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是“开明专制”的基本前提。

18世纪，中、东欧一些国家的手工工场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仅拥有可观的经济力量，而且日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强烈要求改变旧的封建制度，以求得自由发展并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1]。但是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还远远落后于英、荷、法等国，封建农奴制度尚未解体，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触动。国家的各级政权完全由封建贵族所把持。资产阶级既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未来社会中应处的地位。此外，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与封建母胎的脐带未曾割断。因此他们不可能发动一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并引导它走向胜利。他们只要求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进行和平、渐进的改革，而且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

(二)“开明专制”是这些国家试图摆脱落后困境，赶超先进国家的表现和结果。

中、东欧国家自地理大发现、贸易航路大转移以来就一蹶不振，特别是由于腐朽的农奴制和顽固的行会制束缚，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迟缓，社会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欧地区。经济上的落后造成政治上的无力，中、东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是以配角身份出现的。18世纪中叶，中、东欧国家一些年轻君主纷纷执政，他们有感于国家的愚昧、落后，矢志改革，实行了具有近代特征的“开明专制”统治方式。

(三)开明君主认为“开明专制”的方案是解决国内矛盾和巩固加强专制权力的良方。

“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他们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特权深恶痛绝，力主对现实进行深刻变革。他们认为这种变革的实现，只有依靠理性和法律的法则，并且由开明君主来主持。他们还指出，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赋予君主在法律范围内行事的专断权力。这样，“开明专制”成了由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过渡的桥梁。

启蒙学者的主张十分符合当时在位的一批欧洲君主的心意：必须改变现状，同时必须避免革命。在开明君主看来，“开明专制”这种妥协性的方案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为数不少的君主表示乐于接受“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同时用一种实用的态度对它加以改造。

(四)不少开明君主确实受了启蒙学者进步思想的感染，思想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

不少君主悉心阅读启蒙大师的著作，这在欧洲宫廷一时蔚然成风。君主们还与启蒙大师建立了友谊，时常保持书信联系。弗里德里希二世24岁就开始同伏尔泰通信，并在1750年把伏尔泰请到柏林，并赐给他“御前大臣”的荣誉职位。叶卡特琳娜二世不仅跟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通信，而且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编写百科全书。

[1]谭建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新论》,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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