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强合弱，北攻突厥的始谋者为隋朝名将长孙晟。

公元581年，隋文帝代周之后，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并放弃和亲的办法，而采取防御和抗击的方针，突厥统治者对此十分怨恨，常常南下侵扰，威胁隋王朝的统治。隋朝虽然在北部加固了长城，增筑不少城寨、亭障，在幽州、并州等地屯兵数万加强防守，但是仍不能阻止突厥的南进。为此，隋王朝不得不在战略上重新进行谋划。曾经出使突厥，了解突厥山川形势和部众强弱的隋将长孙晟认为，突厥四可汗分立，但其内部矛盾重重：摄图立为大可汗，其叔玷突实力最强，而位在摄图之下，心怀不满;其弟处罗侯曲意收揽人心，为摄图所忌，心怀疑惧;其从兄弟大逻便力量较小，畏惧摄图，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强就依靠谁。尽管如此，但突厥兄弟叔侄各拥重兵，实力尚强，“难以力征，易可离间”(《隋书·长孙晟传》)。于是，他建议隋文帝采取“离强合弱”的谋略，先分化、孤立、削弱摄图的力量，然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灭)其国“(《隋书·长孙晟传》)。隋文帝用其策，并发重兵反击突厥。

为了成功地运用“离强合弱”的谋略，取得北攻突厥作战的伟大胜利，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策略措施：

先打后拉，稳住陈朝。为了解除北攻突厥的后顾之忧，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隋王朝采取先打后拉的策略稳住了陈朝。公元581年9月，隋文帝派兵分路攻陈。次年春，陈叔宝为隋的威力所震恐，割还胡野(今江苏六合西南，长江北岸)求和。隋文帝顺水推舟，许结盟好，即命隋军班师。陈叔宝既慑服于隋军的声威，又满足于暂时的苟安，因而在隋北攻突厥期间，始终未采取任何行动。

利用矛盾，离间突厥。为了分化、削弱突厥的力量，隋文帝于公元581年派太仆元晖出伊吾(今新疆哈密)，结好玷厥，由西面牵制摄图;派车骑将军长孙晟出黄龙(即和龙，今辽宁朝阳)，联络奚、蹟、契丹等部及处罗侯，游说他们站到隋王朝一边，从东面牵制摄图，从而分化了摄图的力量，使突厥“首尾猜嫌，腹心离阻”(《隋书·长孙晟传》)，为军事进攻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承衅北进，击首伤体。隋王朝经过三年的离间和军事准备，到公元583年春，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隋而不利于突厥的显著变化：其内部相互猜疑，矛盾尖锐;境内旱蝗灾害严重，水草干枯，疾病流行;加上连年作战，赋税不济。隋王朝遂集中兵力，以摄图为主要打击目标，分路出塞进击，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军，摄图潜草中逃走。隋军重创摄图，使突厥统治集团内部因战败而互相责难，以致自相残杀。

军政并举，打抚结合。在军事打击的同时，隋王朝利用突厥内部不断加深的矛盾，争取了玷厥、处罗侯、大逻便等部的归附，使摄图完全陷于孤立，最后被迫向隋投降。隋对归降各部均予以安抚，使他们安居其地，保持隋王朝北部地区的安宁。

“离强合弱”谋略的成功运用，保证了北攻突厥之役的胜利。此役巩固了隋北部地区的防务，为南进灭陈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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