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由哲学研究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恩格斯则由于早年经历的不同，比马克思更早涉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受到了马克思的极高评价，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这些早期的研究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一个组成部分——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这些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将研究的成果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努力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政党组织，以批判各种小资产阶级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另外一些同志在布鲁塞尔共同筹措起“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这一组织与德国、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等国的工人运动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且对当时工人运动中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德国的流亡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改造。

在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组织中，德国的正义者同盟是众多组织中较好的一个，也是影响较大的一个。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先后接受了魏特林^[1]的平均共产主义、布朗基^[2]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正义者同盟取得联系后，积极开展对该组织的思想影响和改造。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的错误。接着马克思又针对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错误思想，于1847年出版了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对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主张的通过组织生产合作社和无息贷款的方法将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是空想。他批判蒲鲁东把劳动创造的价值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与“劳动商品”混为一谈，指出“劳动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他还批判了蒲鲁东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商品的错误观点。在批判蒲鲁东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哲学的贫困》一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3]，运用唯物史观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以后完整的剩余价值学说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批判蒲鲁东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又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从而基本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此时已认识到，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他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1849年，马克思又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对《哲学的贫困》中的这些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表述。

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宣传和实践上的不懈努力，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抛弃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接受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也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邀请他们加入同盟并对同盟进行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按照民主集中制和选举制度的原则组织起来，改变了过去的宗派主义和密谋。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原来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4]，并由恩格斯参与起草了同盟章程。但在同盟章程草案的讨论过程中，“真正社会主义”者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了他们的纲领。恩格斯在同盟的巴黎会议上逐条反驳了他们的文件，并受与会者的委托在旧纲领草案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新的草案，这就是《共产主义原理》。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澄清了存在于工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思想。这一草案在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讨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正式纲领——《共产党宣言》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在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批判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形成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共同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打下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1]魏特林(1808—1871),空想社会主义者,创立了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反对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斗争,而把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无产者的盲目暴动。
[2]布朗基(1805—188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建立“四季社”,其思想和行动都有很强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
[3]宋士昌主编:《科学社会主义通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4]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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