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起义与长期议会的召开　当英格兰臣民对查理一世的统治怨声载道时，发生了苏格兰人民起义。苏格兰同大陆新教国家一样，16世纪完成了宗教改革，由卡尔文倡导的长老会制度在苏格兰占主导地位。詹姆士六世1603年前往英格兰以后，两国共有一王，但各自独立，议会和教会也互不隶属。然而查理一世提拔的大主教劳德从1628年起执掌国王的宗教和政府实权。劳德经常坐镇星室法庭和教会最高法庭，参与财政部和枢密院的内政和外交决策，他和斯特拉福控制着政府每一个部门。1637年国王根据劳德的建议，命令苏格兰采用英国国教祈祷书和宗教仪式。消息传来，苏格兰全国群情激愤。1638年苏格兰人在全国范围内组成“神圣的同盟和公约”，一场反对英国及其国教的人民起义爆发了。他们武装起来越过边境，进入英格兰北部，史称“主教战争”。查理与他的历代先王一样，没有常备军，这时招募军队又无经费，而军情紧迫。1640年4月13日，他被迫召集已停开11年之久的议会，并许诺废除船税，企图以此换取议会答应拨款，以便组建军队。但愤愤不平的议员们(许多人重新当选)在皮姆和汉普顿领导下，在下院猛烈抨击斯特拉福的暴政(宗教迫害和滥征赋税)，要求国王惩处斯特拉福。查理于5月5日解散议会。这届议会只存在三周，史称“短期议会”。
这时苏格兰人的起义不断扩大，他们占领英国东北部城镇、当时著名的煤炭出口港纽卡斯尔等地;英国内地城镇平民暴动，伦敦上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召开议会;查理一世于1640年9月在约克召开“大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贵族也要求召开议会。10月，查理一世与苏格兰人在里朋签订停战协定，答应每天付给苏格兰人850英镑，才签订最后和约。当时他连这笔款项也无力支付。走投无路之际，他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11月3日新一届议会开幕，这届议会断断续续一直存在至1653年，史称“长期国会”。
英国议会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的贵族和高级僧侣组成。根据1539年法规，政府各部大臣不再是上院议员^[1]。亨利八世以来，上院议员实际上都是世袭贵族，但国王可以剥夺其议员资格。下院议员经选举产生，名额逐渐增加。在都铎时期，公簿持有农也有选举权。不过当他们的领主竞选议员时，这些农民必须把选票投给各自的领主。虽然当时选举很不正规，国王对下院选举很有影响力;但只要是民选议员，就不会对王权百依百顺。
当选这届议会的574名下院议员中，161人是第一次当选，167人是短期议会议员，这300余人多数是反对国王暴政的。从出身看，330名议员是各地乡绅，即新贵族。他们多为商人、自耕农后代，其中1/3倒向王党阵营。另外240名下院议员享有各种贵族封号。从宗教信仰看，220名议员是国教徒;280名为各种教派的非国教徒，其中包括清教徒。这些人剪短发，被称为圆颅党人;有3名倾向天主教。在议会与王党的斗争中，最初130名议员是反对派，182名议员属于王党阵营。这些人一副贵族派头，被称为骑士党人或保王党人。
上院议员150人，教俗贵族分别为26人和123人。上院享有司法权，在革命期间站在下院和王党之间的立场上。到1648年，上院仅剩16人，其余均已离去。1649年上院被取消。
议会下院开幕之后，皮姆等反对派议员要求审判斯特拉福，伦敦市民和郊区农民游行示威予以声援。1641年3月，议会冲破王党分子阻力，开始讨论对斯特拉福的审判案，伦敦市民上万人请愿要求将他处以死刑，下院判之以叛国罪，上院于5月8日同意这一判决。国王面对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予以批准。5月12日，斯特拉福在20万人围观下被处死。随后，劳德也以叛国罪被投入伦敦塔，1645年被处死。其他一些大臣流亡国外。
下院于1641年2至6月通过《三年法》第三项立法：每两届议会间隔时间不得超过3年。国王不按期召集，议会可自行开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解散或中断议会。取消星室法庭和国教法庭。宣布以前国王个人统治时期征收的船税为非法，此后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吨税和镑税。释放李尔本、普林尼等政治犯。
1641年10月，议会圆颅党人提出“大抗议书”，11月22日皮姆提议表决，12月1日凌晨以159∶14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在讨论是否将《大抗议书》刊印散发时，有的议员拔出了刀剑。《大抗议书》列举王室各种滥用权力的事实，要求授权议会实施改革，以便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具体要求包括议会已通过的法案：征税须经议会同意，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挖掉以往许多罪恶的根源、废除全部专卖权。《大抗议书》还要求国王录用的枢密大臣和其他官员要为议会所信任、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等等。《大抗议书》全面表达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专制王权的不满以及改革弊政的要求，是英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曾被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助长了国内反王室、反天主教的情绪，加快了内战的爆发。12月在伦敦市议会选举中，激进派赢得胜利。
