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当西欧率先步入资本主义门槛之时，东方诸国仍然在封建的故道上缓慢前行，政治上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经济上以农本经济为支柱。当时，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态势尚不明显，如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盛极一时，威震欧洲;东亚的中国拥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殖民者的入侵。但是应该看到，地理大发现后，西方人在东西两半球文明的汇合和世界整体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主角，其殖民势力逐渐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并将亚洲作为其活动舞台和掠夺对象。特别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壮大，资产阶级更加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在英国等国爆发并取得胜利;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也开始经由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局部地适应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表现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趋势。在欧洲资本主义呈现勃勃生机的同时，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领先于欧洲的东方诸国则被动地卷入了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欧列强的挑战面前，统治者的昏庸、制度的腐朽、商品经济发展的迟缓以及对世界新格局的茫然无知或难以适应，使其日益朝着封闭、衰落的方向发展。在远东，统一伊始的日本一方面全力加强和巩固封建的幕藩专制政体，另一方面对不断东渐的西方经济文化锁闭国门;在南亚，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使印度次大陆陷入此起彼伏的内外混战，西方殖民主义者乘虚而入，印度最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近东，军事扩张的失败和欧洲列强的入侵，使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危机四伏，统治者虽屡屡发动改革却仍然无力回天^[1]。明清之际的中国与东方诸国一样面临着占有优势的西方的挑战，由于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和思想禁锢，也失去了重振国威的机遇，丧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

[1]金卫星、刘大明主编:《世界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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