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下，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策略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为根本;所谓“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等。较早地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冯桂芬，1861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后，谈西学者大都有类似说法。洋务派把它付诸实践，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维新派则认为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改变封建主义的“体”。但在一个时期内，洋务派居于优势。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活身心，西学应世事”，对这一主张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中学就是孔学，孔学的核心是忠孝，以忠孝为治国之本，这一观念是伦理道德的规范，又是政治的最高准则。在遵守这一最高准则的前提下，可以吸取西学。所谓西学，他认为有西艺和西政两部分。西艺包括算术、绘图、矿冶、医学、物理、化学等。西政包括学校、地理、财政、武备、律例、通商、工业等。虽然，他理解的西学比地主阶级改革派所指的船坚炮利的内容有所扩展，但是，比起资产阶级改良派所理解的西学要狭窄得多。他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的民权观、君主立宪制，认为在中国不能讲，也不能实行。他也反对学西方哲学，认为学习它就会流于空谈，或引起祸患。由此看来，他的西学就是办洋务。至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认为中学是本，是主，西学是网，是次，只是起着补阙的作用。这就说明洋务派的这一策略方针是企图利用西学来救急和治标，目的还是要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策略方针的提出在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60年代，冯桂芬提出时，风气未开，他鼓吹西学，其社会影响启发了人们去改革、维新，因而其作用是进步的。90年代，新学大兴，张之洞虽也讲西学、变法，但着重点却在卫道、守旧上，因此其作用则是反动的。不过，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促进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是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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