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现代化理论的发源地。1959年，爱德华·希尔斯在多布斯费利会议上，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做了高度的概括，认为“现代意味着民主、平等、科学、经济的进步和主权”，而“现代国家”乃是“福利国家”和“民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和进步”。①此后，具体阐述现代化理论的著作不断问世，其中具有广泛影响者，有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沃德和拉斯托根据1962年召开的以日本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编辑而成的论文集《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②这些著作 的相继发表，标志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逐渐形成。

但是，这种现代化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催生它的动力来自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而不是纯粹的知识和思想的探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在非洲和亚洲诞生了一大批新生的民族国家;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中，这些国家成为美国和苏联竞相争取的对象。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研究界密切合作，借助现代化理论而获得了一种对抗苏联的有力工具。根据现代化理论的描述，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乃是现代社会的样板，新生国家如果按照同样的途径去实现“现代化”，就一定能够获得美国式的民主和繁荣，也就会最终进入美国所主导的西方阵营，从而削弱或抑制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可见，这种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①也就是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现代化理论代表了一种非常美国式的企图，即劝说发展中国家根据洛克而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去进行其变革”。②

这种理论在外交中的作用，并不像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和谋士们所预期的那样见效;而按照现代化“路线图”寻求社会发展的新生国家，大多也没有变成美国那样的“现代社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遇到了多种危机。于是，“现代社会的样板”失去了昔日诱人的光环，而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也就不再具有多少可用的价值。不过，现代化理论的生命力却并未就此终结。这种理论激发了众多领域的学者探索“现代性”的热情，他们从各自的学科着手，力图揭示现代社会形成的机制和过程。于是，现代化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学术意义远远越出了美国政 府的谋士们的预想。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所观照的对象，从狭义的现代化转变为广义的现代化。①

中国的历史学者也从现代化理论中获得了解释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灵感。不少学者运用现代化理论来探讨现代世界的特征及其由来，并把现代化视为许多国家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实际历史过程。可以说，用现代化范式研究现代欧美诸国的历史，乃是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色。根据这种现代化的研究范式，西欧诸国和美国乃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它们通过“原发性”或“内源性”的现代化历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美国和加拿大作为两个发达的北美国家，自然成为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著。②这些著作大体上把美国和加拿大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描绘为一个现代化的历程，认为它们正像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逐步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中，“现代性”逐渐凸现，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中而渐趋丰满。

不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虽然美国人创立了现代化理论，但美国却很少有学者运用这种理论来诠释自己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呈现高度多样化的趋向，现代化范式只 是一个声势较小的研究分支。对于有些学者来说，现代化不过是新兴国家必须经历的过程，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早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似乎无需用现代化范式来加以解释。对另一些学者而言，现代化理论类似一个“烫手的山芋”，它一方面具有某些诱人的解释力，而另一方面又“过于蔑视差异和变化”。①即使在那些或多或少采用现代化理论的美国历史学者中间，关于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美国社会“现代性”的内涵，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有的学者声称，美国在独立以前就是一个“现代社会”。乔恩·巴特勒在对英属北美的人口、经济、政治、物质和精神生活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13个殖民地早在1776年以前就已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一个不同于英国和欧洲的“美利坚”社会。②罗纳德·杜弗尔用现代化理论研究1630—1763年间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社会变迁，并把这种变迁诠释为现代化的过程。③另有学者认为，是美国革命完成了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戈登·伍德早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阐释“现代性”的形成，认为在1776—1787年间，美国人的政治思维跨出中世纪而步入了现代，到制宪时期形成了一种现代“美利坚政治科学”。④他在近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革命前的英属北美是一个和母国及欧洲没有本质差别的社会，是美国革命使美国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有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也就是说，美国现代社会的诞生， 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结果。①还有学者把现代化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代表作是理查德·布朗的《现代化：美国生活的转变，1600—1865》。他认为，现代美国形成于186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②此外，还有不少史学论著借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某些概念，或受到现代化范式的启发，但其总的研究取向并不属于现代化史学的范畴。

