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经济哲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灾害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顾问、世界银行总裁特邀研究员等多种职务。1999年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系统总结了他关于自由、民主、权利与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提出了以“扩展实质自由”为核心的新发展观——“自由发展观”，批评了“亚洲价值观”关于东亚模式和经验的许多主要观点，也修正了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华盛顿共识”。长期以来，森被看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发展问题上的“左派”，区别于包括世界银行多数经济学家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论者，在发展问题上对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学者、政治家有很大的影响力。

什么是“自由发展观”?

阿玛蒂亚·森继承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等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人的生活条件和幸福的经济伦理传统，提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1]森不是要去寻找其他指标或新发展要素来取代“狭隘的发展观”中使用过的工具性要素，而是通过扩大发展内涵并从“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新视角来包容这些工具性要素，重构发展的“手段-目的”框架，把发展的最高标准定位为以人为中心的实质自由，从而恢复了人自身在发展中本来应有的终极价值。“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自由。实质自由包括通常由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它还进一步包括了各种“资格”，所以既包含了又超越了以往各种新老自由主义者口中的“抽象”自由理念。要扩展个人的实质自由以促进真正全面的发展，就要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塑成个人“可行能力”的各种社会安排、环境因素。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参与民主和公开的社会讨论。

森的这种发展观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形成了，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总结其优点在于，以自由为基础的视角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对个人自由权、对实质自由所需的资源的集中注意。此外，森还引入了对实质自由进行测量的“可行能力方法”——按照每个人实际具备的能力大小来衡量人们实际享有的实质自由的多少。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森的新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与新发展观相适应的具体测量方法，每年都制定并发表《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采用了森的“可行能力路径”(Capability Approach)，并将其完善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理论范式——“人类发展分析路径”(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直接关注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性别问题、全球化以及社会民主参与等问题。

“自由发展观”如何批评“亚洲价值观”?

森治学领域广泛而精深，自诩他的经济学研究有“趋于超越经济学界线的倾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也认为：“阿玛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森的学识背景和研究旨趣使他极为重视社会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眼界高出了只看到经济要素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专门”经济学家，更能全面且深刻地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

森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常常被看做只是在每个人贪欲的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安排，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所以他十分重视商业伦理、诚信和契约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2]在这一点上，森认为自己追随了亚当·斯密优良的经济伦理传统，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也追随了马克斯·韦伯的研究理路，认真考查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各种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东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亚洲价值观”极为注意，并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论点展开评论，这并非偶然。森还指出，“社会价值观对确保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成功，可以发挥而且一直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市场机制、民主政治、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基本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公共行动和抗议的机构和制度”^[3]。这个基本态度超越了具体的要素分析，指向了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动力机制分析。他也确实在几部论著中用大量篇幅论述社会价值观的作用机制问题。

森根据其“自由发展观”，提出了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两条主要的立场性观点：

(1) 自由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是一种人们能共同分享的价值观。特别地，“实质自由”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发展中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发展旨在扩展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二是“工具性”作用——指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4]

(2) 民主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民主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民主在产生政治激励方面具有工具性作用，民主在形成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关于需求、权利和责任的力量与可行度的理解)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功能。这些非常宝贵的特征并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会被鼓吹纪律和秩序的主张所抑制。^[5]甚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也要依赖于发展进程中自由和民主的公共选择和公众参与。

主要以此两条原则为基础，森尖锐批评了主张“亚洲次序”的“亚洲价值观”，特别针对李光耀的一些言论展开评论。

首先是反驳“李光耀命题”，即自由、民主和权利妨碍经济发展，此即前述“亚洲次序”中的“先经济，后民主”论点的引申。森把这个命题称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目的就是要为“威权主义政治”辩护。这个命题的基础实际上是个别国家中特选的、有限的信息，无法对更广泛的信息资料作全面统计检验以验证之。“不能把亚洲一些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看作是威权主义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明，正如我们不能根据非洲增长最快的国家博茨瓦纳(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一直是那个多灾多难的大陆上的民主绿洲的事实而得出相反的结论。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确切的具体情况”^[6]。而且，在判断经济发展时，仅仅看到GNP或其他经济指标的增长是不恰当的，还必须看到民主和政治自由对公民生活及其可行能力的重要影响。毕竟，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此外，东亚“金融危机”证明发展中国家还是很脆弱的，一旦遇到发展挫折，高速增长期虚幻的社会阶层、种族和谐状况就易于崩溃，产生社会裂痕。因此，需要自由民主制度以及时反映各阶层的吁求，避免而不是修补严重的社会断裂隐患。这就是民主价值和制度可以提供的“保护性功能”。