1641年7月，议会废除星室法庭和教会最高法庭。8月，议会同苏格兰媾和。9月，议会休会。
1641年底到第二年初，伦敦市民一再请愿，要求把主教、主持牧师、教士大会等“连根带枝”一齐废除，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最后以微弱多数通过，但上院拒绝批准(1646年6月1日主教制才被废除)。1642年6月4日，查理一世带领400名军人闯入下院，逮捕皮姆等5名议员，但“这些鸟儿已经飞走了”，他们被伦敦市民藏匿起来。下院拒绝交出这些人，说这关系到议会的特权。查理率领卫队从议会出来进入伦敦城区时，被武装起来的市民挡住去路，连肯特、白金汉郡的大批农民也进入伦敦，沿途高呼“保卫议会，保卫王国”的口号。几天之后，皮姆等五人在群众簇拥之下，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下院。面对议会的敌视和市民的反对，查理一世于1月10日仓皇逃离“叛乱”的首都。6月2日，议会给国王送去《19条建议》：国王应同意议会的军事法案，军官由议会任命(其背景是上一年爱尔兰起义)，按议会愿望实施祈祷仪式。由议会任免大臣，指定国王子女的保护人。这些主张都被国王所否定。7月，议会组建公安委员会，由埃塞克斯任议会军总司令，共有2万步兵，4 000骑兵。查理一世在英格兰西部和北部贵族以及绅士支持下，经过一番策划，于1642年8月22日黄昏时分在诺丁汉的卡塞尔山升起王党旗帜，宣布讨伐议会里的“叛乱分子”，内战开始了^[2]。由于这次内战的爆发与清教的勃兴有着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历史学家也常把它称为“清教革命”。
英国内战　内战爆发后，英国国内立即分裂为两大阵营：拥护国王的称作“骑士党”，包括封建大贵族、宫廷官吏和享有特权的金融家、大商人，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身佩长剑，头戴假发，由此得名为“骑士党”。支持国王的地区主要是北部和西部。拥护国会的称作“圆颅党”，包括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平民和农民，多信奉清教，因爱蓄短发而得名。支持国会的主要是工商业和农业较发达的南部和东部地区。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双方阵营中，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差不多。双方都有贵族，都有乡绅，都有富商巨贾和一般商人，也有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工匠。贵族会把自己的佃农裹挟进来，因此双方都以普通农民为主干。议会后来改组军队，建立新军，其中骑兵又以自耕农为主，自备马匹军械。这些人自主意识强，有政治觉悟，经济上又独立，不需仰别人鼻息行事。相比之下，步兵多为贫苦佃农，他们依附于本地乡绅，和王军一样，往往是被强征入伍的。双方阵营中各阶层的比例也大体相当，和当时整个社会的结构基本吻合^[3]。
自由是议会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而革命的真正目的是树立议会的主权。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议会已经对王权的专制提出了挑战，只是因为伊丽莎白的政治手段高明，才使冲突没有演变成战争。詹姆斯一世登位后对议会的合法权利进行挑战，并一再使冲突升级;查理一世则对议会的存在加以否定，最终使暴力冲突不可避免。战争爆发时，议会仅是为生存而战;随着战争胜利，议会提出了主权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议会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主权。从这个角度看，革命的实质是推翻专制。
内战初期，由长老派控制的国会军不断失利，骑士党一度控制了全国3/4的土地，伦敦也受到了威胁。在危急关头，1645年初，国会开始改组军队，由以奥立佛·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4]执掌军队指挥大权。
克伦威尔(1599—1658)出生于亨廷顿郡的一个新贵族家庭，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从1628年起当选为历届国会议员，参与起草《根枝法》、《大抗议书》等国会重要文件。内战爆发后，他在家乡组建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千人骑兵队，在1644年7月的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击溃了骑士党的军队，取得了内战以来国会军的首次大捷，克伦威尔从此名声大振。1645年1月，他受命改组国会军为“新模范军”，有2万多人。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支统一而集中的常备军，士兵主要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着统一的红色上装，纪律严明。在同年6月进行的纳斯比战役中，“新模范军”大获全胜，国王战败落荒而逃。此后，战局急转直下。1646年6月，“新模范军”攻克了王党的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逃往苏格兰。第一次内战至此结束。第二年1月，国会以40万英镑的代价把查理一世“买”了回来，将其囚禁在纳斯比附近的一个古堡中。