较之现代化理论，更多的美国学者倾向于用“例外论”来解释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学者德博拉·L.马德森指出：“美国例外论浸透于美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之中，而且，在数个世纪以来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特性的一系列争论中，它也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③持美国例外论的学者相信，美国不仅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与欧洲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而且在道德上高于它们;美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美国例外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约翰·温思罗普关于“基督慈爱的典范”的演讲，通常被视为例外论的源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人来说，例外论的具体含义并不相同。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激进运动领导人曾借例外论来强调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特殊性。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美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一些与欧洲不同的理念之中：开放的机会，不受局限的进取精神，对特权的排除，以及个人独立”。④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例外论与现代化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按照现代化理论，美国并不例外，其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与现代欧洲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总而言之，虽然有一些美国学者运用现代化范式来研究美国历史， 但并没有产生如同现代化理论本身那样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此外，美加两国也很少有学者采用现代化范式研究加拿大历史。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尚未发现在这方面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论著。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加两国以外的学者采用现代化范式来研究它们的历史，特别是考察两国社会“现代性”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在准确把握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恰到好处地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讨论美加两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就有可能给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带来某种特色。

根据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现代化理论，广义的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它涵盖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和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这也是北美地区业已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加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既有成功的奇迹，也有惨痛的教训。不过，由于现代化往往被视为“一个永不停止的进程”①，因而如何界定美加两国现代化的起迄，乃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本书大体上把欧洲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作为现代化的起点;而以20世纪中期作为现代化基本完成的时期。虽然美加两国现代化的启动和进程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之间相似的历史特征和密切的联系，使得两者的现代化道路也具有某些相似性，因而可以放在同一个框架中来考察。

就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而言，美国的历史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记录。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力图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模式来重建社会;然而，北美不同的环境和其他条件，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对来自母国的观念、制度和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转化，逐渐建成了一个与母国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政治自治、追求利润和信仰自由的精神与制度，成为“新大陆”欧洲人社会的突出特征。美国革命不仅创 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制共和国，而且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殖民地时期奠定的基础上，这个新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19世纪，美国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边缘小国向着世界大国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领土的扩张，西部的开发，科技和制度的创新，经济能量的空前增长，国内市场的拓展，诸种因素和事变交汇在一起，推动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相形之下，加拿大的现代化历程则要曲折得多。如果说殖民地时期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新法兰西时代的历史则没有为加拿大留下多少有价值的遗产。虽然外向型的毛皮贸易为法国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它在推动殖民地社会的发展方面却作用有限。经过160年法国的统治以后，加拿大仅有不到10万人口，分布在若干个刻意模仿母国社会的欧洲人定居点。只有在新法兰西易手英国以后，随着农业拓殖者的大量移入和代表制政府的建立，加拿大才真正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样说来，加拿大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美国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在这个时间差中，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在殖民地时期就已拥有的领先优势，并借此确立了在北美大陆的核心地位。于是，加拿大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不仅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影响，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美国的模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加拿大人广泛借鉴了美国的经验，把美国的许多技术和实践直接应用于西部的开发和中部的工业化。186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联邦政府制定了称作“国家政策”的总体建国方略，对自治领时代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加拿大也完成了从乡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加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考察美国和加拿大的历史，具有其他范式所不具 备的长处。这样可以对美加两国从殖民地建立直到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整体性的考察，较之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活着眼来论述两国的历史变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样不仅可以清晰而连贯地展现美加两国从殖民地走向世界强国的历程，而且“还为在欧洲发展的大框架模式下理解美国历史提供了可能”。①同时，美加两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共性和差异，也可以在现代化的框架中得到更加透辟的诠释。从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着眼，加拿大的现代化从总体上与美国面临着大致相同的问题，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但就美加两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其间又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发展历程中受外来势力的影响更强，经济上具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而且在崛起的过程中对外部市场和资金的依赖性比美国更大，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多元性的接受也更早一些。

研究北美的现代化模式，对于理解具有经典性的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北美地区虽然有自己的古代历史，但美加两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却不是以土著社会为基点而展开的，而是以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定居者殖民地”为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现代化的启动，与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但是，北美的现代化，又绝不仅仅是西欧国家现代化的放射或延伸。在17、18世纪，北美地区乃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处在欧洲文化的外围边缘。移植到北美的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和非洲文化发生持续的冲突和混合，在一定程度出现了背离欧洲文化主流的趋向。但是，在18世纪末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个在北美大陆发生了变异的欧洲外围文化体，却奇迹般地发展成与西欧诸国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势头的新兴现代社会。自16世纪西欧诸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成功地完成从边缘向中心转化的国家为数不多，美加两国堪称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探讨北美现代化的经验，对于理解西欧的现代化以及“原发性”现代化的辐射性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理查德·布朗的话说，“如果要理解西方文化中的现代化的历史，就必须要解释美国的发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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