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英、法等资本主义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与英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时局震荡的形势，深深地刺激了郑观应。他早年曾放弃科举，学习经商，后来又担任过外国洋行的高级买办，对外国经济侵略的了解比较深刻，70年代后，他开始向民族资本家转化，成为早期民族工商业者一个代表人物。由于他的这种经历，使他能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一书中首先提出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商战”谋略。

郑观应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两种形式，即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针对这两种侵略方式，中国必须用“兵战”来抵抗外国的军事进攻，以“商战”来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还要把后者放在首位。怎样进行“商战”?他具体地提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十项“商务纲目：发展丝茶;机器织布;机器制呢;酿酒制糖;振兴土特产品;奖励开矿;广采煤油、自造火柴、整顿瓷厂。多出口瓷器;推广杭、宁绉绸，增强竞争能力，等等。这个“商务纲目”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民族工业的蓝图。

依靠谁来进行“商战”，他曾主张由国家政权来实行“保商之法”和革除“困商之政”，包括给予专利权、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抑厘卡、减轻其他捐税负担等等。最初，他对洋务派官僚有很大幻想，指望通过“官督商办”来实现这些计划，但是经过长时期参加洋务企业的亲身体验，感到“官督商办”的企业没有生命力，官权压制商意，窒息着民族工业的成长，因此后来他提出了办新式企业应该“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盛世危言》三编，卷一)的意见。

郑观应所谓的“商战”，其范围不仅限于狭义的商业，而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所提出的“人尽其材”、“地尽其力”、“物畅其流”的主张，事实上就是一个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以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郑观应还是突出地强调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针对许多顽固派为反对发展新式工商业而提出的“以农立国”的说法，他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初期的改良思想家都曾经提出过以商业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但是郑观应以更完整、更明确的形式把这种主张表达了出来，而且把它概括为“商战”。他为发展中国的工商业而精心策划的这一谋略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实现，但它却对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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