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　战胜了骑士党后，圆颅党内部进一步分裂，形成了国会与军队对立的局面：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长老派控制了政府和国会，是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认为革命应该就此结束，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府;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利益的独立派控制了军队，他们在克伦威尔领导下，主张应当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废除现实社会中束缚工商业发展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对长老会派独占政治和宗教权力不满。1647年3月，国会以减轻纳税人负担为借口，宣布解散军队，遭到士兵们的拒绝。同年8月，克伦威尔带领军队进入伦敦，清除了国会中11名长老派的代表人物，独立派开始控制长期国会。此后，军队内部独立派与平等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平等派主要代表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富农的利益，在军队士兵中有很大影响。其领导人物是李尔本(1618—1657)。该派在1647年10月下旬发布了一份比较激进的纲领草案《人民公约》，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一院制国会，废除君主制和经济垄断制度，所有的人，不论其出身和地位如何，都要服从统一的法律。独立派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军队建议纲目》中，主张保留受限制的王权以及上院，年收入40英镑以上的英国公民才有选举权。同年11月中旬，克伦威尔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大部分支持平等派的士兵改变了立场，然后对少数坚定的支持者采取了血腥镇压，将平等派掀起的政治运动暂时压制了下去。
s　就在独立派和平等派激烈斗争之时，骑士党开始蠢蠢欲动。查理一世于11月11日从监禁地逃跑，准备联合其支持者卷土重来，但逃至怀特岛又被扣留。即便如此，查理一世仍与外界秘密联系，甚至同苏格兰的秘密使者签约，由骑士党联合苏格兰军队帮助其恢复旧秩序。1648年2月，骑士党在南威尔士起兵，开始了第二次内战。7月苏格兰军队大举南下，侵入英格兰境内。大敌当前，军队内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取得暂时的和解，共同保护革命的成果。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各地骑士党的叛乱相继被平定。9月，克伦威尔率领军队乘胜占领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结束了第二次内战。
1648年12月23日，根据克伦威尔的命令，查理一世被押到伦敦附近的温莎城堡，作为发动内战和反对国会的罪魁，等候审判。1649年1月27日，为审判国王而专门成立的特别最高法庭庄重宣布：“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应该被斩首。”30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白厅外临时架起的断头台上被斩首。3月，国会决定废除君主制和上院，规定一院制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5月19日，国会以法律的形式宣布：“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土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将由此构成、缔结、建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共和国”，英吉利共和国正式成立。英国革命发展到了高峰。
共和国成立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控制了国家政权，执行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政策。对没收的王室贵族和教会的大片土地，采用大面积和高价钱的办法拍卖，使土地大都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有些土地则直接“奖给”高级军官。对要求将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民主力量，政府采取了镇压的手段。1649年3月，逮捕了要求实行《人民公约》的平等派领袖李尔本。继而镇压了平等派在军队中发动的起义，结束了平等派在英国革命中的活动。1651年，政府军又用暴力将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掘地派”镇压下去。平等派和掘地派都是代表英国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利益的，是英吉利共和国强有力的支柱，这两派力量的消失严重动摇了共和国存在的基础。革命中的民主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为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统治铺平了道路。
