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派在革命形势最紧急的关头上台，首要的问题就是稳定国内的局势，动员人民的力量反抗外国干涉军的入侵。雅各宾派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革命措施。首先，连续颁布三个土地法令，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6月3日法令规定，没收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向农民出售，地价10年内分期付清;6月10日法令规定，近200年内地主侵占的公地必须退还村社，如果有1/3的居民要求分配土地，则这些公地在居民间平分;7月17日的法令对于封建势力打击最为沉重，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封建权利，烧毁一切封建契约，若有私藏者，判处5年苦役。这些法令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1791年宪法不合时宜，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24日通过了新宪法，1793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它确认了革命的成果，如共和制、普选权、三权分立等原则，赋予人民更广泛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并宣布人民有起义的权利，以反抗政府对人权的侵犯。这是当时欧洲最民主、最进步的一部宪法。但是，由于当时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很快组成革命专政政权，开始恐怖统治。1793年宪法并未得以实施。

局势仍在恶化之中，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攻入法国境内，国内广大平民要求实行更为彻底的限价政策，并以恐怖的手段打击奸商和反革命。但是，雅各宾派最初表现得比较犹豫，限价和恐怖意味着对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破坏，雅各宾派不愿意走得太远。但是，很快严峻的军事和经济危机就迫使雅各宾派走向激进。经济局势并未好转，通货膨胀持续，大量军费开支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7月13日，“人民之友”马拉在巴黎寓所，被狂热的吉伦特派分子夏洛特·科黛刺杀。国民公会加快了权力集中，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入选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9月4日和5日，巴黎平民举行武装示威，要求实行全面的限价，镇压反革命，征召无套裤汉组建革命军，实施恐怖政策。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9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接受巴黎公社的口号，将“恐怖提上日程”。

雅各宾派至此宣布了一系列的恐怖政策，在政治上，改组革命法庭，组织革命军，审判反革命。9月9日，国民公会下令由巴黎的无套裤汉组成革命军，为恐怖统治建立军事后盾。9月17日，颁布了嫌疑犯法，加速逮捕和审判反革命分子。10月16日，王后以通敌卖国罪名被处死;关押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不准辩护，于10月31日全部被处死;前立宪派的一些成员，如前制宪议会主席巴伊等，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在经济上，9月11日，规定粮食和草料进行征购，实行全国统一价格;9月29日，颁布了全面限价法，这是大革命中第二次限价法令。对近40种生活必需品规定了最高限价，违者以反革命论处。10月10日，根据圣鞠斯特的报告，国民公会正式宣布，法国革命政府将保持到和平来到之时。这意味着以救国委员会为核心的雅各宾派专政正式建立。

严峻的恐怖政策在初期取得相当成效。巴黎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忿激派的主张基本得以满足，无套裤汉进入军队和兵工厂以及政府机构工作，面包的供应得到基本保障。对经济的全面管制，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为确保法国的军需供应，维持战争开支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征购和限价，共和国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对反革命军官的清洗和群众踊跃参军，恢复了法军的战斗力。1793年底，国内的叛乱基本上被扑灭，在旺代地区，约4万叛乱分子被歼灭;12月19日，英军被赶走，收复土伦;1794年春天，全部的外国干涉军都被打退，战线转入法国境外。

局势的缓和意味着恐怖政策已经完成了使命。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特殊手段，恐怖统治为保卫法国革命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在很多地方，违反法制，任意逮捕和杀害嫌疑分子，尤其是在发生过内乱的地区，里昂、土伦和南特都发生过集体性的大屠杀。经济管制和限价法令固然维持了基本食品的供应，但主要是为了军队和公共机构的利益。随着局势的好转，对农产品和实物的征购，对工人工资的限制已经伤害到农民和平民们的切身利益。国民公会还强行推行“非基督化运动”，而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是世代信奉天主教的。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容忍对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侵犯，要求实现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发展资本主义。

雅各宾派内部，罗伯斯庇尔的权威受到挑战。从左的一面，主导巴黎公社的埃贝尔派接受了忿激派的主张，要求将恐怖继续下去，进一步打击富有者和商人，管制经济，对穷人实行救济，并以发动武装起义作为威胁。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能够对平民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他绝对不会接受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平民政权。1794年3月24日，救国委员会将埃贝尔派的主要领导人送上了断头台。3月27日，革命军被宣布解散。从右的一面，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结束恐怖统治，恢复法治，“珍惜人类鲜血”。宽容派还攻击罗伯斯庇尔的专政。但是，由于宽容派中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受人诟病。罗伯斯庇尔在镇压左派之后，为维护权威，决定也镇压右派，4月5日，丹东等人被处死。

对左右两派的镇压使得罗伯斯庇尔权威达到顶点，也使得他在国民公会中空前孤立。然而，用恐怖手段建立起来的权威并不牢固，恐怖需要更多的恐怖作为自保的一种手段。6月10日，罗伯斯庇尔迫使国民公会通过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取消预审和辩护，法庭可以不依靠证据而根据“内心确信”来决定嫌疑犯是否有罪，除了宣布释放和判处死刑以外，别无选择。这项法令使得恐怖统治白热化，在巴黎，一个半月内处死的犯人比此前十四个月处死的犯人还多。但是，这种暴虐的政策促使反罗伯斯庇尔势力空前团结。1794年7月27日(革命历法共和2年热月9日)，国民公会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22人，第二天未经审判，罗伯斯庇尔等人引颈就戮。

雅各宾派专政的失败在于恐怖统治的扩大化，也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正常的社会秩序。作为战时的特殊政策，雅各宾派的统治为挽救法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革命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罗伯斯庇尔后期对滥施恐怖、剪除异己负有责任，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导法国革命走过了最危急的一年^[1]。

[1]参见楼均信:《五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赵文亮:《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载《法国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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