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族同盟与“破坏圣像起义”

正当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不断高涨之时，1565年，与资产阶级利益有联系的贵族组成“贵族同盟”。国务会议成员奥兰治的威廉亲王、艾蒙特伯爵、霍恩伯爵是这个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在国务会议上公开批评西班牙的统治政策，要求在国内恢复“自由”，撤走西班牙驻军，罢免红衣主教格兰维尔，缓和对异端教徒的迫害。但他们又表示效忠于西班牙国王。1566年4月，“贵族同盟”中300多名成员衣着褴褛，带上讨饭袋，向玛格丽特总督递交请愿书，提出废除“血腥诏令”，召开三级会议，停止迫害异端教派等要求。他们宣称，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捣毁教堂，破坏圣像，暗杀神甫。但女总督当即予以拒绝。一些政府官员还咒骂他们是“乞丐”^[1]。西班牙统治者的藐视和污蔑激发了尼德兰的民族情绪，所有的尼德兰革命者和争取独立的斗士接受这一挑战，自称为“乞丐”。他们立即行动，与卡尔文教派商讨对策，同时向德国路德派诸侯和法国胡格诺派贵族寻求帮助。这时，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开始了革命的风暴。

1566年8月11日，在人民宗教法庭的鼓动下，佛兰德尔的一些工业城市中的手工工场工人和城市贫民首先发动起义。斗争的锋芒直指天主教会。起义者手持斧头、木棍、铁锤和绳子直冲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圣骨之类的所谓“圣物”以及其他宗教仪式用品，没收教会财物，焚烧债券和地契。这次革命行动，历史上称之为“破坏圣像起义”。起义很快就席卷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尼德兰17省中就有不拉奔、荷兰等12个省区卷入起义，参加者数万人，捣毁修道院和教堂5 500多所。起义者不仅破坏圣像，还打开监狱释放被关禁的新教徒，迫使市政当局限制天主教僧侣的活动，停止迫害新教徒，承认新教徒有信教自由。起义者甚至建立武装准备夺取政权。反对天主教会破坏圣像起义点燃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尼德兰独立运动开始了。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西班牙统治者不得不假惺惺地作出某些让步。1566年8月23日，女总督玛格丽特发表宣言，答应撤销宗教裁判所，允许卡尔文教在尼德兰自由传教，在城外指定地区做礼拜，特赦贵族同盟的成员。尼德兰贵族们惧怕革命，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班牙统治者的条件，宣布解散贵族同盟。一部分贵族甚至公开协助政府军队镇压起义者。卡尔文派的资产阶级不敢坚持斗争，并号召人民“安静下来停止暴动”。在安特卫普，一些资产阶级代表还参与了镇压革命运动的罪恶勾当。由于贵族的叛变和资产阶级的妥协，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处于危机之中。

(二)阿尔发的恐怖统治与游击战争

西班牙统治者的让步不过是缓兵之计。1567年8月，腓力二世派出一支18 000多人的讨伐军在阿尔发公爵的率领下远征尼德兰，8月22日占领布鲁塞尔，并在许多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设防。阿尔发宣称：“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不把一个富裕的尼德兰留给魔鬼。”他建立所谓“惩治叛乱委员会”，用血腥恐怖手段以叛国罪大肆搜捕残杀起义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8 000多名起义者惨遭杀害。贵族反对派领袖艾蒙特伯爵、霍恩伯爵以及资产阶级领袖安特卫普市市长凡·斯特拉连等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奥兰治·威廉逃往德国。为了掠夺尼德兰人民，阿尔发决定在尼德兰实行新税制，即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征收1%的财产税，土地买卖征收5%的所得税，一切商品交易征收10%的所得税，仅第一项税，西班牙一年就可以从尼德兰盘剥走330万佛洛林。高税盘剥使尼德兰的贸易停顿，工商业倒闭，经济陷于瘫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许多人流亡国外，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阿尔发公爵的屠杀与掠夺政策，迫使许多贵族、商人和手工业者流亡国外。奥兰治·威廉在他的德国领地拿骚继续策划革命，期望能得到德国新教诸侯和法国胡格诺贵族的援助。1568年，阿尔发传令要他到“惩治叛乱委员会”受审。威廉率领3万雇佣军到尼德兰抗击西班牙的军队，但被阿尔发打败。此后直至1572年，他曾多次进军尼德兰。由于威廉把军事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雇佣军身上，不去发动人民群众，结果全都失败。

当贵族和资产阶级亡命国外时，尼德兰的革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打击敌人。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贵族分子转入佛兰德尔和海诺特的森林里，组成森林游击队，称为“森林乞丐”，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西班牙的小股军队，惩治天主教神甫。在北方，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的作坊主、渔民、港口工人、某些造船主和乡村卡尔文教派商人，组成“海上乞丐”游击队，在海上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沿海据点。

[1]黎家勇:《世界近代前期政治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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