s　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后，克伦威尔的注意力转向了爱尔兰。从12世纪后半叶起，英国在爱尔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先后建立了殖民统治。1641年，爱尔兰人民趁英国发生革命之机发动了起义，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1649年8月中旬，克伦威尔亲率1万余人登陆爱尔兰，发动了英吉利共和国的第一次对外殖民战争。9月3日开始围攻起义军重点防守的德罗赫达城，一周后将其攻下，守城的三千多人几乎全部被杀，连传教士也未能幸免。事后，克伦威尔在给政务院院长的信中说：“守城的敌军有三千人，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现在攻进去，当然不能饶过他们的性命。我相信我们杀死了所有的敌人，死里逃生的人绝不会超过30个”，英国军队还在“处处横陈的尸体中仔细地搜索贵重物品”。到1652年5月，英国军队终于征服了爱尔兰全境。这场战争给爱尔兰带来深重灾难，大片土地被侵略者夺占，三年中因战争、瘟疫、饥荒和流放而死去的爱尔兰人达50万以上，另有许多人移民北美，爱尔兰的人口从1641年的146万降到1652年的61万，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英格兰军队远征期间，查理一世之子在苏格兰被拥立为查理二世，从事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活动。1650年克伦威尔奉国会之召，从爱尔兰返回，又组织一支远征苏格兰的军队。到第二年9月，彻底击败了苏格兰军队。1654年，苏格兰被正式与英格兰合并。
对外发动战争，特别是远征爱尔兰，给英国自身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因为出现了一批新的土地贵族阶层，给旧王朝增加了复辟的力量;参加征服的英国士兵因为获得了土地而更加拥戴克伦威尔，减少了其建立军事独裁的阻力;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也助长了克伦威尔想独揽大权的欲望。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5]
1653年4月，克伦威尔用武力驱散了“不听话”的长期国会。同年7月，克伦威尔又亲自圈定了1130多名议员，召开了“小国会”。但在同年12月12日也被强行解散了。4天后，在克伦威尔授意下，一批高级军官、大商人和伦敦市长提请克伦威尔接受了“护国主”的称号，建立了共和政体下的军事独裁统治。根据高级军官拟定的《政府约法》，护国主是终身职，兼领陆、海军总司令，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并同国会和国务会议共享立法和行政权。在6年的护国政府统治期间，克伦威尔对内实行军事警察统治制度，保护圈地者对农民土地的侵占;对外继续实行扩张政策，1655年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夺取了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牙买加岛，1658年又夺取了西欧“大陆的钥匙”敦刻尔克，为建立不列颠帝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s　1658年9月，克伦威尔病死，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由于小克伦威尔既无军事威望，也无非凡的统治手腕，无法驾驭政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他在第二年便“知趣地”辞去了护国主的职务，背着保王党分子送给他的绰号“坍台的迪克”^[6]，过起隐居的生活。小克伦威尔离职后，护国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高级军官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使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这给旧王朝的复辟提供了可乘之机。
1660年2月，驻防在苏格兰的英军司令蒙克(1608—1670)率军进入伦敦，控制了政局。他派人与流亡在荷兰的查理二世就复位问题进行秘密谈判。4月4日，查理二世在布列达发表了一份宣言，史称《布列达宣言》，承认在内战期间所发生的土地变更;除了直接处死查理一世的人以外，不追究其他的革命参加者;保障宗教信仰自由。5月1日，新产生的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存在仅11年的英国共和制度就此结束。5月26日，查理被隆重迎回伦敦，登上他父亲失去的宝座，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封建复辟时期。
