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报中，提出来的处理皖南事变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这一方针，是皖南事变后，为挽救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危局、避免内战、维护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有效的谋略。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认为，事变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形势虽然极为严峻，但已经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在突然事变面前惊慌失措，深刻认识到坚持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既不对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一味妥协退让，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战的势力以借口。为着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挽救濒临破裂的危局，继续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中共中央处理皖南事变，采取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和军事上暂取守势的方针。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等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痛斥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真相，并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中共在大敌当前，始终把全民族抗战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军事上暂取守势的处理皖南事变的方针，在实践中赢得了成功。它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极端孤立的狼狈处境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表示愿意继续国共合作抗日。中共的正确谋略，顺乎民心，赢得人心，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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