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君主制是在欧洲封建主义衰落和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典型的政体形式。它本身是封建君主制的发展,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但它的建立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国家统一的实现,也反映出统一的民族国家初具规模,在统一环境下,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破坏了中世纪的封建权力结构,有力地促进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专制君主制的首要功绩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四分五裂的封建状态,建立起有比较明确领土疆界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在专制君主制下,职业化的常备军和官僚体制开始发展起来。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寄生于社会的赘疣,显然,它是向着韦伯所说的法理型行政机制转变的初期阶段。
专制君主制打破了中世纪等级制对中央权力的限制,逐步开始实现中央政府对每一个臣民的直接统治。这方面突出的体现,一是全国法律的统一,二是全国性的税收。国家权力通过各种税收,尤其是人头税,直接作用于最底层的民众,与每一个居民发生了关系。后来的普遍征兵制进一步加强了居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此,民族(nation,即国民)之所以同国家(state)联系起来,不仅是由于地域、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也由于中央政府与国民的垂直联系和全国政治结构的同质化。
地域、法律、税收制度的初步统一,为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君主制也直接扶持资本主义。它们通常都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支持和参与国际外贸活动,其中包括殖民主义活动。一般来说,重商主义促进了资本的民族化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专家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进近代世界的大门。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上的完全失败。”[1]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有形载体,没有它,现代化是不能够起步的。这种说法对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应该是适用的。现代化都是以民族为单位发动的,各民族都追求自己的现代化。在这个前提下,以民族为单位组建国家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不能组建民族国家的地方,现代化就受到严重障碍。如前所述,专制君主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专制君主制对现代化的起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专制王权是现代化的起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开始,而是说在它的基础上,现代化过程可以开始了。由于专制王权的建立,中世纪已经被抛到了后面。前进的方向是一个现代的世界,民族国家是发展的实体。天主教大世界现在没有了,有的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实体[2]。
[1]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
[2]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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