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时候，京都的粮食要由江南运去，沿途转运造成一定的损耗。所以，在江南收税粮时，除了收“正米”外，还要收一定量的“耗米”。“正米”是法定的税粮，而“耗米”则是在“正米”的基础上每石多收几斗，以抵消南粮北运途中的损耗。

周忱当江南巡抚时，征收的“耗米”不足“正米”的十分之一，运抵京都折扣后，每年还有余粮剩下。可以说，周忱当了18年的江南巡抚，在漕运问题上成绩斐然。

但是，周忱刚到江南做巡抚时，漕运的情况并不妙。仅苏州一地就欠交税粮790万石。周忱觉得奇怪，此地乃鱼米之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周忱就常撑着一条小船，沿村逐巷，到处去征求意见，了解民情。经过一番调查，他才知道，症结在于当地的豪富大户不肯交“耗米”，官府将这部分转嫁到贫民身上，使贫民无力支付，纷纷逃亡异地，形成了税粮欠交的情形。

鉴于此种情况，周忱当即决定，进行改革：一是无论官田、民田一律得出“耗米”。二是为减轻百姓负担，奏请朝廷减免80多万石税粮。三是规定征收“耗米”不得超过“正米”的十分之一。这样，使一般老百姓能够负担得起。于是，逃离的人纷纷回来税粮也交齐了。四是改革运粮制度。因为按照当时的运粮情况，仅有“正米”十分之一的“耗米”是不足以抵消途中消耗的。因此，周忱首先裁减粮长。过去每乡粮长正副3人，每年7月同赴京都交粮，往返资费由百姓负担。周忱只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并轮流到京都交粮。这样就节省了开支。过去没设粮仓，粮食放在粮长家里，粮长可以从中贪污。周忱就下令建粮仓，派专人看管，堵住了漏洞。其次，周忱改革了漕运制度。以往漕运由军队和纳税人各运一半，军运船只由官府供给，百姓则租船运粮，加以各种损耗，大致运米1石要耗米3石。周忱改军民共运为兑运，即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由漕军再接运到通州。这样减轻了徭役负担。第三，改革日俸支领办法。以往公侯禄米、军官日俸，均在南京户部支领，苏州、松江二府百姓将税粮转输南京，每石加运费6斗。周忱奏请禄米、日俸就各府支取，每石给船价米1斗。这样原先每石加征的6斗，还余下5斗，余下部分储存在各县粮仓里，称为“余米”。“余米”多了，就减收“耗米”。每二年收“耗米”为原来的十分之六，第三年则只收一半。即使这样，每年还有富余。明英宗正统初年，淮扬地区闹灾，周忱就调“余米”去救灾。周忱在江南22年，每逢灾年，就用“余米”贴补灾区，除正常赋税外，没有征收过其他额外捐税。凡是有进贡、修缮官署、学校、祠庙、古墓、桥梁、疏浚河道等开支，均从“余米”中取得。

周忱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足智多谋，而且，还在于他了解民情，顺应民意，所以，有人说周忱的方法是“循之则治，紊之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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