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地方派系政治”，是指派系成员通过各种关系在派系内部进行利益的互惠和交换，同时与其他派系进行对抗，并通过“恩庇-侍从”的方式与政治权力进行交换;所谓“黑金体制”(其全称应是“黑权金权体制”)，是指台湾在进入民主化时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畸形的政治活动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黑道和金钱势力渗入政治领域，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等手段谋取自身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本意被扭曲，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被严重忽略。

民主化启动以后，威权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台湾地方派系乘机进入“中央”，和黑金一起，盘踞了台湾政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式民主”。

长期以来，派系主宰了台湾的政治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成为除了政党之外影响台湾政治最重要的团体。根据台湾学者的统计，台湾全省21个县市，先后出现的县市级派系有将近90个，^[1]山地与离岛除外的275个乡镇市中，213个乡镇市有派系，其中166个地方有明显派系对立的情形。^[2]解严后，派系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民党虽然还是台湾政坛的主角，但随着地方派系的“中央化”、财团化和黑道化，派系的力量更加强大，其影响力大增，^[3]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加强和派系的合作，甚至连李登辉在选前也要以“总统”身份接待帮派山头。^[4]同时，民进党的势力不断成长，特别是民进党制定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瓦解国民党和地方派系的“同盟军”关系，于是，派系政治的运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地方派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民两党拉拢的对象，国民党虽然还能用“党德”、“党纪”来约束党籍派系领袖，但显然过去那种上令下达的威风已经不再。民主化初期，国民党仍然掌握着最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在很多地方，国民党提名以及随之而来的辅选仍是最大的胜算因素，地方党部充当地方派系和国民党中央的中介，在提名问题上拥有很大的决定权，是各派系争取的对象。但是，随着民主化的深入开展，党、派之间恩庇-侍从的主从关系悄悄地在瓦解，虽然尚未达到完全决裂的程度，但是地方党部的权力和威望已经开始衰退。在一些地方，每逢选举，往往由各派系自行协调产生候选人，然后由地方党部加以提名。在一些县市，比如澎湖县，国民党和军方的势力消退以后，派系势力占据了地方政坛，其中，“霖派”代表人物林炳坤的服务处“似乎有取代国民党澎湖县党部的迹象”^[5]。第二个变化是地方派系的经济地位发生了蜕变，从转型前地域性经济(金融保险、汽车客运等)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涉足证券、房地产炒作、建筑业等高利润行业的财团。据统计，台湾的15个县市，37个派系，经营(参与经营)的实业共214家，其中，20家建筑业、45家证券业、29家银行业和信用合作社、28家综合性企业(企业集团)、10家农会和水利会、14家娱乐旅游业(主要是饭店)、9家交通运输企业、28家工业企业(含轻工业和重工业)、其他(医院、媒体、农业等)15家。其中，银行证券业有74家，约占34.5%;建筑业20家，约占9.4%;综合性企业和工业企业56家，约占26.2%。三者合计共占70.1%。^[6]也就是说，地方派系经营的行业中超过2/3是台湾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丰厚或垄断性很强的行业。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经济出现迟滞，“地方派系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渐失血中”，派系的力量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是某些派系(如基隆市谢派)的影响力却有增长。^[7]第三个变化是随着派系经济地位的上升，“派系倒戈”反对国民党的现象屡屡出现，给民进党制造了发展空间。派系倒戈是国民党和地方派系关系紧张的表现，表明地方派系已经能够通过公开的行动挑战国民党的权威。如在1989年“三项公职人员”选举中，在彰化县，国民党提名白派的施松辉出来竞选，红派心生不满，在选举时故意不支持施松辉，甚至暗中帮助民进党候选人周清玉，红派的“放水”使施松辉败选而周清玉坐收渔翁之利。

黑社会的地域性比较强烈，从地域上划分，台湾黑社会组织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角头”，大多是以某一区域为界，很少向外发展，在地盘内坐收保护费或自行经营生意，独霸一方;二是“帮派”，不以区域为界，进攻性强，组织也较庞大，可打入其他地盘。从力量的变化看，进入民主化时期后，原来被地方派系收揽门下的黑道势力，在财力壮大后自立门户或是反客为主;部分采取企业化经营的黑道势力或出钱抬轿，或由重量级的黑道兄弟亲自披挂上阵，成为县市“议会”的主导或县市行政机关借重的谈判对象。黑道介入政治的途径大约有：(1) 受候选人的收买或掌握之后，替候选人到各地去要挟“桩脚”(选举时能掌握选票取向的人)和对手，以暴力的手段“搓圆仔汤”或是强迫配票;(2) 运用自己的实力，支持候选人并且帮助他当选，日后再从当选的“民代”身上获取方便和利益;(3) 亲自下海参与选战。^[8] 黑道介入政治，以彰化、云林、嘉义、高雄等地区最严重。在台湾中南部，派系问题特别严重，派系经常和黑道相结合，甚至有些派系本身就是黑道。1989年举行“三项公职人员”选举，其中，“立法院”选举是台湾有史以来“国会”第一次全面选举，国民党要“保政权”，民进党要“夺政权”，选战空前白热化，黑道分子开始大规模介入选举，并形成惯例，此后愈演愈烈。黑道介入政治的结果，形成了“黑白共治”的局面。

