通法律知识，善于学习，具有较强的民族使命感、责任感和立法意识。正是在这些精英官僚的主导下，制定了诸多的经济发展计划，其中包括最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时制定了更为具体的产业政策，直接对企业进行软性的“行政指导”。虽然名为“指导”，但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因为行政机构所拥有的公共资金分配、许认可、财政投融资以及政策性减税等权限是企业难以抗拒的。当然，企业界并非百依百顺，在维护市场经济及企业经营自由的范围内听从政府的劝告，否则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通过政治家维护企业界的利益，正如60年代初通产省三次提出的《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均遭到国会否决所体现的那样。无论如何，由制度化的精英官僚组成的行政机构，特别是在以通产省、大藏省、经济企划厅等经济主管部门的主导下，政官合作、官民协调对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的恢复与高速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从日本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其制度化的程度较为成熟。选民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以“财界”、“农协”、“总评”、“同盟”、“创价学会”为中心的利益集团聚合这些利益要求，并将其提交各自在国会的政治代表——自民党、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等，同时利用选票、政治资金、人际关系、直接参与等政治资源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与此同时，行政机构的各省厅以课为单位起草法案，经过各局与本省厅的协调后，提交执政党的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后以内阁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审议。议院运营委员会决定将有关法案交付常设委员会或特定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提交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然后提交另一议院审议通过。两院均审议通过后，正式成为法律，由行政机构加以执行。在国会审议过程中，执政党、在野党不断进行交涉，以求达成妥协，否则成为废案或延期审议。

战后日本成年男女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民主化改革并没有改变日本国民追随权威的传统行为模式，他们更多的是通过选择候选人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选择政策或政党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投票行动，而地域型代议制又使其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所谓地域型代议制是指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大多来自某个特定地方选区，多为自己的家乡，因而是一种地域型的政治代表。例如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内，500多名众议院议员均来自全国130个选区，即使在1994年通过政治改革法案后，仍然有60%的众议院议员来自全国300个选区;在参议院，也有60%的议员来自以都道府县为单位的选区。出身这些地区的国会议员除平常利用各种形式与选民密切关系外，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为选区争取更多的政府财政和公共工程，而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又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自民党最大限度利用了政府拥有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资源。即通过地区开发计划及其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公共投资、补助金等形式建立了一套维持其政权稳定的“利益诱导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通过对行政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将有关地区或团体承包的公共投资项目纳入政府预算方案，遂将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到自己的选区或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形成稳固且可以世代相传的选举地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著名政治家田中角荣。作为田中角荣出生地的新潟县，位于日本海北部有名的偏远农业地区，战前曾频繁发生佃农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因而在战后初期一度是社会党的地盘。1952年田中角荣成为自由党的总务后，利用其在吉田政权中的政治影响力，为故乡带来许多道路、桥梁、隧道、河川、开垦等公共事业，得到选民的大力支持，不仅将社会党逐渐赶出该地区，而且也将原其他保守势力的选票拉到自己名下。即使在1984年田中因洛克希德案被判有罪，仍然以最高选票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在他1992年退出政坛后，其女田中真纪子立刻继承其地盘当选为国会议员。

[1] 《日本公务员白皮书》,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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