其次反驳“李光耀推论”，即第三世界的公民特别是穷人关心经济问题甚于民主、自由等政治权利。森指出这种论点是没有实证证据的，而且在普通民众没有机会(民主制度)来表达看法、更无法与掌权的当局争论时，完全无法验证这个推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权利和自由的轻视往往是第三世界政府领袖的官方价值观，很难说是人民的价值观。举例佐证：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试图用同样的理由为她以前错误宣布的“紧急状态”辩护时，印度穷困选民用选票表明他们对否定基本自由和权利做法的抗议，绝不弱于对经济贫困的不满。韩国、泰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着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些都强化了印度例子的证明力度。^[7]而且，既然前述“李光耀命题”缺乏经验支持，理论上也讲不通，这个延伸的“推论”更是不能成立。

再次，森在人权问题上对“亚洲价值观”展开彻底的批评。森回到康德寻找思想武器，重提权利是作为人类的生灵天赋的资格，人权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区别于立法权利，以此反对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把人权等同于立法层次的法律权利的观点。而且，从规范性视角来看待，普遍人权应该“一般性的具有”，缺少人权和人权得不到落实，这两种情况应该分开。森还指出，亚洲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即使是李光耀一再强调的东亚，自身的多样化程度也很高，因此一味强调亚洲的文化特殊性和一致性，不仅错误而且是对广大人民的伤害。

以上三个方面是森对“亚洲价值观”主要论点的集中批评。此外，出生于印度书香世家的森还在文化交流层面对“亚洲价值观”的文化褊狭性做出反应。他并不反对亚洲文化的特殊性，反而不时地引用印度传统宗教和文化充实自己的论证。他反对的是违背民主、自由和权利基础的亚洲特殊性，是把价值观简单划分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上的“亚洲价值观”。同时，他指出文化的相对性是存在的，西方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西方与东方有很多相似点，东方内部的差异就更大了，而“亚洲价值观”论者单纯强调亚洲某些区域传统伦理中的纪律与秩序、忠诚与服从、国家与集体权利，鄙视或忽视西方的政治自由、民主、个人权利，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打扮成内含东、西“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这是错误的。他大声呼吁不同文化之间要有理性反思、相互融合以及交流欣赏。

“自由发展观”如何看待东亚发展?

森根据实质自由的“工具性”功能，即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的获得可以扩展人类的一般自由，从而为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点来看待东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绩，这样就把东亚发展的因素分析包容在自由发展观中。他指出东亚地区在发展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五种“工具性”自由中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即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方面。而对第一类、第四类和第五类，即政治自由、透明性自由和防护性自由则做得并不成功，这也是诱发东亚金融危机并显得较严重的根本原因。

经济自由或经济条件是指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在森看来，市场机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基础性的关系：市场机制是在“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分享”的条件下才能良好运行的，这里的“机会合理分享”指的就是实质自由的获得。在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东亚发展背后的经济条件，包括开放竞争、运用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高就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积极性的公共支持。而且认为这些因素或政策与民主价值是相容的，未必须有威权主义政权才能维持。^[8]

社会自由或社会机会，指的是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社会安排，这些机会影响了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森引用的正面例子就是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而且在对比中国、印度两国的发展经验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印度，除了印度改革较迟及其他因素外，印度在教育、卫生等方面整体落后于中国是关键原因。反之，中国市场化改革后，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反而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透明性自由指人们的社会信用，它与健全、规范的市场机制紧密相连，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东亚诸国在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防护性自由或防护性保障指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在发展中国家建立防护性保障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是他们在危难时赖以求助的实质自由。这两者与政治自由一起，构成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制度，体现了自由和民主对人民的保障性功能和对统治者的监督功能。缺少这些，威权或专制的政权很难主动去防治天灾人祸，最后吃亏受损的还是普通人民。森在灾害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使用了历史和现实的大量实例来证明这些观点。

总而言之，森在否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洲价值观”及其主要观点时，强调东亚奇迹的最根本经验是不断扩展的自由、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及不断增加的社会宽容，在此基础上才有人力潜力的发挥，才有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政府合理适当的宏观调控也才有稳定的基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发展的动力机制，东亚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和挫折，说明这个动力机制还不完善。

[1] 阿玛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61—262页。
[3] 同上书,第261页。
[4] 《以自由看待发展》,作者序言。
[5]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0, No.3, July 1999: 3—17.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
[6]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51页。
[7] 同上书,第153页。
[8] 《以自由看待发展》,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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