“二蒋”统治时代，官大于商，政商勾结不是很严重。李登辉上台后，积极寻找多金的大资本家的财力支持，上行下效，政商勾结蔚然成风。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被李登辉视为“在民间最好的朋友”^[9]， 张荣发出资设立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被视为是替李设立的幕僚机构，参与“国统会”的研究人员名单及采用的研究报告很多出自“国策中心”。商人以其财力提供给李登辉“金脉”，弥补了民主化初期“总统”权力基础削弱的缺陷;反过来，商人也从对“总统”的效忠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张荣发麾下的长荣集团受李登辉的恩庇，享有许多特权，如原先政策规定货柜场仅准设在港口附近，张荣发第一个打破这项规定，获准在桃园南坎一带设货柜场;原来政策规定国际航线不得民营，张荣发也是第一个打破这项禁忌的。政商勾结中最重要的是“总统”和商人的关系，李登辉如此热衷于广结“商”缘，上行下效，“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党、民进党，主流派、非主流派，纷纷寻求商界的朋友，使得“这种‘金脉’控制‘人脉’，更进一步控制‘权脉’的趋势更加浓厚”^[10]。

“立法委员”中，几乎大部分都同时拥有企业主身份，这些商人为何纷纷以商入政? 原因在于：民主化时期台湾的行政权力下降，“立法院”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只要能进入“立法院”，就能为自己的企业争取更多的利益，善于利用政商关系理财者甚至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最典型的是沈世雄，近12年的“立委”生涯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立委”身份使他名利双收：经济上，从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挂名负责人逐渐变成横跨钢铁业、银行界、证券业的大企业家，享有“钢铁守护神”的声誉;政治上，由国民党提名，成功上垒，成为“立法院副院长”。沈世雄的故事，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版的“麻雀变凤凰”。^[11]民进党号称“制衡”，抨击国民党在地方搞“金权政治”，但是他们为了实现“地方包围中央”的理想，不但无法改变金光闪闪的地方政治生态，还要大力延揽地方上的“金牛”、“金象”加入民进党。2000年 “总统大选”，民进党以“阿扁没包袱、黑金一定除”为号召夺取了政权，但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民进党就开始了“黑金化”，接纳“黑金”力量。到了2004年“总统大选”时，民进党已经被指为“黑金进行式”，“总统府”更成为“新黑金中心”。^[12]

总之，地方派系政治和“黑金”政治构成了“台湾式民主”的两大基本内容，其对台湾民主化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1. 使台湾的选举变成了一场交易，选举政治“黑金”化，同时妨碍了正常的利益政治格局的形成

在派系的运作下，台湾的选举变成了一场交易：贸易商(地方派系)透过大盘商(大桩脚)、中盘商(中桩脚)、小盘商(小桩脚)向选民收购客户(候选人)所需商品数量(当选票数)，^[13] 然后标价出售，卖给出价最高的客户(候选人)。这样的民主选举已经市场化，偏离“选贤与能”的本意而带有“选钱与情”的含义，徒有一个“程序民主”的外壳而缺乏真正的民主的内涵。

选举的本意是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选出贤能之士，代表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但是，在黑金体制下，选举的本意被扭曲，选举变成了金钱游戏和暴力游戏。台湾的民主，“不是民主(Democracy)，而是有钱人在当家作主(Plutocracy)”^[14]。暴力介入是台湾选举的另一个特色。选战“白热化”之时，敢动用暴力，“表示他敢违法，能打击特权，还确实能争取到选票”^[15]。

正常情况下，民主化的推进，必然导致利益团体的复苏和兴起，从而形成利益政治格局。^[16]但是，由于台湾地方派系的私人、人情、侍从关系等非公共性质，使得地方派系不像西方的利益团体那样，具有公共讨论空间的市民社会形态。此外，地方派系的运作虽然具有现代的外衣，但是内容却是旧社会的人情和封建，因此，利益只分配到人情圈内的人，而不具备利益团体的公共性质。

2. 议会政治“街头化”

“国会”是民主化时期台湾政治活动的中心，它是议会政治的象征。黑金势力的渗入，使得议事殿堂街头化，各级“民意代表”动辄谩骂开打。各级“民代”的行为营造了一种粗俗的“打骂文化”，善打者即会有掌声，拒绝打就成了狗熊。^[17]影响所及，社会上也充满了暴戾之气，甚至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成长。花莲市明义国民小学四年级男生在作文里写道：“我在电视里看到立法委员一言不合，就用上钩拳和飞龙腿来踢，真是好精彩”，“我要上山练武，学会武功，来当立法委员”。^[18]