查理二世即位后，并没有履行《布列达宣言》的条款。他宣布参加过审判查理一世的57人犯有“弑君罪”，其中30人被判处死刑，包括已死的克伦威尔，他的尸体被从安葬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挖了出来，枭首示众。国教教会被恢复，并对非国教教徒实行歧视和迫害政策。对外实行亲法政策，以换取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的支持，1662年查理二世以20万英镑的价格将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使英国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扩展贸易的落脚点。查理二世的内外政策严重损害了英国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国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再次突出起来。在1679年产生的新国会中，反对查理二世的议员占了多数，他们坚持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规定在逮捕某人之前应先公布他的罪名，被捕者有权要求立刻依照法律程序审判。该项法律起到了限制王权和保护议员人身安全的作用。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和农村新贵族利益的议员，在国会中被称为“辉格党”;与其相反，支持国王实行君主专制的议员被称为“托利党”^[7]。国会发生了分裂。
1685年查理二世病死，其弟詹姆士即位，即为詹姆士二世。新国王是个傲慢的天主教徒，进一步推行其兄的内外政策，在准备恢复天主教时，他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矛盾空前激化。1687年詹姆士发布《信仰自由宣言》，给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基督教徒以信教自由，此前他已任命了天主教徒在军队和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与16世纪以来英国的反天主教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使资产阶级、新贵族、英国国教和新教徒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他们在反对天主教会的口号下结成了反对国王的联合阵线。当时，詹姆士二世年事已高，人们期待他死后，由其信奉新教的女儿、荷兰执政威廉的妻子玛丽继位。不料，1688年6月，从宫中传出国王的天主教妻子生下了小王子的消息，反对派的期望破灭了。他们四处散布消息这是个假王子，同时写密信给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邀请他们来英继承王位。
“光荣革命”　1688年11月5日，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率领14 000人的远征军在英国登陆。詹姆士虽然调派了两万多名官兵前去堵截，但是，军队都相继倒戈，包括军队总司令约翰·丘吉尔，威廉军队势如破竹地向伦敦挺进。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詹姆士将国玺扔进了泰晤士河，下令解散了军队，自己在12月11日深夜离宫出走，逃往法国。18日，威廉进入伦敦。
1689年2月，英国国会通过了詹姆士二世“退位”的决议，正式立威廉为国王，称威廉三世，立玛丽为女王，称玛丽二世。国会还要求威廉夫妇接受了一份《权利宣言》，规定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中止任何法律，不得擅自加税。未按法律程序手续，不得拘捕臣民。同年10月，国会将这份宣言变成法律，称《权利法案》。从此，英国确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次确立的过程被有些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英国革命至此结束。
长期困扰英国政坛的教派之争也通过立法形式得以解决。1689年国会通过了《信仰自由法》，允许人们信奉国教之外的其他基督教派，但不得支持詹姆士二世子孙对王位的“觊觎”。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规定今后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担任英国国王，英国国王也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

[1]沈汉:《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7页。
[2]张跃发:《近代文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42～143页。
[3]钱乘旦等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159页。
[4]长老派和独立派是清教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形成于16世纪末。前者主张严格按照加尔文教的形式改组国教,由长老在教会和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在内战中,他们不希望与国王真正决裂,在军事上优柔寡断;后者主张每一位信徒都有宗教信仰上的独立自主权,各个宗教团体也是如此,独立于国家政权和教会权力之外。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377页。
[6]Tumble—down Dick,“迪克”是英国方言,指由于无用而被丢掉的东西。
[7]“辉格党”与“托利党”最初是双方在国会中相互攻击的诨号,前者是Whig的音译,原指苏格兰“叛乱者”;后者是Tory的音译,原指爱尔兰“叛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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