3. 政企勾结公开化

企业化政客已经成为“立法院”内真正的主流派，随着连任次数增加，“立院”里出现了类似日本“族议员”的成员，他们盘踞交通、经济等重要审查委员会，凭着日积月累的交情，和财团、行政官僚建立密切关系;而由职业团体选出的代表也并不能代表本团体的利益。比如，由农民团体选出的苏火灯被华隆集团聘为该集团旗下农林公司的董事长，而在苗栗县、台中县、南投县等承租农林公司林地耕种的农民北上陈情、抗议农林公司有意收回土地改作他用的行动中，本该为农民说话的苏火灯，却躲起来不见踪影。

各级民意机构均被金钱文化侵入，家资巨富、出手大方的“民意代表”在各级“民意机构”都变成同僚们喜爱的“议会角头”，拉帮结派。“议会”宛若青红帮的香堂，议员们互相帮助，一旦有事，则互为后援，帮忙解困。“华隆案”闹得满城风雨时，一向凶猛的“国会”却都变成了驯犬，包括“监委”、“立委”，甚至国民党各中常委，大家都“静观其变”，等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了，“立法院”和“监察院”却只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国会”的敷衍使本来很简单的“华隆案”拖了55天之久，最后以“交通部长”张建邦辞职草草了结。在基层，金权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当选的“彰化县长”周清玉指出，上年度的公共工程分配款8000万，早在她上任前就已被议员分配完了，这个现象造成她的施政无法开展，而工程招标时，则常有黑道介入。^[19]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巩固时期所面对的重大问题^[20]，解决得好，台湾民主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就会得到切实的提升。^[21]台湾社会也一直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通过“阳光法案”减少“黑金政治”的生存空间，民间团体和媒体的监督权在不断扩大，通过推动“三通”来密切两岸的关系从而压缩“台独”的生存空间，等等。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高票当选台湾地区新一届领导人，民进党及其“台独政策”被否决了，这标志着“台湾的选举政治性质将发生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以假民主、真民粹方式操控选举的最恶劣的、最丑陋的选举政治应该可以得到全面有效的遏制，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会被重视，并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选后，香港媒体期许：“如果马英九、国民党在今后治理得当，树选举新风气，树民主新标志，真正推动选举政治走上民主正轨，那么，台湾的选举政治能够获得重生!”^[22] 对此，我们表示同意并抱持谨慎的乐观。

[1] 陈明通:《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75页。
[2] 陈东升:《金权城市:地方派系、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第138页。
[3] 黄德福:《选举、地方派系与政治转型——78年(1989年)底“三项公职人员”选举之省思》,载于《中山社会科学季刊》,1990年第5卷第1期,第84—96页。
[4] 《“立法院”公报》,82卷43期,第3页。
[5] 蔡明惠:《民主转型中的澎湖地方政治生态》,载于《选举研究》,2004年11月第11卷2期,第133—162页。
[6] 廖忠俊:《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发展与质变》,台北:允晨出版社,1997年,第164—169页。
[7] 高永光:《二十一世纪台湾地方派系的发展》,载于《中国地方自治》(台湾),2001年6月,第55卷6期,第4—17页。
[8] 《铁枪难挡舌枪,子弹不敌银弹》,载于《新新闻》,1990年,第181期。
[9] 和李登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经国在民间也有“十大朋友”,他们都是勤勤恳恳靠双手讨生活的劳动人民。
[10] 苏子琴等:《权与钱——透视台湾政商关系》,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55—56页。
[11] 同上书,第123页。
[12] 任羽中:《台湾地区基层民主选举中的“黑金政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411019g.htm,2007-08-06。
[13] 廖益兴:《地方派系与金权政治》,载于《国家政策》双周刊,第69期。
[14] 《中华社民党竞选广告》,载于《中国时报》,1991年12月19日,第8版。
[15] 《庸俗的选举文化模糊了选举真义》,载于《中国时报》,1991年12月20日,第6版。
[16] 张世荧:《利益团体影响政府决策之研究》,载于《中国行政评论》,2000年6月,第9卷3期,第23—52页。
[17] 《两党开打规模空前》,载于《新新闻》,1991年,第214期。
[18] 李敖:《李登辉的真面目》,台北:李敖出版社,1993年,第105—106页。
[19] 《“竞选”与“被捕”都是国民党“提名”的》,载于《新新闻》,1990年,第181期。
[20] Hung-mao Tien & Yun-han Chu,“Building Democracy in Taiwan”,The China Quarterly,No.148,Dec.,1996,pp.1141-1170.
[21] Bruce J. Dickson,“China'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aiwan Experience”,Asian Survey,Vol.38,No.4,Apr.,1998,pp.349-364.
[22] 郭伟峰:《马英九当选后台湾可能发生的十大变化》,中评社香港3月23日,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6/0/1/9/100601992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601992&mdate=032300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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